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说不清村里的这座老宅院建于何时，从外观上看，比它略新的庙宇，在顶梁柱上镌刻着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字样。由此推断，这座老宅一定在此之前已修建好。

　　在我的记忆里，老宅东西两边的阁楼还在，不过已无人使用。里面存放干草与杂物，有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那阁楼的圆窗拱门还好，小孩们经常钻进去玩，大人们总是提醒孩子们，怕上面那些残砖败瓦掉落下来。当然，也当心有虫蚊叮咬。那个入院的门洞也完好无损，木质的门板不见了，但安装过门框的墙壁上还留着一些小窟窿。这些小窟窿成了黄鹂鸟筑巢的好地方，每年春夏都有黄鹂鸟在此筑巢。那些可爱的小精灵不辞辛苦地用嘴衔着草根布丝，躲闪着孩子们的眼神进出窟窿，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营造自己的乐园。趁那黄鹂鸟不注意，我们也踩着梯子蹑手蹑脚地爬上去过多次，那鸟蛋是浅绿，或灰白色的，略粗的一头有许多发丝一样的花纹，像上等的工笔画作。鸟蛋一般有六颗，但孵出的小鸟并没有六只，一般都有一个“水蛋”。那刚孵出的小鸟像一只只肉虫，红红的，让人不敢用手触碰。只有那一张张金黄脆嫩的小嘴张开的时候，你才能认出是小鸟，否则的话还以为是一只只没有长毛的小老鼠。

　　那个门洞其实很大。它是用砖砌成的，呈一孔小窑洞的形状，平时生产队的马车就停放在这里。冬季一般没人在此停留，但到了夏季，这门洞下面可成了人们避热的最佳场所。那穿洞而过的凉风，习习而来，缓缓而去，让人陶醉！

　　每逢午饭的时分，不论大人孩子都端着一只粗碗，坐在门洞下面，狼吞虎咽。那毫不掩饰的“呼呼”之声，似乎还停留在那里。

　　这座老宅院里原来住着六户人家，坐北朝南的五间正房住着长辈，台阶下面的东西厢房住着晚辈。东北角的那位长者住着两间窑洞，小时候我常去他家玩。因为女主人姓贾，是我小学的老师。那时候山村里的女人没有几个识字的，而这位长者却能当老师，想必大家都感到不解。是的，我小时候，也有这种疑问，为什么我的母亲就不识字，而这位“贾老师”却能教我们认识拼音字母呢？

　　据村里人讲，“贾老师”祖籍河北，父亲为国民党军官，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炸死在临汾樊家河。后来，她随部队去到西安，认识了当时在国民党机场从事后勤保障的“这座宅院的主人”。

　　按照村里的辈份，我称她丈夫“伯伯”，称呼她“姆姆”。他们在国民党溃败的时候，没有选择去台湾，而被家里人接到了这山沟里。由于行事低调，为人厚道，再加上家族人员在村里占绝对优势，他们并没有因这特殊的身份而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任何的冲击。那位“贾伯母”虽然不是国家的正式在编人员，却一生从教，直到七十多岁的时候，还在那个窑洞里教村里的幼儿们。可以说，现在全村三十岁以上的晚辈都是她的学生。她老人家已经去世十多年了，至今，那个废弃的窑洞里还挂着她教学用过的挂图。

　　她出身于官僚之家，却安于清贫，一生奋斗不已，至今让人缅怀。

　　西北角住的，与东北角住的是本家兄弟。在我的记忆里，男主人满头白发，以放羊为生。他善如菩萨，为人谦和。小时候，淘气的我们总是捉弄他的羊，特别是在中午，趁他不注意，在几只大羊的羊角根部擦拭大蒜，被蒜刺激的羊根本不能正常行走，互相之间“顶角”。有一次，我们的调皮之举被他发现了，满以为非挨揍不可，而没想到他只是挥舞着那长长的“羊铲”吓唬我们。

　　他也是在七十多岁身体实在不能动了，才停止放羊的。我与他虽然有长晚辈之分，但相处和谐，每次回村都同他开玩笑。有一年冬天，我那窑洞实在太冷了，便决定砌个火墙炉子。他还给我搬来几块砖。那时他已经因为脑梗塞行动不便了。我赶紧从他手里把砖接过，让他老人家坐下喝茶。

　　每每思之，都让我感动不已。

　　从轮廓而看，这是一座标准的四合宅院，分上下两层。最北边那五间住房上面的一排小窑洞是家丁所住；东西两边的阁楼为子女的住所；前面的“南厦厅”为会客，或者供孩子们学习的地方。

　　宅院的大门在东南方，进去后，有一道左拐弯，设两道门，便于防御。

　　如今，这座老宅院已经人去院空，仅有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坚守在这里。我曾问过她，觉得孤单吗？她说习惯了，人多还觉得“麻杂”。我又问她，觉得害怕吗——毕竟那么多人在这里住过，而他们都一个个地离开了这里。她说，不怕。她感觉他们出远门了，可能还要回来。

　　她的那种释然，那种安之若命，让我无言以对。

　　这座老宅院确实是个谜，想一想，在物资如此贫乏的过去，在山路崎岖，运输艰难的年代，在一个纯粹以种地裹腹的小山村里，凭什么能建起这么一座庭院？

　　当地有一个传说，这座宅院的老主人，原来也是一位牧羊人。有一年，他的一群绵羊每天回来路过一个山崖石洞时，都要钻进去啃食灰土，可出来时都是满身通红，牧羊人把那羊毛抖一抖，羊身上都会抖落一层亮铮铮的红粉。这全是朱砂！

　　就这样，这位牧羊人，这位先辈，凭着卖这些朱砂换来的钱盖起了这座老宅，至今，据村五里的地方有一个山崖，人们称作朱砂洞。

　　当愿这个美丽的传说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