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已经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大家已经开始习惯使用网络，网络也能够为文学服务。新媒体时代进行文学创作，你我他都可以通过网络发表作品，这是时代的进步，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纸质传统文学虽然逐渐势微，但短期内仍不会退出受众视野，这是可以肯定的。新媒体成就了大批有着惊人创作能量的作者，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媒体给予了创作者更充分的创作自由，从形式上、技巧上、思想上给予了更加宽松的表达空间。作品个性更加自由，思想更加多元化，助推了文学的空前发展。

　　以屏幕文化为特征的网络文学不经意间已经撑起了当下文坛的半壁江山，读者的直接介入，使得作者与读者可以直接互动交流，这是非常难得的。网络文化虽然发达了，但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学规则随之都会烟消云散。尤其当下有些网络作品良莠不齐，粗制滥造，品位不高，急功近利等现象，都应引起作者的足够重视。网络就像广袤的土壤：优秀的文学作品好比鲜花，拙劣的作品好比野草，文学与大众的本真是否融合，读者心里都有一杆秤。

　　网络文学也为文学爱好者们提供了一块更广阔也更自由的天地，打破了文学精英对话语权的垄断。相关调查资料显示，现在进行网上文学写作的人已达1300多万，网络文学用户已近4亿。近年来，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作品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但作品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屡屡撞脸现象也十分突出，有些作品中甚至渲染色情，暴力泛滥，歪曲真象，传播谣言，低俗炒作。

　　传记文学是文学，没有什么人有疑义；报告文学是文学，也没有多少人再否认。

　　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新兴文学样式，亦称“报告小说”，是报告文学化的小说，也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

　　时下，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方兴未艾。“纪实”与“记实”相同之处在于，强调内容是真实的；不同之处在于，“记实”只是对事实的记录，没有“记”者的立场、观点，没有主次之分。而“纪实”是作者以自己的立场、道德观、是非观，对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取舍、加工之后的作品。我们一般所见的“纪实文学”显然都属后者。所以应写做“纪实”。

　　文学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果我们还崇拜权威的话，我们不妨把胡适先生的理论拿出来作个参照。胡适在《什么是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动人，第三要美。”这三个要素对于“纯文学”是适用的，对于报告文学同样适宜。

　　报告文学是采取文学手段及时地反映真人真事的一种新闻文体，报告文学与小说完全不同，报告文学是纪实文学，不允许虚构，要反映现实的真实。报告文学自五四时期传入我国以来，以其虚构和真实相交融的特点吸引着我们的目光，特别是在建国后更加迅猛地发展。对于这种新兴文体，学界争论颇多，其中关于报告文学真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报告文学书写历史，实录时代，见证社会进步，缺少真实的报告文学注定会失败。

　　脱离了新闻性，报告文学便失去了报告和报导之功能；丧失了艺术性，报告文学就无法被称为文学作品。

　　近年来我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中，报告文学始终伴随着民族前进的步伐和人民的喜怒哀乐。报告文学是一种不断给人以激动、振奋、思考的重要文化参照对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报告文学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中国现实文化的重要表现对象。因为报告文学特殊的文学地表达社会生活真实的特性，所以，报告文学所报告和描述的社会生活真实内容，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存在以至当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徐迟（1914——）学名徐商寿，南浔人，徐一冰之子。诗人、散文家。

　　1977年10月，着名作家徐迟所采写的报道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事迹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在《人民文学》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在这篇报告文学中，徐迟以诗人的气质，将政论﹑诗和散文熔于一炉，作品结构宏大，气势开阔，语言华美而警策，独具风格。结果文章在1981年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一等奖，被称为当代地矿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身上有一种“五四运动”青年的那种余韵，人很儒雅。创作出很多优秀的报告文学，其中《哥德巴赫猜想》与《地质之光》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他的作品被誉为“别具特色的科学诗篇”。让人们猛然间认识到了报告文学的力量。时至今日，谈及报告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这部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对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吸引了一大批作家、诗人、记者投入进来，使得报告文学蔚然成为时代潮流。仅以知识分子题材为例，黄钢以李四光为主人公写下《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柯岩发表《船长》，陈祖芬写内燃机专家的《祖国高于一切》一炮打响，黄宗英也创作了《小木屋》等。

　　新闻六要素分别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

　　新闻是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定义明确规定了事实与新闻的关系：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报道在后，也可以这样说，事实是构成新闻的细胞，离开了事实，新闻也就不存在了。报告文学的根是新闻的延伸，报告文学的源是新闻续章。

　　毛泽东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一再强调：“生活是一切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它虽然是自然形态粗糙的东西，但它也是最丰富、最生动、最基础的东西，它能使一切艺术相形见绌。”

　　司马迁《史记》，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写得最好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了，既尊重历史客观真实，又有文学的审美。比如，写刘邦与项羽，既写成功者刘邦的知人善用的大智慧，又写失败者项羽的真情和豪壮，霸王别姬、乌江自刎，凄美与豪情，很感动人。把失败者写得如此成功，仅司马迁一人。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司马迁遭受宫刑后，曾经多次表示自己遭受了奇耻大辱，支持他活下去的惟一信念就是完成这本史记。

