1991年，29岁的我，告别了六年的教书生涯和一年的煤矿党办秘书的工作，成了铜川日报的一名员工。

在办理调动手续的一年时间里，我读完了厚厚的一本报刊编辑手册，做了大量的笔记，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因为即将开始的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工作，也是我最喜欢的职业，我不知道我能否干得很好，但我一定尽力做到最好，虽然在此之前，我只是喜欢文学，喜欢散文，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但我甚至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过一条简讯。

刚开始在报社办公室待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此后，就去了画校室，跟着一位蔺姓老同志学画版，即在一张有着很小方格的版样纸上，既要把文字图片安排得很协调，让版面看起来很舒服，还要让那些文字恰好刚放下。因此，计算文章的字数，就很关键，每天晚上，第一件事是把每一篇手写稿件的字数算出来，标在稿件上，然后，再依据编报部主任标好的稿件次序，设计在报纸上的稿件位置。对于有经验的老画版员来说，三下五除二，一个版面就画出来了，但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一个版面常常要折腾很久，真正排版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字数放不下，比如图片出来后显得很小，版面不好看。记得第一次画版的时候，我几乎折腾了一个晚上。

那个时候，稿件是手写的，画版之后交给录字员，录字之后，灌字，所谓“灌字”就是录字员依据画版员提供的版样纸在电脑上画出电子版样，然后把相应的稿子放入版面相应的位置，这个时候字数算的不准，就会出现问题。排版之后，再交给画版员进行校对，三校之后，一个版才算基本告成。然后出硫酸纸，出胶片，出PS版，上印刷机印刷……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之后，电子排版的革命，才真正的解放了生产力。

但是，那样的画版，却叫人养成了精细的作风。

就是在画版校对的时候，我也不时地写一些稿子，当然大多是一些文学稿件。偶尔的一次，听说当地发生山火，我连夜赶去采访，问了很多人，采访了很多细节，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结果发表出来的时候，却只有一二百字的一条简讯。当时的编报部主任冀平对我说，新闻不是文学作品，不是小说，不需要渲染，不需要形容，如实写来就可以，我算是第一次对文学和新闻的区别有了一个真切的理解。

大概一年后，我被派往铜川日报城区记者站当记者，主要报道城区的地方新闻。当时的铜川日报在地方的影响力很大，地方政府很重视，也很支持。去报社之前，我就知道铜川日报有个记者叫张锦国，写批评报道很出名。有一年刚过年，就工作作风批评报道了耀县政府机关上班第一天的情况，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张锦国也因此名声大振。到了报社之后，才知道是一个陕北汉子，个子不高，但是看起来很壮实，尤其是骨子里有一种蔑视一切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由于此前的报道，就对他充满羡慕和崇敬，而我当记者站记者后，他就是记者部的主任；同时在耀县记者站当记者的赵海鹏，也差不多和我是一同进入报社的新人。我们都很努力，也都暗暗在较劲，就是每天在报纸上看对方写了什么好稿子，然后自己再努力写出更好的稿子，不断吸收别人的长处。当时的报社风气可是真好，业务探讨的风气很浓，大家都想着如何写出更吸引人的稿子，更能引起轰动的新闻。当时编辑部的主任是王毅，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他的言论写的很好，常常一篇言论就会引起热议，本报评论员的文章，社论多出自他的手，有理论，有思想，最根本的是，他善于表扬人，任何人写了好稿子，他都不吝由衷的表扬，当时他的手下有一个韩晓晖，受他的影响，也是喜欢写言论，稿子也写的很精致，在很短的时间内，业务就有很大进步，没有多久，就去给领导当秘书了，再不久，就当组织部的副部长了，据说现在已经是秘书长了。

我在城区记者站工作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一次爆炸案。那天夜里大雨，大约凌晨两三点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不是打雷，明显就是剧烈爆炸，我当时就感到有事情发生了，但是当夜雨很大，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门，赶往爆炸发生的地方，一座民居的二层楼被夷为平地，空气中充满着血腥味。了解得知，一个煤矿的工人，和这家的女孩子谈恋爱，后来女孩不同意，家里也反对，懂得爆破的煤矿工人搞了一些炸药，雷管，再一次来到那个女孩家，问同不同意，女孩和家人当然不同意，于是引爆，房子夷为平地，门前的树上，挂满了炸成碎片的人肉……

