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说父爱如山，确实如此。我的父亲今年八十八岁了，除了听力几乎完全丧失外，身体还算硬朗。在我的记忆里，他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挑水、扫院子，下地、割草、拾柴……直到现在，好像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

　　他总是默默地忙碌着，毫无怨言，从不言苦。

　　在父亲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从不给我提任何要求。几十年来，我每次回家，他总是晚上给我铺好被褥，早晨悄悄起床，怕把我吵醒；我每次走的时候，把我送得很远很远。年轻时的我，为了在陌生的城市里生活下去，一门心思地学习、工作与应酬，从来没想到与父亲谈谈心。现在，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我的孩子也已大学毕业，生活较为稳定了，但每每想起父亲，在酷热的夏天，一个人锄地；在寒冷的冬季，一个人拾柴。还有，他那因长期劳作而弯曲的身躯，因风吹日晒而布满皱纹的脸……心里总会产生无限的酸楚。现在，我多么想跟父亲好好谈谈心，回忆一下过去，说一说现在，谈一谈未来，可是父亲失去了听力，无法沟通了。因此，把想说给父亲的话写下来，让老人家看一看，也算是我对父亲过去的回忆吧。

　　父亲从来不跟我谈家世，而比他长两岁的伯父常常给我讲。只要我回家过年，伯父总要给我讲一遍。据伯父讲，我的爷爷出生于山西蒲县公峪村的张姓人家，其父早亡，母亲带着他后嫁到汾西县前沟村的赵姓人家。到赵家后，又生了几个孩子，家里实在养活不起了，就把爷爷送给洪洞县山头乡的安头村（当时可能属于汾西县管辖）的王姓人家。王家当时没有孩子，爷爷到了王家以后，给王家带来了吉祥。两年后，王家竟然添了一位男丁，那就是我精明能干的二爷。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我的家世了。

　　1930年5月2日，我的父亲出生于四面环山的小村庄——安头村。当时正是民国军阀统治的混乱时期，但由于地处偏僻，新文化运动的气息与五四运动的潮流，并没有对这里产生多大的影响；零散的几户人家，大都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加之当时农业耕作技术落后，广种薄收，许多家庭都过着终年辛劳的生活。父亲童年时期所生活的这个家庭，一点不例外地过着现在难以想象的清贫生活。

　　对父亲童年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是在他四五岁的时候，母亲的去世。

　　伯父常常给我讲起：奶奶去世后，爷爷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他与我年仅四五岁的父亲几乎成了流浪儿。给东家挑粪到西家放羊，很长时间生活没有着落。直到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才到西条里（小庄）一户人家放羊，伯父到毛家庄一户李姓人家放羊，算是初步稳定下来。

　　小时候在西条里放羊的事，父亲倒是给我讲过多次。他回忆说，那家的户主名叫富拽。他称呼人家富拽伯。

　　富拽弟兄俩，好像都没有成家，俩人也很少回家。家里近百只羊，就靠父亲一个人放牧。父亲回忆说，那时最怕的就是狼和部队。每天晚上把门关好后，总有十几只狼在外面号叫。白天稍不注意，狼就会把羊吃掉。有一次，狼竟然在白天咬死了十几只羊。父亲说，富拽伯对他很宽厚，从不因此而责怪他。经常说，只要娃你没有事就好。部队对他也是一种威胁。那时候，动不动晚上就有部队来，要吃要住，有时还要存放东西。当时只有十几岁的父亲，内心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在十四岁那年的正月十五，村里举办灯会，父亲穿着非常破烂的衣服“闯地灯”（当地观灯会的俗称）。我二爷看见他，个子长高了，力气也大了。二爷膝下无子，便收留了父亲。这样父亲便过继给二爷，也算正式安了家。在二爷的指导与要求下，父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起了农活，这一干就是六七十年，一直到现在，从无间断。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说话，他总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生活中的许多困难，他是无法克服的，但他总是在熬，等待孩子们长大。他经常跟人说，“等明儿个我家娃长大就好了”。在我们兄妹三人中，父亲可能是最娇惯我的。小时候不管我怎么闹，他从不责骂我。

