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这辈子只为一件大事来，当个“教书匠”，应该是父亲唯一的“执念”。

父亲曾经是私塾老师。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后，一腔热血的他毅然决然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路军。随队伍开拔前，他还信誓旦旦的对家乡亲人说，打完仗，赶走小日本，我还回来当“教书匠”。

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如初升的太阳升起在世界东方。父亲的教师梦也实现了——但不是回家当“教书匠”，而是在我军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当上了一名高级军事教官，从此效力于我军的教育事业，他的学员是我军团以上军官。

在我20岁那年，父亲走了。终年66岁。用他自己的话说，“革命到底了！”虽然我永远无法破译他那样想当“教书匠”的“密码”，但我始终觉得，他从未真正离开过我。不仅因为，我是他生命的延续；不仅因为，我对他的思念从未停止；不仅因为，每每看到他的遗像，总能从他的眼神里感受到慈爱的温度……更因为，他对我的教诲始终萦绕在我的生命里。

有人说，教书的是老师，但育人的一定是父母。对父亲而言，他既教书，也育人，是我最好的老师！

“你是老大，要照顾好弟弟妹妹”——最早被父亲根植于心的使命感

儿时，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是老大，要照顾好弟弟妹妹。”一直觉得，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无法推卸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就深深植入我的心灵，从此再未失去。

尽管，我呱呱坠地时，并不被父亲看好。那是68年前某个夏日的白天（等我想知道我出生的具体时辰时，父亲走了，母亲患上老年痴呆），挺着大肚子的母亲不知为何去了工地？据说还是去推车？！突然肚子一阵剧痛，只有七个月的我提前出世了。

父亲当时是我军某师政治部主任，得知大女儿出生的喜讯，一溜小跑赶到医院。不曾想，因为早产，不足４斤的我被放在保温箱里，又黑又瘦又小。“这不就是个猫儿吗！”只看了我一眼，父亲就丢给母亲这句很不仁义的话，又匆匆赶回部队，母亲顿时哭成泪人。

母亲一直没有忘记这个“仇”，唠叨了大半辈子，直到我长大成人。

“这孩子就叫小玲吧！”晚上回到家，父亲一边劝慰母亲，一边决定了我的名字，“小玲，小巧玲珑”之意。

或许因为母亲的抱怨，这个“小”字多少让我有点不爽。参军填写简历时，我自作主张把这个“小”字去掉了，原名变成了“曾用名”。奇怪的是，父母都没责怪我。

甭管我有多“玲珑”，毕竟排行老大（下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儿时，只要我和弟弟妹妹之间发生冲突，不管错在谁，挨打的总是我。“你是老大，要让着弟弟妹妹！”父亲的这个训诫，成了套在我脑袋上的“紧箍咒”。

最为巧合的是，等我退休后创办了银河悦读中文网，因为年长，还是被大家尊称“老大”。有人在背后说，只要喊月楼（我的网名）一声“老大”，她就能赴汤蹈火。说这话的人，算是摸着了我的“软肋”。当然，这是后话了。

儿时最能体现老大“神威”的故事，莫过于我给弟弟妹妹们“放幻灯”。

不知是父母抠门还是节俭，在我16岁当兵前，我家没买过电视机。想看电视了，就朝着楼上家里有电视机的同学大喊他们的名字，遇上同学心情好，一句“上来吧”，我和弟弟妹妹们就夹着小板凳鱼贯式走进同学家“蹭”看电视，规规矩矩的大气不敢出；难免同学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一句“不行！”把阳台纱门狠狠一摔，我们就灰溜溜夹着小板凳打道回府......