写那篇爆炸案稿子时，我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唯恐哪一个字词不慎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一改过去的随意评论和胡乱抒情。我觉得一个记者要成熟，让他写几篇批评监督性的稿子，他就一定知道怎么珍惜字词，他也就学会了如何把文章写精炼。张锦国当时有一句名言，写监督性的稿子，你就准备好打官司，要保留好所有证据，同时还要让任何人抓不住你的把柄，只有在这样的心态下，你的批评监督性的稿子，才能写好。

当驻站记者大约一年后，报社因为招录了一批新人，我被调回报社，当记者部副主任，是张锦国的下手。新来的大约十个新人，被分在记者部实习，对这些人的培训，先是从学习开始。记得是冬天，特别冷，每天晚上，大家按时在记者部的房子里学习采编知识，无论多大的风雨，无论多么冷，时间一到，大家都齐刷刷地到达，当然，也同时矫正了一些人的不良的社会习气，比如一些人随意地拿别人的东西，胡乱的耍无冕之王的脾气等。只感觉当是每个人都满怀着一种崇高的职业理想，每个人都十分珍惜自己所从事的那份工作。后来也还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原本很不错的人，在实习期满后，硬是给退了回去。大家都很遗憾，但都无可奈何。但是，留下来的段海洲，张长江，滕兑现，姜新民等，后来都成了骨干。

大概是1993年，我成了铜川日报文艺部的主任，当时铜川日报是小开版，但是很精致，她有一个副刊叫“金锁关”。金锁关是当地的一个地名，也是一个咽喉要地，接手副刊之后，我是用了一些心思，在选取稿件上，提高了标准，几乎每一期都有叫人眼睛一亮的文学作品，所以很快，金锁关副刊就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那个时候，报纸副刊的来稿都是纸质的，全国各地都有，所以选择的范围很大。处于公心，把真正的高质量的稿件选择上，读者自然会喜欢，也自然会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而一些人把持副刊，很容易把副刊变成自己熟人或者朋友的自留地，晃来晃去，就那几个人，看来看去，就是那一种味道，所以，久而久之，大家自然生厌，不满，甚至抛弃，但编者自己，却常常自我陶醉，毫不自觉。

不就，铜川日报就在金锁关副刊的基础上，办起了《铜川日报.周末版》。当时全国报界风行各种文化专刊，各种文化版风起云涌，的确也出了很多好稿子，对一些文化的深层次探讨也相继开始，对一些文化观念的反思也同时进行，各种思潮也竞相出现，来稿中水平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稍不注意，一些观点有问题的稿子就可能放出。记得有一年是猪年，各种《猪年说猪》的稿子纷至沓来，那些稿子大多来自南方的一些投稿专业户，写成之后，复印无数份，给全国各地的报纸乱投一气，他们并不在乎发表之后的样报，而在乎稿费，有些人一篇稿子可以得到不少的稿费，搞得北方的一些人喜欢文字的人也开始模仿。本人在那个时候，在全国各地的报社，也发表了不少稿件。记得一个同事，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和我在一个部门，有时候一天的稿费单就是五六个，合起来就是二三百元，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四百元。

靠文化赚钱，赚文化的钱，在当时风行一时，但是就是那一篇《猪年说猪》的稿子出问题了。不知是哪家报社发了那篇稿子，引起了民族矛盾，结果上面一家一家报社查，查到铜川报社文艺部的时候，问，有没有见到那篇稿子，我说有印象，问有没有发表？我肯定的回答：没有发表！没有发表不是我有多高的政治意识，而是那样的稿子实在没有多少意思。那些人，能把十二生肖的稿子轮番着投递，只为那一点稿费，无聊得很。还有一些人，知道报纸总要唱四季歌，五四、六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他们总是恰到好处地寄来相应的稿子，词语很华丽，主题很高大，多是赞颂讴歌国家，报纸又需要这样的文字，于是编辑就选用了，尽管编辑并不是十分满意，但是没有更好的额选择，也只好那样。但是，我有一个原则，类似这样四季歌的稿子，尽量用当地原创的稿子，尽管可能质量未必一定很高，但有自己的特色，也保证不出原则性的问题。

