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五次全会连续两年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利益链。”但在实践中，行贿者受到司法追究的比例仍然过低。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至2019年间，全国法院公开的一审受贿案件裁判文书9233件，而同期公布的全国一审行贿案件仅3322件。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行贿人没有受到法律追究。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对进一步推进贪腐案“双打”工作作出部署。　

　　长期以来，出现“重查受贿者，轻查行贿者”的局面，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认识偏差，以为把公权力控制住，就能解决腐败问题，行贿人多数为非国家机关人员。在这种认识下，办案机关往往“抓重放轻”，放任行贿人；其次，侦破技术手段单一。职务犯罪隐蔽性较强，没有行贿人的配合，案件查办会有很大难度，于是拿下受贿人，主要依赖行贿人的口供。用同意减轻或免除行贿人法律责任为条件，换取他们作为“污点证人”；再其次，行贿人一般都说自己是被迫无奈，被对方索贿——“逼良为娼”；另外，很多行贿人都是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对当地的经济指标和就业率贡献大，查处行贿人，会对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于是“投鼠疾器”。这些都直接导致十八大后行贿人不收敛、不收手，甚至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深圳市安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老板陈族远因敢于行贿而著称，向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行贿金额3200万元，胡星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陈族远却离奇全身而退。几年后，他再次因敢于行贿进入公众视野，向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行贿5000万元。这就是放纵的结果！　

　　中央对“行贿受贿一起查”早已三令五申，相关机关为何总是对惩处行贿者“手下留情”？说穿了还是“功利”因素使然。贿赂案件的隐蔽性特点造成了取证的难度，于是司法部门以行贿人提供受贿证据为交换条件，放过行贿人。从具体个案来看，这样的策略对加快侦破案件、打击腐败官员确有好处，但从全局、长远来看，却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行贿与受贿是造成腐败生态环境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体两面，相伴而生，行贿不治，受贿不止，“庆父不死，鲁难不已”。且不说“同罪同罚”，最起码也不能让他们消遥法外，否则谈何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对违法者不打击就是对守法者的“打击”。如果大家都能从行贿中得到好处，且不会担风险，谁不行贿谁吃亏，成了“傻瓜”。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傻瓜也会变“聪明”。所以，对行贿者软弱和放纵，必然以社会风气的破坏和对法治信仰的丧失为代价。这样的结果，腐败只会越反越多，不仅不能治标，更不利于治本。

　　对行贿受贿一起查，除了加大执法力度，严格依法查处行贿人外，还必须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当前，普通民众甚至有些党员干部对行贿的危害性认知不够，很多人认为花钱送礼找人办事没什么错，特别是对一些所谓“为了企业利益、地方利益”行贿的行为更是认为没错。在一次企业家论坛上，王石表示了对行贿者的不屑，当即引来另一位企业家的回敬：“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在中国，不行贿很难办成事，行贿很平常，比如我自己就行贿。”此时台下不少掌声。你看，行贿者非但不可耻，反倒成了“敢作敢当”的英雄，不行贿的王石们倒成了不合时宜的唐吉诃德式的“另类”。只不过他们与之“战斗”的不是风车，而是势力强大的社会习惯势力，所以遭到了更加难堪的讽刺和嘲笑。行贿之风猖獗盛行由此可见一斑。据说不少的企业在这方面还有专项经费，有的房地产建筑开发商已公然将“特别公关费”列入工程预算。这那里还只是“潜规则”，分明就是“明规则”！所以，必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在全社会形成对“行贿”行为人人喊打的风气和氛围。

　　另一方面，对领导干部要加大反“围猎”的法律责任。面对行贿者，不能仅仅为了洁身自好拒收贿赂，将行贿者一赶了之。行贿人已经带着行贿物品，并明确表达了来意，已经构成了行贿犯罪，领导干部应该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追究其犯罪行为，否则，应追究领导干部“包庇罪“。这样，才能彻底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利益链，有效遏制住“围猎”者们的嚣张气焰。

　　十八大以来，我们打“虎”的力度不可谓不猛，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大，但为什么总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对行贿人的打击。打“虎”放过了养“虎”人，产生“虎患”的源头还在。行贿人全身而退，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必定重新物色和“喂养”新的“虎”源。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所以，根治腐败，必须双拳出击，左右开弓，一案双打，才能取得彻底的反腐败效果。只有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彻底切断“老虎”滋生和成长的食物链，才能斩草除根，防止贪官们象割韭菜一样的不断“茁壮”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