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一审判处死刑、二审维持原判的待决死刑犯，是如何离奇“复活”的？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专题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批露了孙小果涉黑恶腐败案的全部细节。纪检机关深挖背后的“保护伞”和涉黑涉恶腐败问题，查清了这一案件中公职人员令人震惊的徇私枉法行为。一百多名公职人员受到处理，其中19人获刑，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0人，组织处理50人，谈话提醒22人。案情离奇曲折，发人深省。 

　　2019年3月，昆明市公安机关打掉一个涉黑涉恶团伙，“老大”叫孙小果。调查发现，孙小果开设多家公司、酒吧，披着合法的外衣，开设赌场、放高利贷、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干下大量犯罪勾当。这个名字一经公布，顿时引起轰动。20多年前就有个孙小果，昆明人早已“如雷贯耳”，犯下多起惊天大案，但当年已经被判处死刑。这是不是同一个孙小果呢？官方证实，果然是20年前的那个孙小果。人们惊愕之余，不禁发问，是谁重新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让这位曾经使昆明人颤抖的“混世魔王”能够“亡者归来”，再次危害人间？又是谁让这位死有余辜，只等“午时三刻开刀问斩”之人，被叫停“刀下留人”？直接从死刑，跳过了死缓、无期徒刑，最终重现“江湖”？孙小果是何方神圣，背后的能量能如此惊人，背后有何人撑腰，父母何许人也？这一系列的操作都是怎样完成的？人们穷尽想象，其父母不是高官贵胄，必定手眼通天。网上一度沸沸扬扬：其生父陈某是一位具有军方背景，做过云南省委领导的高官。 

　　然而据官方查证，孙小果既不是“衙内”，其父也不是“高俅”。孙小果母亲孙鹤予，是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原民警。继父李桥忠，1996年从部队转业到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任副局长，2004年任五华区城管局局长，2018年10月退休。孙小果生父陈某，是昆明市某单位一普通职工。 

　　尽管官方公布了他的父母背景，但人们还是不太相信，因为觉得其父母背景太普通了，根本不足以让孙小果死里逃生，同时也与网上流传的说法大相庭径。孙家最大的官员只是个区区城管局长（正科级），家族中也无巨商大贾。这些为其效劳的人所为何来？图升官？无从说起；图发财？收受不多。省监狱指挥中心周忠平，为孙小果减刑尽心尽力，仅收受6000元小“意思”，获刑3年，说来真是“没意思”。其中甚至不少人分文不取，甘作嫁衣，唯一的贿赂就是“吃请”。一个普通的家庭，“官不及品，贿不上万”，如此神通广大，不靠权力、重金、美色，却能够上下其手，左右逢源，一路闯关夺隘，打通层层关节，将“疏而不漏”的恢恢法网撕开如此大的一个“口子”。他靠的是什么“法宝”？说来难以置信——“人情”。“感情深，一口吞”，觥筹交错之间，一道道关卡畅通无阻。金钱算什么？“情义”才值千金，这就叫“情贿”。 

　　在电视采访中，办案人员也承认：“一路查下来，虽然不少人收受了孙家的钱物，但他们都表示其实主要不是图财，更多的是因为“朋友圈”、“战友圈”的熟人请托，看的是人情和面子。”

　　专案组成员刘天鸣（西双版纳州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 ）说：“李桥忠这个人很掌握中国社会的潜规则，这个事情放在他那儿，尽管他官不大，但是他通过绕，我认识你，你认识他，他认识他，他认识他，最后绕到那儿，这是决策者，行了。那个年代就吃饭，吃吃吃一路吃过去，吃完了，好，再集中火力，再送点东西，找到了能办事也能办成事的人。”能将“情贿”功夫修炼到如此炉火纯青，真是让人长见识。

　　赵仕杰，时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当然是“能办成事的人”。但李桥忠不认识，没关系，李桥忠辗转通过一个私人老板结识时任云南省长秦光荣的秘书袁鹏，袁鹏接受请托给赵仕杰打了个电话。李桥忠告诉妻子孙鹤予说：“他是当秘书的，他背后的人官有多大，他的权力就有多大，对方接到电话那考虑的肯定是这个人，这个事情是你跟我提的，还是你背后的人跟我提的。”