这样的，《铜川日报.周末版》一直办到我离开的1998年，此后可能还继续办，不过变成了大开版。调离铜川日报前，我把由我主编的《铜川日报.周末版》装了几个合订本，带到了我此后所要工作的《咸阳日报》社。那几本合订本，看起来并不厚重，也不伟大，但是，她却是我几年的工作心血，也是我对于报纸副刊编辑工作理解和执行的物质样本。

1998年，我回到了故乡的报社——咸阳日报，期间经历过很多波折，但结局总算还好。也是在那一年，我以铜川日报记者的身份，获得了新闻高级职称。

我的老家泾阳属于咸阳，我的大学也是在咸阳上的，大学的同学大多都在咸阳。其实一直以来，我没有太多的故乡情结，很小的时候，我就梦想要离开故乡，如何离开并不知道，总觉得远方才是我要去的，这大概和我的三叔在新疆工作有关系。许多人对陕西人有一个比喻：打死不离疙瘩庙，意思陕西人大多不愿意离开故乡，这大约是这块地方总是风调雨顺、没有大灾大难有关，所以陕西人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很容易满足于现状，又有一种说不明白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不像那些地理位置，生活艰苦地方的人有闯劲，有开拓精神。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随便撒一把种子，就会有不错的收获，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人们，似乎用不着为了生活那样拼命，当然在外人看来，有时候就成了一种懒惰。

但也有例外，往往走出陕西的陕西人，却都容易创下不俗的业绩。大学毕业的时候，不少同学都远走新疆，后来也都干得不错，我也差点去了新疆，但是临到跟前了，父母却不同意。我因为毕业前夕在《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文章，学校原本是把我分配在三原南郊中学的，那是全省的重点中学，但是，我却死活要去铜川，尽管那个时候对铜川毫无概念，就这样到了铜川，到了铜川矿务局，到了陈家山煤矿中学。

在铜川，我在企业干了七年，在铜川日报干了七年，大学毕业十四年后，我又回到了故乡的这个城市。倘若不是继续到报社工作，我是不会回来的。说老实话，故乡对于我，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尽管我知道，我是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

初到咸阳日报，自己感觉和在铜川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咸阳从地理位置到人口数量，都比铜川要大很多，所以从招商引资到项目建设，显得很大气。那个时候，铜川的招商引资项目，一般是几千万，上亿元的项目都很少。但是，咸阳动辄就是几个亿，十几个亿；城市建设，似乎也比铜川来得更有气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咸阳的人文环境，远远比不上铜川的人文环境，咸阳的许多事情很复杂，更多的精力要耗费在人际关系上，而不是事情本身上。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铜川出过很多的省级领导干部，但咸阳曾长期因为人事关系复杂，窝里斗导致很难出省级干部。许多原本很简单的事情，却人为的搞得很复杂。比如我的调动，本来咸阳这里已经说好，报社总编同意，宣传部部长同意，主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同意，但最后，居然都无能为力，我终于想起了铜川日报原来的社长在听说我要调回咸阳的时候，对我说的那句话：咸阳很复杂。这种复杂就使得你很多时候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但却不知道找谁去说。

刚到咸阳日报工作的时候，一个在外地当领导的人刚回到咸阳当一把手，他要彻底改变长期影响咸阳发展的政治生态。他在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上明显提出“反对窝里斗这种腐败”，我那个时候，刚到夜班当编辑，看到这个观点，立即觉得这是一个好言论的标题，就此写了一篇言论，报社总编当时不敢发，要市委的一个副秘书长签字，这当然也是工作程序，我第一次找市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看了稿子后高度肯定，并批示要求在报纸重要位置发表，那篇言论才得以发表，发表后当然引起了很大反响，此文后来获得陕西新闻言论一等奖，并被收入北京广播学院辅导教材。

写言论稿子尤其是带有批评性的言论稿子需要胆识，“胆”是胆量，比较敏感的话题，大家都讳莫如深甚至回避但又都在私底下议论纷纷的话题，你敢不敢于触及？“识”是你认识问题的高度、深度，就是那些大家议论纷纷但又讳莫如深的话题，你既要有胆量说，还要有水平说得让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就是那些被文章触痛的人，也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个度的把握才真正需要水平，当然把握大局，了解大局的发展和走向，则是必须的。

