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石家庄（石门），有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石门情报站，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于1942年所建，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为抗日战争乃至以后的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艰苦建站

      1942年秋天，王应慈受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指派，接受建立石门情报站任务。

      王应慈是陕西华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西安事变”开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0年，由延安中央社会部到晋察冀边区工作。此时，正是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残酷“扫荡”，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加上自然灾害，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严重困难的时候。当时中央分局社会部长许建国对王应慈的要求是，尽快建成“石门情报站”，把日伪军及铁路为中心的重大活动和军政情报及时发回边区。鉴于王应慈是陕西人，一口陕西话，工作十分不便，社会部就从灵寿县抽调农村干部刘喜才跟他既当交通员、又当口译员。

       要迅速组建情报组织，获取可靠情报，任务是很艰巨的，再加上缺乏电讯器材，情报传递只能靠交通员来往于敌占区、游击区和边区之间传递，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王应慈迎难而上。为了熟悉石门周围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情况，建立联络点，他们除了和县、区游击队一起活动外，经常在夜间来往穿行于乡村之间，有时以设在灵寿的岔头贸易局、慈峪贸易局等作掩护，有时只得露宿在野外山头上和树林里，也有时整天吃不上一顿饭。而当王应慈个人不得不单独外出时，只好装哑巴。

       危险时刻存在。但是，王应慈大胆、沉着应对，总能化险为夷。一次，他化装进正定城，身着长衫，头顶礼帽，戴着墨镜，骑着新自行车，俨然一副汉奸的装扮。不料，刚到火车站附近，就碰到大队日本兵从石门方向而来。他不慌不忙，和日本兵一道，大摇大摆地进了城，使迎接他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他出了一身冷汗。他还注意观察，留心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为我所用。当时，石门卡子盘查很严厉，进出很困难。他看到一辆双套马拉的轿车进出很顺利，一打听，是市郊西三庄村一个大坊坊长(相当于乡长)的。经进一步了解，这个坊长和卡子上伪军及日本人宪兵队等都熟悉，因家中有病人，每月准进市一趟。于是，他夜间登门，亮明身份，提出了要求。这个坊长迫于情势，就满口答应了带他进市的要求。

       一次日军“扫荡”，夜间把他和一个区委书记、一个治安员围到北寨村。他们摸到一个老乡家，藏在一个炕洞内，3个人轮流在一个小孔眼用嘴吸气，差点没闷死。还有一次他化装进正定后，被敌人发现。在敌人大搜捕的情况下，他只得当夜出走，最后通过内线，在夜色掩护下，由两个伪警察用绳子把他系下城墙，才脱离了险境。

       在王应慈的奔走下，石门情报站很快就建成了，并且建立和疏通了情报站与边区社会部联系的各个交通点、线，使情报工作很活跃地开展了起来。当时情报站只有3个专职人员，即王应慈和冀晋四分区情报参谋梁计民以及电报员马光荣，其余6个小组的成员都以各自职业为掩护，进行工作。他们不讲金钱、待遇，不计名誉、地位，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如：单线领导，绝对不准横向联系；3人一组，一律听交通员联系，不准私自行动，不准问不该知道的事；严格遵守接头时间、地点，否则按违纪查问；投敌、叛变将被执行最高纪律——处决。这个情报站加强思想领导，依靠铁的纪律和工作人员的优良素质，始终未出纰漏。

       情报站中心联络点设在东柏棠村魏家。东柏棠村处于正定县城西八里地，距火车站较近，是敌人所谓的“爱护村”。村里在火车站做工、当脚行、进城做小买卖的人很多，人来人往，很便于我交通员进出活动。魏焕文、魏焕才(魏光)兄弟的家就在这个村西头。他们的宅院前后通街，又紧靠村外，西墙外即是庄稼地。所以，不论白天晚间进出都比较方便，而且容易隐蔽。为着工作安全起见，他兄弟二人还从睡觉屋里的炕席底下挖了一条通向村外野地的秘密地道。另外，他们家还是个多年的养蜂户，家中常年养有30多箱蜜蜂，春秋之际外出放蜂，经常到西部山区与边区接壤处活动，就是平时也经常有人外出卖蜂蜜，买蜂巢、白糖以及纱罩等工器具，这就很便于交通员的往来和情报的传递。

