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姨的初恋

       我和下放知青熟悉的时候，是1970年，我7岁，小姨17岁。

       曲缓的西淝河流经古亳州南，河的东面，一个叫杨店集的小镇，三县交界，鸡鸣闻三县。这里，就是我姥姥家。

       金黄的麦田和墨绿的红芋秧子爬满地头的时候，人们可以吃到白包黑的花卷，然后就是蒸红芋，煮红芋，过着离了红芋不能活的日子。

       我姥姥说，就是这样一个偏僻的飞鸟都不愿拉屎的穷地方，生产队里还来了上山下乡的十个知识青年。

       这十个知青中，有上海的四个，有淮南的三个，有亳县的三个。其中淮南两个男生，亳县两个男生，余下六个女生。他们分别住在两个地方，最近的一个住点，离我姥姥家三百米。

        知青，在贫下中农的眼睛里，可不是省油的灯。姥姥那里集镇上的人常常说，上海来的就会吃，淮南的好打架，亳县的半拉撅子不好惹。也难怪，在那个缺油少盐的年代，好不容易喂养的鸡被偷吃了，土地里的红芋才刚刚长成个，就被掘出来烤了，看家护院的狗被偷走了。三天两头的请假不出工。常常是生产队告到大队，大队告到公社，公社派人下来开会，一问三不知，又没有证据是知青干的，心知肚明的事也不能对人家咋样。贫下中农心里烦，打又打不得，骂又骂不得。

        我的小姨是姥姥的老疙瘩闺女，姥姥疼着呢。大队组织宣传队，赶紧让知青都参加，在生产队也是不好好干活。因为小姨识字，能跳舞，就被抽去了，和知青在一起。小姨不漂亮，但小姨个高肤白，一白遮百丑，更方便的是，小姨学过裁剪，会蹬缝纫机做衣服。

       亳县来的那个男生，十几岁，瘦高的，来风就能刮走，到我家找小姨，往门帮上一靠，腰弯的手耷拉到膝盖上，还不时地用另一支手推鼻子上的黑边眼镜。他常常来找小姨，姥姥就烦。姥姥说，看他瘦的不成人样，要是再有六〇年，早就饿死了。他好像叫王啥民，记不得中间那个字是啥了，白白的，细长眼睛，说话低声细语的。他每次来我姥姥家都会伸头看我写的字，然后问我老师还教的啥，我想他这是没话找话吧，蔑他一眼，他就用他那细长的手爪子抓我的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发。因为生虱子，我的头发被小姨给剃光了，刚刚长出来一点。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姥姥和妈妈在说话。人家是商品粮，早晚要回县城，都那么大了，常常来找，好说不好听的。于是，那个啥民，就不敢来我姥姥家了。姥姥家的后院，顺着小河沿，一片白芍地，春天里花红蝶飞，枣树，椿树，还有一棵老茶树，棵棵枝壮叶浓，河沿栽满了柳树 。我和大弟弟是吃姥姥家的红芋长大的。那片白芍地就是我和大弟弟的花园。

       那个王啥民也常常来和我们一起玩，给我一个糖果，还可以把糖纸拧成一个穿裙子的女人。有时候，会带小画书给我，还教我用芹菜叶子扎起来做毽子。当然，我要偷偷地把小姨喊出来。他们一起去乡下的生产队演出，有时候，好几天不回来，我有时候还会跑到集北头的大路上等他们。离好远看到那个瘦高个子，就会跑上前，高兴地看他又给我带啥好玩的东西。

      秋收季节是最忙碌的，收红芋，削红片子，直接晾在地里。夜里生产队派年轻人看夜，不是怕人偷，是怕下雨，下雨了，赶紧叫人去拾，不然都会发霉。连天加夜的削红片子，抢时间。削红片子的那个工具，有点像木工用的翻过来的刨刀，月黑风高，烧煤油的小马灯摇曳在风中。一声尖叫，划破了夜色中的劳作，那个瘦弱的身影头弯到了地上，血淌在了洁白的红芋片上……连夜送到了公社医院，好像大拇指下面手掌都被切开了。

       后来，他回亳县了。后来，知青陆陆续续都走了。有一个上海女知青嫁给了我姥姥家集上的男人，永远留在了那里。后来，姥爷退休，小姨接班。小姨有了商品粮，就去亳县城里上班了。后来，我十一岁，离开姥姥家到了外地。后来，我高考后回城里看小姨。那年，我17岁。

我问小姨，你去找过那个王啥民吗？小姨说，我连他的名字都不记清了，你还记得他？我点点头。那个瘦高的带眼镜的男知青，从受伤的那个夜晚离开后，小姨就失去了他的音讯。也可能是那个男知青，永远都不愿意想起那个让他痛苦的田野。也许，他还记得我的小姨；也许，他还记得那个有着短头发的小女孩。