1999、2000年，咸阳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人们的精神面貌呈现出一种勃勃生机的现象，依据咸阳城市建设的规划展，我写了展望咸阳未来的稿子《咸阳未来不是梦》；依据咸阳一年来经济建设，市民生活，干部精神，招商引资等令人欣喜的新闻点滴，我关注每一天的报纸，把那些和咸阳经济发展有关的点滴新闻记录下来，连续两年写了咸阳全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的综述报道，其中，《冲向辉煌》还获得陕西新闻通讯一等奖。这样的报道模式，对我而言，是一种探索，对于咸阳日报的日常报道来说，恐怕多少有点创新意义，因为此后，有人模仿这样的方式，写过全年的工作报道综述。这大概也是一种影响吧。期间，还有一篇言论《看着老百姓的脸色行事》和《冲向辉煌》在同一年获得陕西新闻一等奖。

不久，报社决定我负责文艺部工作，因为有铜川日报文艺部工作的经验，对此，我是有信心的。翻看了几年的咸阳日报副刊，觉得咸阳是一个文化很厚实的地方，文艺人才很多，水平也很高，喜欢文学创作的人很多，有文学成就的人也很多，但就报纸版面而言，有些不活，稿件选取上，长稿子太多，俗常的选题太多，给人新鲜感的文章比较少，让人耐看的文章少。一些栏目过于陈旧，为此，我设置了不少新的栏目，稿件的要求上，短小精悍，文字要有新意，作者也要有新面孔。很快，咸阳日报的副刊《古渡》就让人感觉有了一些新意，愿意关注投稿的人，越来越多，希望在上面发稿子的人，越来越多。当然，通过古渡副刊的这个平台，我也认识了咸阳的很多文化人。

当时，咸阳日报也有一个《周末专刊》，就是那种文化专刊，刊登文化新闻，人文类的知识性稿件，文学性作品，由于版面特色明显，选取稿件注重质量，注重信息量和知识性，《周末专刊》也非常受欢迎，大约有两三年，《咸阳日报.周末专刊》是地方党报的一个亮点，每一期的报纸，都有喜欢者用心收藏，也有不少的人，把上面的好文章剪存下来，以便阅读。大概是2003、2004年吧，我有了一个想法，就是把古渡副刊上近十年来的好文章，辑纳在一起，出版一套《咸阳日报十年优秀散文选》，当时要出版这样的书，报社不可能给费用，但是，我个人又觉得出版这样的书，太有必要了，于是，我找来十年的咸阳日报合订本，一期一期地翻看，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的选择，觉得好的文章，先画出来，后来又动员文艺部的编辑同仁，利用周末时间，把选定的文章剪裁下来，再把那些剪裁下来的文章，依照内容，风格，进行分类，梳理，整理，编辑，在编辑整理的过程中，既注意了作者的广泛性，又主意了内容的丰富性，尽量不漏掉一个优秀的作者，不漏掉一篇优秀的文章，然后，我在社会上寻找了一家愿意协助出版这本书的企业，商量好后，事情算是基本上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给书起了一个自己还算满意的名字《古渡听涛》。咸阳古渡几千年，古渡作为地方报纸的副刊名称，也是名副其实，古渡听涛，既可以是实指，千年渭河流经咸阳，古渡上当然可以听渭河涛声；古渡又作为报纸的副刊，上面发表的各种文章，可不就是万千作者内心的涛声？我们选取的那些文章，起码在我自己看来，无论是选题，语言，文采，都是最能触动心灵的，也是最能激起内心波澜的。然后交给印刷厂，开始录入，排版，校对，第一、二校的时候，印刷厂告诉我大概有八十多万字，于是，删稿，把那些一个作者选取了太多文章的，题材多少有些雷同的，重新编辑校对的时候发现质量并不如当初感觉那样好的，一律拿下，这样的，大概删除了十几万字，剩下了六十三、四万字，编辑成《古渡听涛》上下两册，每一册三十多万字。我找到咸阳的著名书法家叶炳喜先生，让其写了书名，找到画家郭峰先生，让其设计了封面，郭峰选取了一副古画中的一部分，有山有水有船有人，画面雅静，耐人寻味，再配上叶炳喜先生写的漂亮的书名，书的封面，古色古香厚重典雅，还是有些吸引力的。

经过了大约大半年的反反复复的努力，负责印刷的那家厂子也很负责，两卷本的咸阳日报优秀散文选《古渡听涛》终于出版了。此前，咸阳文化界非常有影响力，也受人尊敬的咸阳图书馆馆长梁澄清写了热情洋溢的长篇序文，认为这本书，是咸阳本土作家的一次大集结，是咸阳文学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是咸阳创作整体实力的一次集中亮相，这样高的评价，出乎我的意料。