       除去地理位置方便之外，魏家政治条件也较可靠。兄长魏焕文自1940年起就在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情报科长谢普生领导下当情报员。其弟魏焕才自正定师范毕业后，即以教书作掩护，为边区作情报工作。其母翟岭歌，已年近60岁，因其3个妹夫及1个表弟都惨遭日寇杀害，满怀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仇恨，积极参与传递情报，掩护交通员等抗日活动，并亲自去灵寿县，以接“干闺女”为名，把情报站的女电报员马光荣接到家中。

                                                打开局面

      石门情报站的任务，以搞日军的战略情报为主，其他情报为辅。工作一开始，他们就集中力量，对石门市这个战略据点里的军政机关、兵营、领事馆、新民会、商务、建设总署进行渗入，并顾及南至邢台、邯郸，东至德州，西至太原，北到保定的交通干线。 情报站依靠基本群众发展组织，获取敌人的情报。如铁路系统张志田、孙友文小组共十几个人，他们有的是司机，有的是随车检修工，除石门、正定外，有的在长辛店，有的在太原。敌人在铁路上军队的调动，军用物资的运输、储存以及军政要员的行踪，一般都脱不开他们的眼睛。邵喜俊、陈景瑞等人就曾几次把日伪军调动的情报，准确及时地送出。再如，正定火车站装卸工张，就有一次把日伪军在该站上车的人数、装备，运送方向和到站，及时地报出，王应慈和梁计民立即将情报转交给聂荣臻司令员，在反击敌人对晋察冀边区“扫荡”的作战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受到了聂司令的表扬。

       魏焕文、魏焕才系统下的王正本小组，有几个菜农经常向市区几个兵营送菜，其中有位柳辛庄的菜农，经常去北兵营送菜。他就利用送菜的机会，把这个兵营的情况搞清了。原来这是存放武器弹药的，是当时北平以南最大的武器弹药仓库。北平以南、邯郸以北地区日伪军的武器弹药，都是由这里发放的，并且这里的军用物资，大都是由日本国内和东北的沈阳运来的。他除了摸清了这里存放武器的种类、型号、数量以及发往外地的范围，进而又把经常来领运弹药的单位、数量、发往方向、运送时间等情报也都准确搞到，迅速上报。遗憾的是，这位菜农不幸于1945年春天，被日军发现，虽受尽酷刑，也没暴露组织。最后，被押往日本北海道当了劳工， 从此下落不明。

       日本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搞经济侵略，而且以办商行为名进行特务活动。直接受北平特务机关管辖的日本人井上久男开办的“正定商行”，就企图通过与我边区的经济贸易关系，搞我们的情报，并且假冒我边区政府的名义，出版了一种叫《建设》的刊物，搞了很多迷惑人的东西，使不少人上当。石门情报站就派马世仁小组设法打入这个商行。通过工作，他们有的当了会计，有的当了装卸工。后来，每期《建设》一出刊，就很快送到了东柏棠村魏焕文家，通过情报站送到了当时主管边区财贸工作的姚依林手里，引起边区领导极大重视。后来，这个小组还搞到了井上久男在石门制订的经济侵华计划。

       情报站按照党的政策，努力做好统战工作，力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抗日出力。当时，正定城内有位知名人士范树堂，此人原系清朝末年袁世凯办新军时的军官，后来反袁时，当过江西水师提督。王应慈就通过边区政府参议员张文山和范树堂取得了联系。范树堂是位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有军人风度，在军界很有影响，尤其和驻守正定的伪治安军团长刘化南关系密切。刘化南所部以正定为中心，驻防周围各县，势力较大。刘化南在范树堂的开导和影响下，思想有很大转变。王应慈曾两次进城面见范树堂和刘化南，使刘在共产党政策感召下，做出保证，决不进攻解放区。并将日本人的重大军事会议、军事计划等情报，都交给范树堂，转到了情报站。在日本投降前夕，刘化南曾一度答应率部起义，投奔八路军。但后来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他才转而归属了国民党军队。