穷则思变，差则思勤。终于有一天，我学会了自制幻灯片。只要看电视被同学拒绝，我就在家里放幻灯给弟弟妹妹看。土法上马的幻灯机是用鞋盒改装的，选一头在正中间剪个正方形的洞当“镜头”，然后再把不高于鞋盒的两层硬纸壳缝在一起，两边各剪出一个跟镜头尺寸一样的正方形框，再把“幻灯片”插进去。“幻灯片”是用单色透明玻璃糖纸做的，用浆糊固定在硬纸壳做的边框里。我先在心里编一个故事，然后用油笔画在糖纸上，画好的故事大约用20个左右的“幻灯片”。手电筒在后面照着，图画要倒着放，“幻灯片”按故事顺序插入、取出、插入...左拉一下，右拉一下，自编自导自演的故事就在我家客厅的白墙上鲜活“上演”。一溜小板凳上，安安静静坐着我的弟弟妹妹们……那份成就感，着实让我得意了许久。

如今回想，这会不会是我退休后迷上电视剧创作的最早启蒙阶段？

“大人办公，小孩不能捣乱”——最早被父亲根植于心的事业心

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一天，我们姊妹五个商量好，要让父亲给我们讲故事，父亲讲的打仗故事最是好听。

但不知是何原因，在此之前很多天，父亲把自己关在屋里不理我们。难道他忘了该给孩子们讲故事了嘛？那时，连电视机都是稀罕物，更不消说电脑手机了，听父亲讲故事是我们最好的娱乐节目。

晚饭后，我们五个孩子一个拽着一个的衣角，蹑手蹑脚来到父母寝室门前。弟弟捅了捅我的腰，我壮着胆拉开了门。

随着“嘎吱”的开门声，坐在桌前正写着什么（后来知道是教案）的父亲摘下老花镜，把头扭向我们，“噢，是你们几个！有事吗？”奇怪，父亲的声音里怎么含着嗔怪的味道，常挂在嘴角边的微笑也不见了。

不知为什么，我没敢直说来意，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没…没…没什么事。”父亲微微笑了一下，迅即绷起脸说：“没看见爸爸在办公吗？大人办公，小孩不能捣乱。懂不懂？！”“嗯，懂了，懂了！”我避开父亲的目光，支支吾吾地连声应道，脸刷地一下红了。恨不能脚下有个洞，立马跳进去。

“父亲办完公再和你们玩，去吧！”“噢——”好像听到了“释放令”，我们相互推搡着，撒丫子往外跑。

跑到门外，弟弟妹妹们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重新嘻闹起来，我却觉得心头像坠了块巨石，无法轻松。独自走到院子里，静静坐在石头凳上，手支着下巴颏，我开始像大人般沉思起来：办公，什么是办公？办公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么，不允许任何人打扰，包括自己最爱的孩子！

那时，我自然不能完全了解“办公”的涵义，但却是第一次知道，“办公”，在大人的世界里有多么重的分量。参加工作后，很多同事说我是个“工作狂”，太投入，太拼命，太追求完美，我心里最清楚，那是父亲的真传。

“中国老军人也是有战斗力的！”——最早被父亲根植于心的民族自豪感

被父亲拒绝后的一个周末，父亲果然兑现诺言，和妈妈一起带我们五个孩子去颐和园游玩。

夏日的颐和园真美啊：天空，瓦蓝瓦蓝的，偶尔飘过几片薄纱似的白云，就像动画片上引人心醉的布景；太阳，火红火红的，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佛香阁的黄色琉璃瓦与金色的阳光交相辉映，显得格外壮丽辉煌；昆明湖清澈的湖面上，一支支载着游客们的小船轻悠轻荡；知春亭畔一排翠绿的垂柳，更像是一个挨着一个的温存姑娘，在微风中轻轻舞动绿色的长辫，有几枝不经意地从水面拂过，漾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小玲，快点跟上啊！”父亲在前面招呼着。

“来啦——！”我尖声尖气地应了一声，穿过拥挤的游人，低着头，匆匆向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们靠拢。顾不上细细欣赏女孩子们鲜艳的衣裳，漂亮的裙子，美丽的蝴蝶结；更顾不上细细端详天真的幼儿，滑稽的老人，还有外国游客那别具一格的蓝眼珠、高鼻子、金头发……若不是因为招呼我的是父亲，我才不会心甘情愿错过这种机会哩！现在想，我能把写作视为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想必就起源于天性中的这种“爱好”吧？

我喘着粗气跑到父亲身边。来不及抹去脸上的汗水，就咭哩哇啦地开始向父亲诉说自己一路的见闻。父亲微眯着双眼，兴趣盎然地倾听着，走啊，说啊，走啊……

突然，父亲放开拉着我的手，挺起了胸脯，迈着大步朝前走去。灿烂的阳光下，满头银发的父亲器宇轩昂。一身鲜亮的绿军装与红领章、红帽徽相映成辉，一看就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军！