书出来了，我当然拿给了报社的领导，当时的社长是赵金荣同志，他知道我是找人掏钱出的这本书，于是同意把书的目录刊登在报纸上，以方便那些想要书的人，算是给这本书的一些支持，记得他当时好像还给报社的中层干部买了一部分，也算是对我工作的一种支持。

毫不夸张的说，《古渡听涛》的出版，在咸阳一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听到各种赞扬的声音，为此，还专门在图书馆召开了座谈会，与会者都是令人尊敬的大学老师，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化人，学者，大家毫不吝啬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后多年，不少读者一说起来，对那本书，还是清晰地记着。

我个人先后出版了散文随笔共有四本：《冷眼热泪》《卧听夜籁》《不负今生》《游思》，虽然也各有议论，但却一次也没有开所谓的座谈会。自己的作品，好与不好，自己心里最清楚。找一帮人，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赞美话，然后一哄而散，说到底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或者自己花钱摆场子硬给别人要表扬，在各种出版座谈研讨会此起彼伏热闹非凡的时候，作家自己不掏钱而能开的研讨会，几乎没有。座谈会、研讨会上能够认真看完作品的与会者，非常稀少；大多都是看看书的序言，后记，然后再看上几篇文章，就在那里大谈特谈起来，对于作者的创作，一分钱的帮助都没有，有些赞扬的话，还需要作者用不小的红包去换取，所以，那样的座谈会，研讨会，和真正的创作，和文学已经相去甚远。但唯有我主编的《古渡听涛》，我算是开了一个规格较高，也很正式的出版座谈会，大家的发言既实事求是，又令人感动。

赵金荣社长退休后，报社来了贠国彪社长，贠在市房地局当过副局长，行政经验丰富，对报社的创收看的很重，这个当然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尽管古渡副刊，咸阳日报《周末专刊》读者很喜欢，社会也欢迎，但是没有人投放广告，也创不来经济效益，当时有所谓“叫好不叫座”的说法，到了2004年年底，我就听到说要压缩副刊版面，把版面让给那些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社之长，大家的吃喝拉撒，社长当然要考虑，所以，我能理解。但能理解和真正的想通还是有距离。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张报纸，要创一个牌子，需要很多年的努力和心血，但要毁掉一个牌子，却是一夜之间的事。再说，报纸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副刊就起着润物无声的作用，起着一种文化凝聚的作用，起着一种滋润人心的作用，它根本就不是用来挣钱的，也根本就挣不来钱，喜欢文化的，爱看副刊的，有几个是有钱的人？那种想要用副刊来挣钱的想法，本身就是不理解副刊的表现。我当时刚刚看过师永刚写的关于《读者》杂志的一部传记《解密读者——一本感动中国的杂志》，写到了《读者》杂志的文化坚守，写到了《读者》在金钱面前的坚守，写到了《读者》杂志所给予社会的人文力量，我把那本书很郑重地给了贠社长，希望他能因为看了这本书之后，有一些改变，他到底看了那本书没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最后的决定还是压缩文化版面。但作为报社的一份子，报社的决定，我必须执行！

2005年，周末专刊和古渡副刊合并为四版小开版的《古渡》，版面相当于过去的一个版，但是却全彩印刷，如何把版面大大压缩的《古渡》继续办得耐人寻味，我也是费了不少心思，每一期一版中心位置，一张精心选取的精美图片，版面的容量小了，就选取那些更加耐读而精美的短文章，各种人们喜欢的知识性小文章，还有报纸刊物已经不大刊登的地方曲艺，快板，独幕剧这种艺术种类，我都尽量的给予一定的版面，如此一来，彩印的《古渡》在新年刚一出版，就引起了人们的留意。记得第一次印刷的时候，是在西安一家印刷厂，当时咸阳日报还不能彩印，在那里几乎呆了一晚上，凌晨，拿到印出来的第一份彩色的《古渡》，内心里，还是很兴奋的，当然，也是很满意的。

