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中京座落在内蒙古的一个小地方，却有过一段大历史。

五代十国时期，北宋与辽国曾经是一对仇敌，为争夺燕云十六州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抗辽名将杨业一门忠烈、英勇献身的事迹，千古传颂，万代景仰。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无戏不唱《杨家将》。然而，北宋与辽国也曾和平共处过１２０年，使各自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

公元１００４年秋，北宋与辽国结束了２５年的拼死相斗，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有三：两国从此罢兵，各守旧界；北宋与辽国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赵恒称辽国的萧太后为叔母，辽圣宗耶律隆绪称宋真宗为兄；北宋每年送给契丹岁币１０万两，绢２０万匹。正由于有了这个盟约，两国才有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和平生活。

既然约为兄弟，不仅要和平共处，更要友好往来。据统计，在１２０年里，两国互派使者多达１６００人次，而且派出的都是朝廷的重臣、高官、名人。北宋使者中有蔡京、高俅、童贯、包拯、富弼、欧阳修、苏辙、苏颂、沈括等，你来我往，从未间断。有固定互访的内容，也有临时的动议。春节来了互相拜年，皇帝或皇后过生日要去贺生，驾崩了赶去吊唁，有新君即位更要及时祝贺，等等。如同民间的人情往来，不能让人家挑礼。当然，有了争端也要随时派出使者进行谈判解决。

由于辽中京处于辽国的中心位置，北宋使者前来求见辽国皇帝时，都要从那里经过或停留一下，运气好的碰巧还能在那里见到。北宋使者都是文人出身的高官，每到一地必有诗作，完成使命后还要向皇帝写出专题报告。为此，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日记、诗歌、谏言、奏疏、地图等历史资料。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很详细，很形象，再现了当时的交往情景。其中，有耐人寻味的故事，也有值得探讨的问题。如能到辽中京所在地去对照和追忆一番，相信会更有趣味、更有教益。

２０２１年清明放假的第三天，我们从赤峰驱车来到了辽中京大定府的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天义镇南城村。这个村庄紧挨着辽中京遗址景区大门，比网上说的铁匠营子村近多了。步入景区大门，迎面是高高耸立的大明塔。除此之外，还有一栋展览馆和几通石碑，再无其它古建筑。景区整洁美观，犹如花园。大明塔虽然也是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但更高大、更雄伟。塔高８０．２６米，塔身直径３４米，周长１１２米。高度全国第三，体积全国第一。近前观看，雄浑大气，敦厚稳重，造型美观，雕刻精美。绕塔一周，只见每个立面都浮雕着佛像、力士和飞天，栩栩如生。有的慈眉善目，有的须发怒张，有的自由飞翔，有唐代遗风，有汉家手笔。汉人见了顶礼膜拜，契丹人见了也额手称颂。

这座塔建于公元１００７年，也就是“澶渊之盟”后的第３年。按照先有城后有塔的建城规律来推断，辽中京的建设时间不会晚于这座塔。《辽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圣宗尝过七金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阁之状，因议建都。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城峻，“号曰中京，府曰大定。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以待新罗使，来宾馆以待夏使。”那时，正是辽国的鼎盛时期，辽圣宗耶律隆绪年轻气盛，志得意满，财大气粗，马鞭一指，一座京城很快就打造出来了。

辽中京北依七金山，南临老哈河，布局仿照北宋汴京的开封城，由外城、内城和宫城组成，三城相互包围，总面积达１４万平方米。如今的南城村、铁匠营子村、城里村和三姓庄村，都在辽中京遗址的范围内，可见其规模多么宏大。外城是衙署、庙宇及居民区，内城是重要官署及贵族居住的区域，宫城（皇城）自然是皇帝的住所。宫城并不太大，只有散落在地上的砖雕、石刻、瓦当等建筑构件还显示着往日的辉煌。一位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地下有老鼻子宝贝了，如果挖出来能买下一座北京城！他的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充满自豪之情。是啊，不仅是地下埋藏的文物值钱，地上发生的故事同样也有价值。这座塔，这座城，由于兴建于“澶渊之盟”后，可谓和平之塔、友好之城。辽中京遗址因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代的京城就是现在的首都，但不止一个，可以多个。辽国就有５个京城，先后建立了辽上京、辽东京、辽南京、辽中京、辽西京。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上都有京城，何为辽国首都？何为行政中心？至今没人能说得清楚。这还不算啥，更为出奇的是，辽国皇帝日常并不在京城里办公和生活。