不过，父亲怎么突然想起“齐步走”呢？我正纳闷，就见几个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军官迎面走来。实话实说，他们的军装质地甚好，笔挺，有范儿。可他们不约而同地盯着父亲看了好一会儿，眉宇间流露出钦佩的神情。

等外国军官们走远了，父亲才放松步伐，改成“便步走”。“爸爸，你刚才是……”我迫不及待地拉着父亲的手，问道。“我刚才嘛，孩子，你看见那几个外国军官了吧？我是想让他们看看，中国的老军人也是有战斗力的！”父亲一本正经地回答。

原来如此！

父亲无时无刻不在的军人本色和民族自豪感，洪钟般撞击着我的心，让我从此记住，身为中国人、中国军人，什么是最不能输掉的！从军十一载，也让我牢牢记住了军人的天职，那就是“人在阵地在”。当兵时，机房是我的阵地；当检察官时，公诉席是我的阵地；退休后创建了银河悦读中文网，又成了我现在的阵地。人在阵地在，是承诺，更是责任。

“孩子，你们从小就要看《红岩》这样的书！”——最早被父亲根植于心的崇高信仰

大约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放学后，我正坐在床上专心致志的看《红楼梦》，那是我跟同学借的。

下了班的父亲，悄悄走到我身后，趁我不备，一下把《红楼梦》从给我手里夺走，义正辞严的对我说，把书还给同学！还没等我醒过味儿，“啪”的一声，一本崭新的小说《红岩》落在床上。

“孩子，你们从小就要看《红岩》这样的书！”父亲的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式口吻。我不知道父亲何时知道我在看《红楼梦》，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不易察觉的某种隐忧。

父亲的威信自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慌乱地点点头，第二天就乖乖地把《红楼梦》还给同学，每天放学后开始看《红岩》。

就是从那时开始，江姐，许云峰……一批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从此走入我的内心世界，他们为了信仰从容就义的英雄主义精神，开始成为我人生的精神坐标；而叛徒甫志高也成了我们儿时最恨的人。如果不是他的叛变，江姐、许云峰们怎么会落入敌人的魔爪？那时，我若和同学之间发生口角，最狠的骂人话莫过于“你这个甫志高！”

成年后，我看完了《红楼梦》等四大名著，还看了很多国外名著，父亲都没有反对。我知道，他对我的价值取向有了信心。可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当年眼神里的那抹隐忧，更忘不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怎么会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最早被父亲根植于心的劳动观念

我是15岁半参军的。用现在的话说，我的花季是从军营走过的。入伍一年后，有一次写信给父亲，告诉他我要去农场参加劳动了。父亲很快回信，用很大篇幅对我进行了一番谆谆教诲——

“你去农场劳动，应当把它看作是思想改造的战场。不爱劳动的人还会对劳动人民有感情吗？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怎么会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立场移到劳动人民这边，移到无产阶级这边！这就要同工农结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就要到火热的劳动中去锻炼。

不懂得劳动，就不懂劳动人民，亦就不懂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道理，更不懂得为什么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动力的道理，亦就更不会懂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

爸爸在抗日战争的三年（43至45年）中，一年四季除了打仗就是生产，不仅做到了丰衣足食，为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锻炼了思想，把思想大大锻炼了一下，比过去坚强了一下！

这次到了甘肃省军区（任副政委——笔者加）才半月有余，我就和大家到农场干了一圈，心情非常愉快，好像思想上生了锈，把锈‘磨掉’一样轻爽！

我支持你，好好劳动去吧！但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因为病了或伤了就不能很好劳动了，反而成了大家的累赘！”

从劳动的意义到劳动的社会价值，从热爱劳动到阶级立场，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劳动的重要，从父亲自己的切身体会到对女儿真诚的鼓励和亲切的叮咛，父亲的教诲是全方位的，满满都是真理的味道。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身上带着的城市“大小姐”的“骄娇二气”一点点少了，无论是喂猪做饭还是下农场，我都乐呵呵的投入其中，哪怕腿上被蚂蟥盯出了血，哪怕头发里长满了虮子，哪怕战友们闻到我身上的猪圈味儿捂上鼻子，就算是捂着被子偷偷落泪，第二天还是不管不顾的跳进猪圈里起粪，嘴里还哼着跑调的小曲。不为别的，只为爸爸说的——“劳动光荣”！