　　官场上有一种说法叫“人托人”。这里的“托”是指“借力发力”，既有平行“传递”之力，也有纵向“托举”之力。不认识，够不着都没有关系，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敌人的敌人也是朋友……山不转水转，条条道路通罗马。这些绕着圈子“传递”的人情起到了作用，赵仕杰找到梁子安（时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提了这个案子，大意是“如果能动就动一动”。于是死刑“动”成了有期徒刑20年。案子到了监狱系统，李桥忠更是轻车熟路（曾经为宝贝儿子办过取保候审、保外就医）。时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罗正云和李桥忠既是战友又是老乡。罗正云把时任云南省第一监狱政委刘思源叫来和李桥忠一起吃饭，嘴上说在原则范围内关照，下属也就心领神会。于是孙小果每个月考核都是满分，连续七年被评为劳动改造积极分子，接连获得减刑。孙小果还号称在监狱里发明了一个“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后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第一监狱据此认定孙小果“重大立功”，再次报请减刑。 

　　能让政法系统那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甘愿被孙家驱使，为之卖命，一百多人卷入其中，这“人情和面子”的能量也太大了。看似匪夷所思的背后，其实深刻地反映了司法腐败顽疾后面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一个人情社会，人际关系之间伦理色彩浓厚。几千年传统文化浸润，“人情大于王法”观念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执法者“看人头”、“看来头”、“看关系”办案成为社会公认的“潜规则”，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水浒》中的宋江，杀了阎婆惜，依照法律是该杀人偿命。但宋江人缘好，为他说情的多，最后得以逃脱法律制裁，人们并不谴责执法者徇情枉法，而是佩服宋江人缘好，路子多。《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立下生死状，却在华容道私放敌军统师曹操，论军法当斩，可一向执法如山，曾挥泪斩马谡的诸葛亮，因为刘备求情而法外徇情，而人们并不指责孔明徇私枉法，反而更加崇敬“关圣人”义薄云天。 

　　《增广贤文》说：“学堂大如官厅，人情大过王法”。这是对中国人情社会“世故学问”的总结和概括。几千年社会风气的积弊，成为产生司法腐败的社会土壤和温床。人们犯了“官司”，往往不是找律师，而是找路子疏通；进了监狱，不是积极争取改造减刑，而是到处托关系“捞人”。然而社会对当事者亲属这样的“活动”往往给予理解甚至同情。另一方面，执法者敢于胆大妄为徇私枉法，却少有道德上的压力和思想上的畏惧，因为“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何等“侠肝义胆”？何况也是一种“感情“投资”，“与人方便便是与自己方便”。司法腐败现象说起来人人愤恨，但社会上不少人却以有“路子”、有“关系”为荣耀。正如孙小果母亲孙鹤予接受采访时所说：“我老公他说为什么他要去办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他能力的体现。我觉得他说这个话是真实的。他也乐意帮朋友的忙，所以他找朋友办事，那也是非常顺当。我老公他，唉，实际上真的挺对不起他的，把他害了。”

　　中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年代最长的国家，直接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时间很短，还任重道远。如果说法治社会的大敌是司法腐败，“人情案”则是司法腐败的首恶。要遏制“人情案”，加强制度缺失和程序漏洞的“修补”固然应当重视，加强对徇私枉法者的惩治和外部的监督当然也很重要，但篱笆编得再密，笼子扎得再牢，不把“心”收住，那也只会“防不胜防”。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司法要杜绝“人情案”，更重要的是，首先要铲除产生“人情案”的社会“土壤”，在全社会上营造“人人喊打”的风气和氛围，真正形成“法大如天”的观念和共识，真正让法律来维护和保障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法者，国之权衡也。”“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排除人为因素对司法活动的干扰，法律才能成为司法天平的唯一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