历代的辽国皇帝仍然保持着先人的游牧习惯，以车马为家，率领皇亲贵戚和近臣们四时“捺钵”，在游走中发号施令，在毡帐里接见外国使者。外国使者想要晋见辽国皇帝时，就得像捉迷藏那样，到处去寻找、去追踪那“移动的皇宫”。历史学家因此把五京称为“驻国”，把“捺钵”称为“行国”。

“捺钵”是契丹语，原意指他们游牧时用的车帐，后引申为皇帝出行的宫帐。“捺钵”之地便是皇帝的行在之所。契丹人讲究应季而动，春水、夏凉、秋山、冬坐，或渔猎，或避暑，或取暖，与时偕行，天人合一。契丹人用“移动的皇宫”来治理偌大的草原帝国，不但没耽误下情上达、上旨下传，还把各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即使像发兵打仗这样的大事，也能随时随地调动来千军万马。

为了与北宋友好往来，在辽中京到白沟河边界长达千里的山路和大漠上，契丹人设立了２０个接待北宋使者的驿站，平均５０里一个，在辽中京内更有专门接待的大同驿馆。每当有北宋使者前来时，辽国都派出接伴使迎到边界，来回护送，热情招待。北宋的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路振，于公元１００８年出使契丹，他在《乘轺录》中写道：“自白沟至契丹国，凡二十驿。近岁以来，中路又添顿馆。供帐鲜洁，器用完备，烛台炭炉，悉铸以铜铁。奚民守馆者皆给土田，俾营养焉。”这样的驿站显然不是临时性车帐，而是长期性设施。

然而，早期出使契丹国的北宋使者，大多怀有蔑视、屈辱和恐惧的复杂心理。他们印象中的契丹人，髡发左衽，面目凶狠，人伦混乱，不知礼仪，用人头骨当碗来喝酒，翻脸不认人，杀人不眨眼。他们是难以教化的嗜血生番、野蛮北虏，皇帝不过是个部落酋长。再加上北方的寒冷与荒凉，使有些高级官员害怕出使辽国。有的甚至迂腐地自比张骞出塞、苏武牧羊，准备吃苦一次、壮烈一把。

公元１０８９年１０月，北宋的著名文学家苏辙奉旨去辽国庆贺辽主生辰，一路上写下了《使辽诗二十八首》。行前，他忐忑不安，既怕寒冷又怕受辱。他的哥哥苏轼写诗安慰他：“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苏辙读后很受鼓舞，欣然前往。然而，过白沟河时看到有薄冰，让他这个四川人顿生怯意。出古北口看到纪念抗辽英雄杨业的庙，更让他感到悲凉。他没有想到的是，辽国的接伴使见面就向他请教茯苓的服用方法，成为他的知音。这因为他有一首诗写到茯苓的用途。抵达辽中京后，他并没有遇到想象中的苦寒，之前准备的貂皮大衣根本派不上用场。他在辽中京大同驿的墙上，惊奇地看到他哥哥苏轼创作的诗歌《老人行》。在北宋如果哪位文人不知道苏轼的《老人行》，那是很丢脸的事情。一些契丹人和汉人听说苏辙来，手拜捧着他们翻印的苏轼诗集《栾城集》，前来求他签名。原来他们都是“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粉丝儿。这部诗集北宋那边刚刚出版，他们就翻印了，可称为最早的盗版行为。更为有趣的是，辽国皇帝宴请他时，他说不会喝酒，怕喝多了出丑。辽国的一大臣给他敬酒时，竟吟诵他写的“醉中身已忘，万事随亦毁”的诗句，使他不得不把杯中的酒干了。苏辙一路上的观感，颠覆了以前的印象，加上受到的热情接待，使他对辽国有了好感，希望两国从此友好下去。