       只是好像这不是小姨的初恋，倒像是我的初恋……

                                                              　　（二）老牛倌的秘密

       生产队里的牛屋是三间堂屋，听着气派，其实都是用麦秸混着泥土做的土坯，晒干直接盖的房子。几十年前，还买不起窑厂烧的砖头时，老家盖房子都用土坯。

       老牛倌是个鳏夫，妻子年轻时生孩子难产走了。他脾气怪，许多年过来了，他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按说，他才六十多点，镇上人不管老老少少，都“三爷”“三爷”地叫着他。生产队的几头牛被他喂养的肥肥壮壮，喂牛的黄豆，自己也舍不得吃一粒。谁要是拍牛一巴掌，他都心疼。

       生产队来了十个知青，哪有那么多闲房子啊。队长说，三爷，让这个男孩给你帮忙喂牛吧？三爷一口回绝了。三爷，咱得服从队里安排不是，就算你给队里帮忙吧，中不？三爷就把男孩领到了牛屋。

       牛屋里两大间是给几头牛住的，牛槽，草料，饲料，放的满满腾腾。留一小间三爷住，小屋的隔断，是用绳子攀起高粱杆做的。男知青来了，在三爷床对面，在门板下面垫上砖头就是床，床上放上麦秸，暖和着呢。

       男孩灵光，一口一个“三爷”喊着。三爷说，叫啥？男孩说，张建军。多大了？十九。家在哪？淮南。一坨来几个？来这镇上仨，其他十多个，在河西边那个县。别乱跑，我教你轧麦秸。行啊，三爷。就这样，三爷收下了这个徒弟。

      乡下的冬夜是漫长而寒冷的。雨雪后的土坷垃地，白天太阳一晒，稀泥糊蹅，鞋底子都能粘掉。夜里再一冻，像冰刀子样硬。天落黑，到处瞎灯灭火，偶尔的犬吠，在呜咽的风中飘荡。牛屋在打麦场旁边，靠近旷野，风大，雨急，雪花猛。早早地，三爷就把门插死，窗户多塞把麦秸，挡风。   

       三爷披了件破旧的蓝大氅，带毛的里子快成光板了。怀里藏着一个老式的军用水壶，不知道哪年一个退伍老兵给他的，三爷用来装酒，天天捂得蹭光瓦亮，高兴时拿出来喝一口，那个美啊，脸似核桃外包层桃花。建军坐在被窝里，手里翻本破书，有一眼没一眼的看着，心不在焉。三爷说，睡觉吧，年轻人瞌睡多。建军躺下，三爷“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袋，吹灭煤油灯，烟火忽明忽暗，窗外北风呼啸。

       不知道过了多久，暗夜里，建军咕噜着梦话。三爷翻身，突然听到了门外窸窸窣窣的声响，三爷睡意全无，抓起大氅，摸到枕头下的手电筒。生产队没有闲钱买电池，三爷平时是舍不得用手电筒的，能省就省点。看护生产队的牛比命都重要，防止有人搞破坏。门外声响又出现了，三爷悄悄地推了下建军，建军迷迷糊糊爬了起来，拽住了三爷的大氅，躲在三爷身后。

       三爷猛一下拉开门插时，手电筒的亮光里，一团东西倒在了门里。一个哆哆嗦嗦的姑娘，面色青紫，手上血迹斑斑。在建军的惊呼里，三爷知道了，是来找建军的女知青。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雪后泥地里，一路摸爬，跑了八九里路。看着俩知青哭作一团，三爷从牙缝挤出几个字来，这是造的啥孽啊！

       把女孩安顿在床上。三爷抱麦秸靠门边躺下，说我穿大氅挡风，军你睡我旁边。在隔断外，听着牛咀嚼麦秸草，建军是睡不着的。三爷多喝了两口酒，模模糊糊看到了穿着大衿红袄的妻子向他走来，绾着发髻，一缕黑发从耳后飘到了嘴角，还是那么轻轻地笑着，好久没有见到妻子了，三爷竟哽咽起来。

       三爷醒来的时候，冬日的晨曦已经穿透门缝洒在了身上。三爷想起来了，俩知青呢，屋里屋外，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身影。 从那以后，建军总是不停地往外跑，三爷觉得孩子孤单，出去玩就玩吧，年三十捡到个鳖，有它没它都过节。喂牛的事，知识青年知识再多都不顶用。

       又一个飘雪的夜，三爷嘀咕着，这孩子咋还不回来呢？天怪冷的，唉，谁家的孩子谁不疼啊，爹娘见不到，可怜。一阵急促的拍门声，三爷说，是军吧，你拍啥呀，我来哩。门打开，冷风也冲进门里，三爷还没有看清，扑通一声，建军跪在了三爷面前。咋地啦，快起来，建军的哭声透着绝望，他抱着三爷的腿，不肯抬头。三爷明白过来的时候，也没有了主意。三爷说，孩子，我有十七块钱，就这些，你拿着，带着她回淮南吧，找爹妈想法子，这里你放心走，队长会计那里我来想法，明天一早你去找她队里，就说她奶奶不行了。办完事早回来，建军不住地点头，脸上的泪还没有干……

