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高原缺氧的地方，过量的运动对于汉族来讲无疑是有损健康的。可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人不会听那些老西藏的忠告，管他缺不缺氧，照玩不误。

　　我在大学里就是校篮球队的，到了西藏哪能把这一特长轻易放弃呢？只要一有人打篮球，一定有我跟着混。你别说，在山南像我这样有“两把刷子”的女生还真找不出第二个。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当机会到来时，才能就会派上用场。

　　从沃卡电站下来后，我和王子分配到大修厂。没有多长时间，他就被厂里派到内地学习电镀工艺去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刚刚到西藏几个月就回内地了，王子高兴地走了，这一去至少要一两个月，扔下了我一个人，我痛苦了仅仅5分钟，就开始琢磨如何快乐的打发这段日子。结果是心想事成，就在他走的第3天，体委的郎军和另外的一个同志开个带斗的摩托车到大修厂来了，他们直接找厂领导王书记谈完后才正式通知我。

　　原来是西藏自治区体委在昌都组织全区的少年篮球赛，为未来的自治区男女篮球队选拔运动员。以前的比赛山南地区从未参加过，这次地委领导非常重视作出决定一定要组队参加比赛。

　　少年女篮代表队已组织好了，可是就缺一个女篮的教练，体委找了几个单位也没有合适的人选。那天，郎军和小申他们电站的人吃饭，不知是谁说起小泥儿会打篮球的事，郎军一听一拍桌子喊起来：“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这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放下饭不吃了，直接到大修厂来找我。

　　这事对于年轻的我是再高兴不过了，再说王子也不在，这两个月就是玩个天翻地覆也没人管，我没有任何顾忌地走马上任，当天收拾收拾就坐上郎军的摩托车下泽当了。

　　今天一想，那时候的小泥儿是啥活儿都敢接，打打球还将就，可是当教练还是头一回。看到从全地区选上来的10个藏族小女孩队员，听了体委加措主任的动员，我才觉得不光是玩玩的事，还要承担这些孩子们的生活、训练和比赛的成绩，肩负着山南地区的荣誉。

　　我们女队的主教练是体委的巴桑，他是藏族，学体育的，我是副教练，负责女运动员日常训练和生活的管理，郎军和农机公司抽调的大王是男篮教练，还有广播事业局的小付也是工农兵大学生，是我们随队的裁判员，还有一位就是山南医院抽调的保健医杨大夫，她倒像个打篮球的，高高的个子能有1.74米，可性格却像个柔弱的小女孩，她是个老大姐，那时就30多岁了。这是一个临时的集体，领队是郎军。

　　原本是出来玩玩，可没想到这是个决苦的差事，队员都是从各个中学抽上来的，体能、素质、技术参差不齐，要在1个月里完成训练，比赛还要拿出好成绩谁也没有底。可是既然来了，就要负起教练的责任，我心里想不能给郎军丢脸，都是工农兵学员，要带好队伍，不能让藏族教练和孩子瞧不起。为山南的荣誉而战，我逞强好胜的劲又来了，认真地开始了教练工作，那真是一丝不苟，玩命的一段日子。

　　巴桑教练有家，每天下班就走了，我和郎军、大王以及队员都住在地区招待所，所以晨练只有我带着女队训练，每天早晨先跑3000米，然后百米训练，高抬腿跳，青蛙步都是在早上训练的，藏族孩子没啥，可我这内地人在高原地区还真是够呛啊！

　　白天巴桑来了，还要组织投篮，防守，进攻，以及战术的训练。这些小丫头也不是很听话，一不高兴了就说藏话，运动员里只有一个女孩是汉族，也常常受她们欺负。时间长了，我知道几个调皮的队员，听不懂她们骂你，　“报复”她们的办法就是在训练上找，叫她们知道小泥儿教练不是好惹的。有两个球打得好的队员说：“小泥儿教练就能训我们，她自己到底打的怎么样？”我和郎军说：“还要真给她们亮几下子，不然还真不服。”我们几个教练和男篮的孩子们比赛，我是打前锋的，拿手的是快攻上篮和底线投篮，准确度极高，事先和郎军说好，他是专业学篮球的，把球给我供足，又能掩护。我的球到手就进，比不上姚明可在当时也算露了一手，至少让这些小丫头都服的五体投地，从此教练工作才算打开局面。

　　这些藏族孩子明显的和巴桑教练好，因为都是藏族，我不在意。她们生活都和我在一起，训练也是靠我，我要求她们，我能做到的她们一定要做到。聪明的藏族小姑娘一看，不和小泥儿教练搞好关系，没好果子吃，慢慢地才听话起来。

　　我看到这些小女孩没出过家门，有的生活困难，没有袜子，缺少生活用品，或者每个月的“特殊情况”，小病小灾的，我都给孩子们特殊的照顾，甚至花掉自己的钱，到了比赛结束时，我和这些孩子相处的已经是难舍难分，抱在一起流下不少真情的泪水，卓玛，央宗和曲珍还把她们戴的藏链送给我。后来有的孩子还到大修厂去看我，还带来了牛肉干和奶酪，让我很感动。