但是，彩色的小开版《古渡》也只坚持了一年，大概当年十月份的时候，市教育局的领导和我说，能否办一张教育类的报纸，我说可以，教育局的领导又和社长商谈，社长也同意，于是，我又开始了创办《咸阳日报.教育周刊》的准备工作，从栏目设置，到版面定位，到出版日期的确定，全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征得教育局领导的同意。教育局和报社领导商量后，确定2006年，正式出版《教育周刊》，从报社其他部门调来了两个编辑，两个记者，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出版准备工作。

那些编辑记者，此前都不是搞教育的，对教育也不了解，好在我有一些从教经历，一个记者也当过老师，我们就那样开始了。

我们的目的是为教师，教育，学生服务，展现教育战线的各种优秀人物。设计的报头，栏目的名字，尽量体现文化意味，开始的所有栏目，我都邀请梁澄清先生用小楷写成，扫描之后制成周刊的栏题。我给我们的编辑记者说，周刊上的每一段文字，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幅照片，都承载着对于学生的教育作用，一个错别字，老师发现，可能都跟你过不去，一个语法错误，影响的可能是学生的一生，他会认为报纸上就是这样说的。为了促使大家参与报纸，也让大家思考，我们在师生中征集来自师生的妙言警句刊登在报纸底下的边栏上，并署上作者的名字，报纸上，无论是发表学生的作品，还是老师的文章，都一定署他们所在学校的名字；对于学校的稿件，修改后尽可能的发表，给予激励，也许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学校的一个活动，不是什么新闻，学校的一次运动会，一个家长会，够不上新闻，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那有时候，就是很大的一个事，发表了，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激励，因为秉持这样的办报思想，所以，周刊很快就在学生和地方教育系统受到高度重视，参与投稿的人非常多，为了增加读者和报纸的互动，我在教育周刊的四版，设置各种讨论话题，就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要不要惩罚？如何当一个学生喜欢的新时代教师？校园的软伤害等等话题，让大家公开讨论，各抒己见，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让大家的观点公开发表，我觉得这个更多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我给那个栏目起了一个名字《共鸣与争鸣》，也就是说，一个话题，由有一个人的某一篇文章抛出，然后引导大家参与讨论，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好，当然，语言可以激烈，观点可以针锋相对，但必须严格限定在学术范围内，限定在业务研讨范围内，我们先后讨论了十多个话题，每个话题参与者都在几十个人以上，绝大多数的文章，都公开见报，大家踊跃参与的热情令人感动。

我还给每个编辑，都开设了个人专栏，要求他们每一期必须有自己的文字，编辑郭增群开设的是《增群点击》，是一个社会上各种教育新闻热点的点评；给周刊文学版的编辑张颖开设的栏目是《颖言颖语》，我个人在周刊四版开设的是教育时评栏目《冷眼热泪》，除了一年后张颖离开周刊外，《增群点击》坚持到2019年郭增群退休，《冷眼热泪》一直坚持到现在，只不过后来不纯粹只是我个人的文章，一些好的教育言论，也可以进入这个栏目。但这个栏目的知名度，就是靠开始时的每一期我个人的时评，针对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教师不好说，不敢说，教育工作者不能说，我都及时，尖锐而深刻的指出来，那些文章，让教师感到很解馋，他们因此记住了那个栏目，也知道了我，许多根本就不认识我的人，当偶尔的机会得知我就是那个栏目的主笔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感动，许多人对我说：你没有在教师岗位上，为何对教育有那样深刻的了解？我只能说，这是学习和思考的结果。大概两三年后，《冷眼热泪》这个栏目就被评为陕西省新闻“名栏目”。郭增群退休后，年轻编辑薛丽当责任编辑，我把《增群点击》那个栏目换成了《薛丽微评》，开始她说她没有写过这样的文字，不敢承担，我坚持让她写，感觉她写的越来越好，一年后问她的感受，她说，过去只是读诗歌，读纯文学的作品，只从承担这个个人栏目之后，开始关注教育大事，关注教育政策的走向，感觉视野开阔了，关注的点不一样了。

一张报纸，一本杂志，如何培养名编辑，名记者？不能只挂在嘴上，而要给他们提供平台，压担子，鼓励他们的同时，要逼着他们进步和成长，没有人生来就会做任何事，担子压给他们，平台提供给他们，慢慢的，他们总会跳出属于自己的舞姿，报纸杂志也会因为这些个人栏目而成为特色。报纸的特色，一定是由于文章的特色；文章的特色，一定是作者个人的特色，而作者个人特色的形成，必须要保证一定的平台。