　　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拿起扁担要去自留地里收玉米，我闹着非要去，结果父亲只好同意。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父亲挑了满满一担玉米，走到半路的时候，我可能因为累不愿意走了。父亲放下玉米把我背回家，又到地里挑玉米。在背我回来的路上，父亲碰见村里的人，村里人见这么大孩子了还让大人背，问是否摔伤了？父亲平静地回答：“没有，他累了。”当时，我不懂事，觉得很得意，现在想起来很过意不去。

　　有一次，父亲卖了捡来的黑桃，花两元钱给姐姐买了一双黄胶鞋，我知道后也吵着要，父亲说家里没有钱，以后挣下钱一定给我买。于是，我急切地等待着这一天。此后的日子里，父亲除了给生产对队出工干活外，有点时间就挑着担子出去。早晨起得早，中午也不休息，我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终于有一天，父亲非常高兴地给我拿出两元钱，让我到村里的供销社也买双黄胶鞋。我问道：不是家里没有钱吗？父亲说，他每天收工后都去国营煤矿挑煤，每担五分钱的工钱，给我攒下了钱。当时我还小，但听了他的话后，心里还是有一种难言的酸楚。我把钱还给了父亲，说我不要黄胶鞋了。这件事可能是我成熟的开始，它对我的影响很深很深，多年来我都难以忘却。从此多年的求学过程中，我都省吃俭用，从不向父亲提出任何要求。

　　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当时许多人羡慕不已，但我深知这是父母心血的结晶。

　　对于我读书的事情，父亲并没有过高的要求，一是怕我干农活累得不长个子了；二是能识字就能“看住门户”，别人骗不了就行。村里的伙伴们很小的时候就挑水，稍大点就下地干活。其实，我也想干，我还背着父亲跟我姨姨家孩子在村里打麦场后面种过南瓜。但父亲从来就不让我干活，不管家里的活有多少，他总是一人干。用他的话说，就是怕把我压得不长个子了。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村里许多孩子都辍学回家，有的去打短工，有的去玩耍，但父母始终让我去学校。他对我的要求是，能多识一个字算一个字，只要能去学校就行。记得当时村里的伙伴们几乎没有人上学了，我的思想也动摇了。我一个最好的伙伴在蒲县当小工，每天三元的工资，他父母高兴地告诉我父母，说让我也去。我当时也想去。可父亲和母亲总是坚持：家里苦一点就苦一点，你不要去干活挣钱，你还是要去上学。当时父母的这一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发展方向。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那时去打工的话，中国就多了一个农民，而少了一个大学老师。

　　从上初中起，我就离开了我们那个小山村。每次离开的时候，父亲总要把我送下山，目送我坐上车。初中、高中、大学以及我工作成家以后的好长时间里，他都是这样。其实，我早就不用他送了，但他一直坚持着。前几年，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不送我了，但还是在村边望着我，一直等到望不见为止。

　　父亲是中国标准的农民。他对土地的热爱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特别是到晚年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不懂得现代农业技术，但对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的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非常了解，而且一直坚持。今年八十八岁了，父亲依然在种玉米、豆子等。在我家的田地里，他不用塑料薄膜，不用农药，甚至很少用化肥，每天都到地里去，有时是去干活，有时就是在地里看看庄稼的长势。特别奇怪的是，大冬天他还会去地里。我曾问他，冬天到地里干什么？他总是回答，“看了看，看了看”。

　　有时我想，土地可能是父亲唯一的爱好。他在土地上能找到乐趣与希望。

　　夏季，我回家时也经常去我家地里看看。看到别人家的庄稼因为铺了塑料薄膜，施了化肥，长势很好，而我家地里的玉米苗，又小又弱，便对父亲说，咱也铺上塑料薄膜吧，施点化肥，苗不也就长好了吗？父亲总是回答：“不用铺，好着哩，到时他们收，咱也收。”每年秋季我回家，大家都在收秋，我家的秋粮总是丰收。因为，都是山地，田地全凭天降雨。有时，天旱得很厉害，我觉得庄稼没有一点希望了，可父亲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锄地，从不言弃，从不灰心。

　　是的，从不言弃，从不灰心，这就是我对父亲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