       十多天过去了，三爷有点急了，再不回来就不好交待了。终于在三爷的期盼里，建军回来了。在麦秸草的香气里，建军不吃不喝，蒙头整整睡了一天。傍晚，三爷端碗红芋稀饭让建军喝下，在建军失神的眼睛里，三爷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没有结婚证的俩知青，更没有介绍信，大医院是不能随便做流产的。万般无奈，他俩走进了逼仄的小诊所。一周了，她发烧出血，诊所里的医生说，再观察观察，又拿了药吃下。后来，出血越来越多，诊所找不到人了。在建军的背上，他俩终于敲开了回家的门。由于感染和大出血，她躺在大医院的急诊手术台上，完成了子宫全切手术……

       三爷一把把建军揽在了怀里，建军像个孩子似的，在三爷的怀里又一次静静地睡去了……

       天依然寒冷，快打春了，慢慢地，天终会暖和起来……

                                                              　　（三）永远回不去的城

        路远程，她那个当资本家的父亲，当年给她起名字的时候，咋也没有想到一语成谶，让自己的小女儿，下放到千里之外，路途遥远，永远不能回城。

       她是一个小巧雪白的上海女孩。长着双眼皮，闪着会说话的大眼睛。她也不想呆在家里，天天看着愁眉不展的妈妈，更不想找到那个在运动中失联的爸爸。她怀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红心，和同学们一起下乡，第一次见到了农村。

       辽阔的天空，簇拥着浪花般的白云 。一望无际的麦田，像碧绿的湖水涌向天边。高粱青，玉米嫩，草木葱茏。新来的知青每天沐浴着新鲜的阳光，暂时忘却了家的模样。但每天的吃喝拉撒，总是摆在眼前。四个上海来的女知青，就这样，在手忙脚乱中，开始了陌生而又棘手的农村生活。

       路远程和其他三个女知青住在一间屋子。屋子的主人，也是她们的邻居，是镇上光棍一个的王义和。四十岁的王义和有癫痫病，生产队里照顾他看菜园子，种点瓜果蔬菜，不论多少，平时分给社员。知青来的第一天就遇到难题，不会从井里提水，王义和的水缸很快就见了底。做饭不会拉风箱，更不会烧土灶。王义和烀了一锅红芋，她们会一扫而光。从上海带来的饼干很快就吃完了。王义和擀的面条，在她们眼睛里，已是美味佳肴。她们王叔长王叔短的粘着，在王义和的极不情愿里，就一起搭伙吃饭了。

       日子一天天在农活里消磨，会干不会干不要紧，只要队长一喊，立即“叽叽喳喳”前呼后拥跟着队长下地了。田间地头，有她们的笑声，有她们的歌声，社员也不跟知青计较。秋收季节里，照样是分点绿豆、黄豆、红芋片子，还有红高粱、黄玉米。经过繁忙的秋收，生产队里会给知青放假几天。想家的知青，带上劳动成果欢天喜地回家了。路远程没有回家，她把果实交给同学转给妈妈，自己留了下来。

        月亮升起来了，清辉洒在了静谧的知青小屋，还有这个清贫的农家院落里。路远程、王义和一起啃着烀好的玉米，听着她讲那远在天边的上海。她的童年，她的中学，她家的楼房，她家的保姆。在王义和朴实的目光里，路远程看到了温暖和善良。月光下，没有批斗，没有歧视，更没有悲伤。此时，路远程想起了爸爸妈妈，想起了那永远回不去的欢乐时光。

       一年又一年，路远程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悄悄地生根发芽。终于在一个收获的季节里，路远程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工工整整地写下了“王义和我爱你”。这个甜蜜的纸头，放在了王义和的桌子上，没有被王义和看见，却被找王义和打扑克牌的几个臭小子看到了。他们大呼小叫地拿着纸头，嘴巴里呼喊着“王义和我爱你”，把在镇上商店买化肥的王义和着实吓了一跳。

       路远程惊世骇俗的一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不亚于一颗炸弹的威力。公社武装部迅速来人，把王义和拷走了。这还了得，“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路远程知道了，马不停蹄赶到公社，在众人面前，她伶牙俐齿讲到了鲁迅，讲到了郭沫若，并郑重声明是自己爱上了王义和。大家面面相觑，公社书记严肃的问话，也让路远程更明确了自己的选择。

       县知青办把路远程作为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典型进行宣传。路远程借此东风，让王义和住进了县人民医院。在医院作了胃溃疡切除手术，后来转入内科，对癫痫病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治疗。说来奇怪，从那以后，王义和神清气爽，再也没有口吐白沫抽搐过。日子被爱情浇灌的如生产队里的菜园，郁郁葱葱，绿意盎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知识青年陆陆续续都回城了。路远程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看着俩儿子，王义和总是笑意流淌在眼角。进入八十年代中期，落实知识青年政策，路远程转为城镇户口，俩儿子也同样吃了商品粮。路远程在公社当了计划生育主任，一直干到退休，由儿子顶替了工作。

       王义和去世的时候，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他活着的时候常说，感谢政府，感谢路远程给了我一个家。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还能儿孙满堂，晚年幸福。现在的路远程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奶奶了，含饴弄孙地忙碌着。远远地看去，她依然是那么白净和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