       在石门情报站，还有一个受派遣深入石门市的小组，成员先后有潘树森、梁计民、倪青云、郝同、焦许昌、邢剑云等20余人，建立了石门情报站党支部，主要任务是搜集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括动情报。 

       潘树森，石门当地人，1941年春在冀晋第四军分区侦察股，受短期情侦工作训练，分配到石门情报站，地形地物熟悉，人情风俗习惯了如指掌，有群众基础，既容易掩护，也便于搜集情报。

       潜入石门市，需各自寻觅社会职业，乔装身分，掩护侦察活动。潘树森在北支棉花株式会社打包厂当管库员，焦许昌在铁路机务段，邢剑云替伏在敌伪石门市公署收发室。发展组织成员，物色对日寇同仇敌忾的爱国青年为对象，经过审核考验后，再经筛选，慎重发展。前后发展约40余人。如北支棉纱打包厂警卫队的奚贵斌、许秀峰；在铁路火车站行李房的潘春来、侯臣子；在日本满蒙毛织株式会社的职员岳林；铁路机务段的潘怀义；西兵营飞机场的炊事员聂贵珍、梁冬瑞、聂清长；敌伪公署的收发张云清；开设维新商行的刘锦堂；西花园开诊疗所的吴英明；还有和城工部失掉联络后与情报小组接上关系的潘树精、潘留保、潘近贤、赵文生、王秀英、赵万祥等。一般是谁发展的由谁单线领导，以防不测。在发展组织成员的基础上，又确定4处联系点：吴英明诊所；王秀英住的北后街小厂子巷4号；刘锦堂的维新商行；姚栗村邢剑云家。同时安排了地下交通员，传递、转送情报。他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弄清驻石门市日军营房、炮楼、构筑的军事设施，敌伪军的布置情况，摸清了驻石日军三九六部队饭诏司令官住车辆厂负责石门警备任务，一八五八部队驻扎阜康路，一八一一部队驻防北兵营炮兵厂，一八二二部队驻守南兵营衣粮厂，一四一七部队和竹内工程兵部队驻在东兵营，大神部队驻防范谈村，栗山部队驻大郭村飞机场，春田部队驻云盘山桃园飞机场，以及日军石门宪兵队、领事馆，最高特务机关长黑田寿南。摸清了日军在石门周围建造了一条封锁沟和蒺藜网防线，设立13个碉堡步哨，派兵把守，搜查盘问过往行人，伪政权建立的正定道尹公署、市公署警察局，和新民会、宣抚班等汉奸组织。他们分工负责，及时汇集敌情动态及其装备情况。潘春来、侯臣子侦察铁路军运，途经石门日寇调动方向、人数、武器装备，物资运输，驻石部队的北兵营、炮兵厂和南兵营衣粮厂库存的武器弹药，辎重数量，以及运送流向，和宪兵队的活动状况；邢剑云和张云清在伪公署搜集地方机构的设置，警察所的编制、人数，主持人姓名、级别、任务等情况；潘荣珍、聂贵珍、聂清长和梁清瑞负责侦察日军不同时期的西兵营驻华情报，飞机场飞机起落架次、型号等飞行动态，装载物品、武器弹药数量、炸弹型号数目，汽油存放处和数量及机场修建情形；潘树精以游动商贩做掩护，侦查日军感化队喇古队、日伪修械所和警察署的日伪活动情况。获得消息，甄别伪真，及时上报。