但是，现在很多媒体，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狭隘心态，一方面指责新人的不进步，不学习，不探索，一方面如果有谁在文章中有点个人色彩，个人观点，立即就会觉得那人是给自己在争取名声，是个人想成名，所以，报纸杂志上，很少有个人的专栏，很少有个人名字命名的专栏，也很少又让人一下子就记住的编辑记者。

当然，报纸杂志开个人栏目，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真正要开出特色，写出属于个人的独特思考，不仅个人要不断学习，而且必须思想有一定的深度，否则，一篇文章，两篇文章，可能还可以看，久而久之，就很难吸引人，只有真正有实力的歌唱家，才可能开个人演唱会，那些只能把一两首歌曲唱好的人，无法开个人演唱会。但是，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必须要有自己的、社会和读者认可的、能够代表媒体水平和思想的编辑和记者。这样的编辑和记者，本就是媒体的个性化符号，媒体这样的个性化符号越多，媒体一定越有深度，越好看，越吸引人，否则，只不过是按时的出版物而已，上面的东西，没有多少人会记住，也很难吸引固定的读者群。

自媒体也罢，公众媒体也罢，内容的个性和特色才是关键，创出个性和特色，允许个性和特色，保留个性和特色，需要媒体领导者的胸怀和雅量，如果抹去所有的个性，却想让自己的媒体办得人人喜欢，个个爱看，则几乎是缘木求鱼的事。

《教育周刊》从2006年创刊，到今天，已经过去了15年，令人欣慰的是，十五年来，这份报纸始得到广大师生的喜欢，喜爱，和关注，许多人通过这张报纸，个人得到了成长，人生因此有了进步，工作的环境也因此得到改变，在传统媒体越来越式微的情况下，很多人提到教育周刊，总是赞不绝口，对于一个办报者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

因为喜欢，因为用心，每一期的报纸，我都精心的存留着，那上面的几乎每一篇文章，我都认真的看过，甚至，每一期的好稿件，我都存留着，我希望有朝一日，那些我所认可的好稿子，能够编辑成册，把散落在每一期报纸上的好稿子，能够给人启发启迪的好文章，集中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因为好稿子是不怕更多的人读到的，好稿子，让更多的人读到，是一个编辑的责任。我还打算把十多年来留存的那些《教育周刊》装成合订本，也算是自己的一个工作纪念，因为那里边有自己心血，汗水。

做记者这些年，除了编辑报纸，采写稿件，通过新闻报道报道我觉得应该报道的人和事之外，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个是通过自己的联系努力，让一种昔日纯粹只是属于一种民间手艺和个人技艺的“景谷艺术”成了一个职业技术学院的一门专业，并且获得教育部批准，而“景谷艺术”的创始人张景林也成为教育部民族文化记忆行业指导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景谷艺术”在张景林的不断努力下，得到越来越多专家的认可。另一个就是陕西高校设立书法专业的高等院校，在陕招收书法专业学生艺术考试设置的改变。而这个改变，也是我连续新闻报道的结果。

咸阳师范学院是我的母校，这个学校有一个二级学院，就是于右任书法学院，于右任是陕西人，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法学院又成立在咸阳师范学院内，但是，该学院成立七年，却没有在陕西招收一名学员，招收的学生都是山西山东的，原因就是陕西高校艺术类考生的艺考门槛设置，报考书法类的考生，艺考考的却是色彩和素描，而山东山西却有专门的书法艺考，于是七年没有招一名陕西的书法考生，而这样的问题不只是咸阳师范学院于右任书法学院有，西安的几家设有书法专业的高校，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的书法考生都来自外省，没有本省的，这显然是因为考试设置，把自己本省的学生挡在了外面。得知这个情况后，我连续做了报道，并在西安相应的学院采访，后来在陕西日报发表后，又在互联网引起巨大反响，现在依然可以查到。报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三年前，这种考试设置终于得到改变，艺术类考试，报考书法专业的考生，就考书法，而不再以素描色彩作为艺考的成绩，许多喜欢书法的陕西考生，因此可以报考陕西的设有书法专业的高校了。

人的一生，其实做不了几件事，能够工作的时间，也就那么三四十年，珍惜每一天，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让每一天都过得快乐，让每一天都过得有那么一点价值，也就足够了，能干上自己喜欢的工作，当是一生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