写过《梦溪笔谈》的北宋著名地理学家沈括，也出使过辽国。他不是进行礼节性拜访，而是谈判解决两国的领土争端。公元１０７５年，辽国派大臣萧禧来要求重新划定边界，说山西原平一带属于辽国。于是，宋神宗派沈括去辽国进行谈判。沈括凭着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据理力争，对答如流，使对方哑口无言，只好放弃了他们无理要求。沈括利用这个机会，假以打猎为名，考察辽国的山川河流、险关隘口，画成了地图。回到北宋不仅整理出了文字资料，还制作了辽国地形的沙盘，受到宋神宗的表彰，拜他为翰林学士。北宋宰相富弼出使辽国更留下一段佳话，成为学习典范。公元１０４２年，西夏出兵攻打北宋，辽国趁机索要关南土地，不然就选边站队。宋仁宗派富弼去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正在与辽兴宗艰难谈判时，他夫人生了个儿子（宰相晏殊的外孙子），派家人快马来报喜讯。富弼接过家书看都没看一眼，便放在火中烧了。手下的随从非常不解地望他，他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前方将士正在和西夏血战，而陛下派我出使辽国，希望我能稳住辽人。我自知身负重任，此时我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我不知道家书中所写何事，但在国家大事未完成之前，我不能被这些家庭琐事乱了思绪。

许多到过辽中京的北宋使者，对契丹人的风俗习惯、接待细节、政治体制、军事装备、军队操练等，都做过细致观察和形象描绘，并产生了与苏辙类似的想法。他们眼中的辽中京，城高丈余，城门外有瓮城，东西有角楼，呈回字形，幅员３０里。宫城内的建筑并不多，只有皇帝住的武功殿，皇后住的文化殿，多见毡帐，并无重兵把守。接见他们时，皇帝穿汉服，分列两班的大臣不分文武，一边是契丹人，一边是汉人，各穿各族的服装。与汉族官员交谈，他们并没有怀念中原王朝的意思。朝廷之上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和讲究，大臣们见面拱下手，皇帝讲话时可以插话，也可以交头接耳。宴请他们时，契丹人会展示他们少见的葡萄酒和餐具，有镀金银的玻璃酒杯，有各种玉碟、玉盏，而且会积极地劝酒，直至尽兴为止。北宋使者只在诗中听说过“葡萄美酒夜光杯”，到辽国才知原来是玻璃酒杯。所上的食物，以肉类为主，牛、羊、猪、熊、雁、山鸡、野兔等，山珍野味，当地特产，应有尽有。北宋使者不会用刀叉，契丹人安排两个衣着光鲜的小童，手持手帕和小刀，将所有的肉切成片状，再一点点地喂给北宋使者。宴会后，有时安排射柳表演，契丹贵族和武将在骑马奔驰中用箭射柳枝，并在柳枝落地之前把它接住。有时组织阅兵活动，全副武装的契丹武士，演示冲杀和劈斩，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契丹人“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个个身强体壮，血性十足，勇武好斗，不受欺侮。他们继承了唐朝的衣钵，羡慕北宋的文化，迷恋草原的生活。为此，他们建议北宋皇帝维护“澶渊之盟”，保持和平共处。

有人可能会说，北宋朝廷竟向一个少数民族纳贡，太软弱、太无能、太屈辱，丧失了中原王朝的权威，丢尽了大汉民族的颜面。实际上，北宋两次兴兵北伐，都以惨败告终，宋太宗赵光义还差点当了俘虏。他们不仅夺不回来燕云十六州，更吃不掉正在雄起的大辽国。而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人，既不适应农耕生活，又不愿意久驻中原一地。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兵打下后唐都城洛阳，没过多久便退回草原。为此，他们只想与北宋平等相待。在这之前，长城内外要么敌对关系，要么君臣关系，要么翁婿关系，从来就没有平等相待过。在中原汉人的眼中，其他族类不过是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只能称臣纳贡。

站在残存的辽中京城墙上，向城内放眼望去。辽国皇帝住过的武功殿不在了，接待过北宋使者的大同驿馆也不在了，唯有大明塔、金代小塔和半截塔还在。但，北宋与其相互交流与促进的历史，是不应被忘记的。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先是以长城为界各谋其生，后又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融合。满族人虽然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版图最大的大清王朝，但依然被汉族看作是鞑虏，成为“辛亥革命”的对象。唯有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实现了各民族的大统一、大融合、大团结。一个崭新的强大的中华民族，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