                                       打进日军内部搞情侦

      打进日军内部，深入敌人核心，获取战略性的情报，是情报站的重要工作。

      王子兴，安国县人，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原为冀中公安局干部，受派遣，先打入日本饭沼师团河野特务队情报室，后又到建设总署当了“技佐”，领导着市内几个行业的小组。他以“技佐”身份，在一次去获鹿采石场视察石子情况时，所乘的火车突然受命在中途“待避”，一下子停了两个多小时。他在和该站日本站长闲谈时，就问：“是什么列车，把我阻在这里，耽误工作?”那个站长见他是“技佐”衔，又会说日本话，就告诉他，要过的专列是冈村宁次，并要他保密。王子兴又问：冈村宁次是西去阳泉?回答：不是。又问：太原?站长摇摇头说：统统不是。王试探着说：那是运城了?站长悄悄告诉他，是临汾。王子兴得知这一消息，马上决定不去采石场，立即返回了市里，将情报送出。情报站迅速送往边区社会部。上级看到这份情报十分重视，分析冈村宁次离开北平，神秘地奔往山西临汾，一定有重大军事企图，就立即把情报发往延安总部。于是中央紧急通知了太岳、太行军分区。在我军有准备的情况下，使敌人的几路围攻行动归于失败。

       石门情报站还有个打入敌伪军特务系统的张景熙、李慎之(李尚志)、靳英小组。靳英打进了正定宪兵队特务队，并担任了队长；李慎之打入了石门市宪兵队，担任了指导官；张景熙先打入了正定警察所，后又打入河北省剿共委员会情报科。

       张景熙，正定县人，师范毕业后担任了抗日县政府第三区区长。在敌人一次“扫荡”中，他被围在一个村的井台上，准备打光了子弹就跳井，不料被一颗子弹把后脑壳盖骨打碎，当时就“死”了过去。敌人发现他心脏还跳动，就把他抬回了正定城，送进了日本随军医院，企图给他治好伤后，诱他当汉奸。王应慈得知这个情况后，就派交通员与他联系，要他借机打入敌人内部。张景熙一开始不干，后经王应慈与县委共同做工作，他才答应下来，归属王应慈的石门情报站领导。张景熙伤好后，一穿上伪军的服装，立即招致乡亲们的误解和辱骂，他爱人刘健只身闯进正定城，见面就给了他几个耳光，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他忍辱负重做工作，曾把正定警察局颁发良民证的钢印模子以及几百份良民证原件搞出来，送交晋察冀边区。1943年，他利用同学的关系打入保定，在河北省剿共委员会情报科担任了主任科员、情报股长、“感化院”训育主任等职，取得了大量情报，如将全省新民会中特务组织的情况等文件，拿回正定交靳英复制后，又安全送回。有一次，他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有蒋介石1939年制订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文件，上面还打有“绝密”字样，便立即向王应慈作了汇报，边区社会部许建国部长得知后，就命令张景熙不惜一切代价，取到这个文件。张景熙利用职务之便和每周返回正定的机会，将此件取出。当他伪装成商人，从保定西城门去往火车站途中，却遇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大搜查。一个日本特务以流利的中国话叫张景熙把提包打开，他只好硬着头皮照办。当敌人从提包底层翻出打有“绝密”字样的文件后，大惊失色。一声呼喊，马上围上来几个特务，不允他开口，即强行搜身。当敌人翻出他“情报股长”证件后，又十分疑惑地盘问他。他就镇静地亮明伪身份，说自己是专门干情报工作，为大日本皇军服务的。敌人见证件真实，张景熙又不慌不忙，镇定自若，就示意他可以走了。他整理好提包之后，又向日本特务说了声“口恩尼其哇！桑由那拉!”(谢谢!再见！)日本人听了还很高兴。其实，这是普通的检查，当时如果敌人向他所在的机关打个电话，张景熙就很危险了。

       文件送出一周之后，王应慈转告他：许建国部长非常满意，说这个“文件”是万两黄金都难买到的，如果你因此有危险而不得不撤出的话，也是值得的。原来，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文件”，毛主席还表扬了许建国在保定取得的这一成绩。1945年4月，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公开点破了这个“绝密”件。毛主席指出：“1939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反动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从此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他民主战士。”对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反人民的面目，给予了有力揭露。后来，在日本投降后的上党战役中，我军又缴获了一份这个密件，并在当时太行版的《新华日报》上，再次公开予以揭露。这足以说明深入敌人内部，获取战略性情报所起的重大作用。

       石门情报站由于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严格的纪律，以及领导者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和知识，使这个情报站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一直到日本投降，这个站没有被敌人破坏，没有发生重大问题，随之又接受了解放战争的新任务。

                                                        （资料来源   石家庄市政协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