　　晚上，孩子们都睡了，住在招待所的教练，常常会剩下我和郎军两个人，我们就会天南地北的聊着。我发现郎军的情绪很不好，后来才知道他是上海体院的，女朋友也学篮球的，可是学校愣把他们分开，强迫把他分到西藏，弄得他们牛郎织女，日夜相思。

　　我作为同学只能是开导他：“慢慢争取调回去，天天愁也不是好办法，还要快乐的面对生活。”慢慢的他的情绪好起来。谈得很投机时郎军问我：“小泥儿，你是哪年生的，咱俩谁大啊？”我说：“我是50年生的，你呢？”我欺骗了他。他说：“我是51年生的，从今以后你就给我当姐姐吧，我没有姐姐。”我说：“好啊，我会好好当姐姐的，不过你要听话啊。”其实我比他还小3岁呢。

　　就这样郎军认真地叫起：“小泥儿姐。”从此以后我在西藏多了一个比我大3岁的弟弟，又多了不少的牵挂，有一点好吃的都要想着他。后来他知道了我的真实年龄，还是一直叫着：“姐姐。”那段日子里有了这份亲情，好像有了一种支持　，一种动力，多年过去了，这种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

　　集训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准备出发前往昌都地区参加比赛。今天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带着20多个十几岁的藏族孩子，到远离山南一千好几百公里的昌都去参加比赛，打得好坏不说，万一路上出现什么状况，回来怎样交代？那时候心中只有党交代的工作，只有完成任，丝毫没有想到个人的安危和困难。

　　20世纪70年代的西藏几乎是没有长途公交车，无论到任何地区都要搭解放卡车或是吉普车。地区体委联系到一辆解放牌的大卡车，我们好像也没做什么准备，更没有面包香肠方便面和羽绒服，只发给孩子们每人一件棉大衣，也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一个星期内赶到昌都。

　　郎军、巴桑、大王、我，还有杨大夫（小付已在前几天搭乘别人去昌都的汽车先走了）。司机旁边的位子上只能坐一个人，就是杨大夫，我们和所有的运动员一起都坐在卡车车厢的大箱板里出发了。

　　第一天，从山南到拉萨还算顺利，接着的1000多公里公路就充满了挑战和风险。第二天一出发，拉萨的天湛蓝湛蓝的，孩子们看到了布达拉宫，激动的欢呼：“布达拉宫，扎西德勒，扎西德勒！”他们还用藏语唱起了颂歌，我们几个也被孩子们的欢乐感染着，真是一路欢笑一路歌。

　　西藏的天气变化无常，中午热地穿短裤，晚上却冷地穿棉袄，12月份的天气更是说翻脸就翻脸。我们从拉萨出发过当雄奔那曲，沿路的纳木措，羊八井都是西藏版图上的碧玉和翡翠，可是我们无暇顾及，只是在川藏线上的高峰绝巅上，从3000多米逐步盘上海拔5000多米的高度。那时候公路没有今天的柏油路面，都是沙石路，坡陡弯急，路边是高高的悬崖，下边是滚滚的江水，真要是不幸掉下去，不要说是人，恐怕连车的碎片都无法找到。

　　突然间，乌云密布，顷刻间就雨雪交加，孩子们的歌声变成了抽泣声，司机旁位上的杨大姐已经哭起来，司机呵斥她：“要哭就上大箱板上去。”气温也开始骤降，孩子们冻得开始发抖，像小猪一样挤在一起。

　　车厢里本来有一块篷布，打开比量来比量去也只能遮住四分之三的车厢，后边的一条怎么也蒙不上，没办法只能让孩子们钻到蓬布下边，即躲风雨也能暖和点。我、郎军、大王和两个藏族男孩子，坐在外后，只能“任凭风吹雪打，胜似闲庭信坐”。

　　雨和雪打在身上很疼，风抽的肉皮像被刀刮着，很快军大衣就成了湿的，到了下午都冻成了冰。我们的腿上只穿了棉秋裤（厚的运动服），郎军说腿疼得不得了，因为下乡时得过关节炎。我当时想，他不能没有腿，因为他是打篮球的，如果没有了腿就等于没有了事业，我把棉大衣脱下反穿着，和他对坐，刚好可以盖在他的腿上。男人有的时候也很脆弱，他那时也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司机不敢停下来，只有开到兵站，这些人才能安全。一天了，所有的人都没有吃饭，饥饿开始骚扰本来就经不起折磨的孩子们。痛苦的传染是飞快的，一个喊饿，整个车厢的人都饿了起来。我明白，这时侯只有精神可以让我们坚持下去，精神食粮是这黑暗中最具阳光的力量。我和郎军说：“我们唱歌吧，只有唱歌才能让孩子们振作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开始是我们两个唱，然后是大王，藏族男孩子，最后是整个车厢都响起了《国际歌》，接着孩子们又唱起了他们喜欢唱的藏族歌曲。我们让孩子们手挽着手，相互温暖相互鼓励——再坚持一会我们就会到达目的地。