年轻时就有人说，啥时见到我，啥时激情四溢，估计就是到了六十岁也不会变。如今，我已年近古稀，但还在不服老的高唱“创业歌”，被我的老领导带着调侃的口气评价为“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我知道，这也是父亲的“遗传”！

父亲生前有个绰号叫“老青年”，估计也是说他身上有股不服老的劲头。在我的印象里，只要是新生事物，父亲几乎都是“第一个吃螃蟹”者。从恨不能人人手上都捧着的“红茶菌”到风靡一时的“甩手疗法”，父亲总是第一批实践者。

现在回想，比我们大40多岁的父亲，其实是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陪我们走得更长远……

“死，不过是革命到底”——最早被父亲根植于心的生死观

　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某日，高高兴兴放学回家，刚一进屋，就觉得家里弥漫着一种异样沉重的气氛。我放下书包，匆匆走进爸爸妈妈的寝室，还没搞清怎么回事，就被满脸是泪的妈妈抱住了。

“小玲啊，你爸爸不行了……”妈妈伤心地抱着我哭着说。我懵了，只觉得天旋地转，身体失去了平衡。“什么？爸爸怎么了？爸爸到底怎么不行了？”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你爸爸突然心肌梗塞，现在住在301医院。医生说，你爸爸已经报病危了，这三天如果过不去，你爸爸就……孩子啊，我可怎么办啊？撇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呀……”

“什么，孤儿？寡母？”对于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我来说，这些字眼是多么地不可思议！我不知道该怎样劝慰妈妈，只是更紧地抱住她，母女俩哭成一团……

翌日，也就是父亲报病危的第二天，仿佛掉了魂的我和妈妈一起去医院看父亲。父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面容还是那样亲切，眼神还是那样慈祥，只是脸色略显苍白。我不相信这就是“不行了”的父亲！

妈妈一进病房，就不顾一切哭起来。我像傻子一样，楞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父亲望着妈妈，微笑着说：“哭什么呀？我这不是挺好么？大不了就是一死，也算是‘革命到底’了嘛！”妈妈哭得更厉害了。

“死”——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可是，在父亲口中，它却那么轻松，仿佛跟“吃饭、睡觉”没啥区别？我呆头呆脑陷入沉思。

“小玲，过来呀！”父亲朝我招了招手。我立刻从沉思中跳出来，机械地走到父亲床前。父亲没有说话，只是把我的小手放进他的大手掌里，先是轻轻地抚摩，后又紧紧地握住，良久良久，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缓缓输入我的全身……

三天过去了，父亲还活着，并没有“革命到底”。

医生事后对妈妈说，父亲之所以能闯过“鬼门关”，一是因为自己的抵抗力强，二是因为乐观，乐观尤为重要！我想，还应该有一条，那就是我们都爱父亲，不让他走！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只要一生都在干革命，不过是“革命到底”了。

父亲对我的教诲，还有很多很多......

正如哲人所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永远的示范。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一个好老师，或许能影响孩子三五年或更长时间，但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却是终生的。

父亲是循循善诱的好老师：从小他就教育我，要学毛选，要读红色经典，要崇尚英雄，要有使命感、责任感和事业心，要勇于担当，做一个有用的人。

父亲是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他总是一事一议的教导我，要正直做人，认真做事，热爱劳动，与人为善。

父亲是参透人生的好老师：他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告诉我，要以乐观的心态直面挫折，直面不幸和死亡，坚毅，乐观，向上。

父亲更是以身作则的好老师：为了他所钟爱的事业，他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被授予“烈士”称号。他用自己的一生为儿女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榜样。父亲从未向我们炫耀过他曾经的荣耀，虽然他早在1955年就被授予大校军衔，1970年就是我军军职干部，而我们只是从他的遗物里发现了多枚金灿灿的奖章，才知道他也是个了不起的战斗英雄。

父德如海，父教如灯，父爱如山，我今生最大的幸运和成功，皆缘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