　　汽车在山道上行驶，一会儿下坡，我们所有的人好像坐一个大滑梯，一下子全部堆向车厢的前边，一会又上坡，孩子们又仰向车厢的后边，最难过的是一段搓板路，颠的我们五脏六腑都上下震颤，有的孩子开始呕吐了。杨大夫已经无法照顾病人，因为她是最重的患者，我和郎军一路上还要照顾她呢。

　　连续3天，我们都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行驶，这是我们在出发前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我和郎军和所有的大人们开了会，要求大家必须统一认识，我们把这支队伍带出来了，无论怎样艰难也要把这支队伍完整的带回去。在孩子面前我们就是父母，我们必须坚强，杨大姐是流着泪咬着牙坚定的点点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到教练们真情的关爱他们，每到一个兵站我们都是最先安排他们休息，安排他们吃饭，孩子们在艰难中变得越来越听话，越来越懂事，再没有了你是汉族我们是藏族之说，整个队伍空前的团结。第五天上路时，太阳终于出来了，车厢上一片欢呼。一位诗人说：“告别绝望，告别风中的山谷，哭，是一种幸福。”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

　　我们历经风雨艰辛到达了昌都，只能休整两天就要打比赛，我们都担心这些孩子的体力和精神能不能适应比赛的需要。郎军说：“小泥儿姐，还是你来进行战前动员吧！”我想了一想，看来也只有我能干这个事——抖搂抖搂以前做学生会工作的老底子，给这些孩子们训话是富富有余。

　　在全体大会上我开讲了，中心意思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要为山南的荣誉而战，为展现我们自己最好水平而战！不畏任何对手，勇于和他们拼，放开打，打出我们的优势，那就是快、准、狠！”当然还讲了些别的，所有运动员的情绪被我扇动起来了。郎军说：“小泥儿姐，真有你的！”

　　只剩一天就要比赛了，没想到出了大事，小卓玛跑来告诉我：“郎教练把小巴桑踢了一脚，他们都不干了，你去看看吧。”我的头老大，这是民族问题啊，弄不好还谈什么比赛？我先去找到巴桑教练和他谈了很多，也替郎军作了检讨。其实我只是个借来的人，可不知为什么那么强硬，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谁让我摊上该管的事了？

　　我让巴桑必须站在体委的角度做好队员的工作，立即召开全体大会让郎军检讨。我再去做郎军的工作，无论什么理由，踢人就是一百个不对，前提是队员要接受郎教练的检讨。我和巴桑说：“你一定站在我们一边，哪怕是暂时的，也必须做好，因为你不是老百姓，你是体委干部，你要不这么做事情闹大了，我也会向体委和地委反映情况，如果你表现好，使问题得到解决，我也一定会向领导报告的。”巴桑勉强地同意了。

　　然后我又去找郎军做工作，这小子脾气也挺大，因为小巴桑不服管，用藏话骂了他，他就顺势给了他一脚。郎军还在生气，就是不肯检讨，我不知说了多少话，最后才做通工作：“为了大局，郎军你也要忍辱负重，也要检讨，何况你还真的踢了藏族的孩子，那就必须检讨！”郎军终于想通了，在晚上的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大会上做了检查，向小巴桑赔礼道歉！爷俩握手言和，表示一定携手把比赛打好。会议圆满结束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心里的大石头才落地。

　　第二天，赛前的训练照常进行，小巴桑表现得非常不错，因为他是男篮的主力。我拍拍巴桑教练的肩膀，向他伸出大拇指，意思是：“你，好样的，真棒！”他抿着嘴向我笑笑点点头，一切又恢复了和谐。

　　昌都比赛那几天的天气特别好，赛事也非常顺利，我们山南这两支少年篮球队第一次参加自治区的大型比赛，没想到发挥到极致，女篮拿了亚军，男篮拿了冠军。这完全是预料之外的，所有的人都极大的欢喜，我好像完成了一次党组织交给重要任务一样激动不已。那天，我们几个藏汉教练和工作人员拥抱在一起，每个人都激动的流下了眼泪。也许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怦然心动，刻意经营的完美？

　　又经过一个星期的跋涉，我们回到了山南。路上很顺利，天气格外的好，又卸掉比赛的重负，车子也轻松了许多，开得飞快。

　　我带着体委对我这两个月来的《工作鉴定》，回到了大修厂。篮球教练的生涯彻底的结束了，日子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可是这段经历却砌在了我生命的肉里，刻在了骨头上，让我不能忘记。可是今天想想真是后怕，一辆解放车，带了20多个孩子，随时都可能出现险境，咋就那么大胆子呢？真是不知者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