　　《中国的西北角》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日本帝国主义蚕食中国已久，全民抗战一触即发；国民党则全力“围剿”红军，共产党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在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中，年仅26岁的范长江，为了深入了解红军北上抗日对于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他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只身赴大西北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成为在国内报纸上报道红军长征的第一人。周恩来称赞范长江的通讯说：“我们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胡愈之赞誉他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和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

　　毛主席读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后，立即批示：“印发全军”。朱德总司令看了这篇文章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后来，周总理在1953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作报告说：“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类典型的歌颂。

　　作者从朝鲜回来是1951年的2月，此时已调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先于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从此之后，解放军广泛地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最可爱的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宏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林韦的《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穆青、冯健、周原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报告文学作品，时至今日仍被我们奉为经典之作。这些精品之作的共性在于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广泛调查，精心创作。

　　报告文学是采取文学手段及时地反映真人真事的一种新闻文体，因为是以人为主，或者写人物的一生；或者写人物一生中的某一阶段、某几个重要时期。总之要使读者获得对人物的完整而深刻的印象。其中的采访是重中之重，用什么思维、观点去看待，用什么眼光去观察，这也涉及到报告文学作家的素质问题。这与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报告文学创作要求你要是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一个特别有见解的人，一个有思想的人，而且要善于沟通，善于交际，能够把对方的灵魂给挖出来。这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功夫，也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必备素质，在真实与文学之间，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是一个考验，而更大的考验则是对作家良知的考验。

　　司马迁写《史记》用了15个春秋；

　　班固写《汉书》用了20多年；

　　王充写《论衡》历时30多年心血；

　　许慎写《说文解字》花了22年；

　　玄奘写《大唐西域记》用了17年；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用了19年；

　　徐宏祖写《徐霞客游记》历时34年；

　　宋应星写《天工开物》用了20年；

　　顾炎武写《日知录》花了30年；

　　李汝珍写《镜花缘》历时20年；

　　孔尚任写《桃花扇》前后15年；

　　朱起凤写《辞通》历时30年；

　　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整整27年……

　　面对这组创作名单，无论是作家还是编辑，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肃然起敬……

　　再看现在的文学市场，有的报告文学作家叫想浮躁，急功近利，专事吹鼓，为某些企业，某些人物树碑立传，充当吹鼓手，生生地将报告文学变成了“广告文学”、“伪文学’。　如果摆脱了真实、文学、责任这三个条件，所谓的”报告文学“就是废纸一堆。

　　有专家指出，当下的报告文学领域鱼龙混杂的现象也较为突出，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品也时有所见，这些作品打着报告文学的旗号却做着向金钱顿首、为贪腐遮羞的工作，这种贴金作品、马屁艺术铜臭气十足，以涂脂抹粉、指鹿为马为能事，颠倒黑白，价值偏移，良知泯灭，既玷污了报告文学的尊严，损害了报告文学的名声，也违背了报告文学的内在精神。

　　蒋勋说：“最好的文学是一本最诚实的自传。”无论小说，还是报告文学，都应来自作者的真诚。不要刻意去粉饰什么，也不要刻意去揭什么伤疤，应该最自然，最本色地表现人的真诚与本性，就是审美，就是艺术。

　　我的作家老师朋友中，能够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者有十几位：

　　李有干老师已92岁高龄，风趣幽默，亲切和善不逊当年，前几年我和朋友去看他，老师很开心地耳语：先亮，你是不是想带我出去喝两杯？我说，是啊是啊。老师接着说，你替我请个假，给师娘说，外面等我们开会呢，就这样我们一同去了酒庄开怀一叙。那年有干老师86岁，每年出版一本书，是他几十年的习惯，这种敬业精神是一般人做不到的。90多岁高龄，每年六一，坚持走向校园，戴着红领巾，给小花朵们讲抗日战争，讲解放战争，讲抗美援朝，讲新中国。

　　陆碧波，1952年生人，原《乡土》杂志编辑，后创办《沿海经济信息报》，著有多部文学作品。碧波老师年长我几岁，但每次小聚，他总笑称我先亮哥，让我感觉暖意融融。快退休那年的一个深夜，他听到抓小偷的呼叫，急追盗贼一公里，被盗贼捅了几刀，仍不放过罪犯。我们去看他，有人说，您快退休的人了，何苦管这事？碧波认真的说，挨捅并不可怕，如果大家都麻木不仁，那才是真的可怕。事隔不久，他在街头遇见一交警执勤时对老一人态度粗暴，便上前说几句公道话，不料那位交警竟然以防碍执法为由，扣了碧波老师的电动车。较真开始了，最后闹到市里，结果是碧波获胜。作家的作品呈现在媒体里，作家的人品在百姓的心中。

　　肖怡然，湖南人，1960年入伍，原《铁道兵报》编辑，转业在总后西安工厂局从事宣传工作。多年在总后军需政治部，写遍了全国军需企业，特别是三线工厂。怡然先生有多次任职大型军企党委书记的机遇，每次都被他谢绝了。他到山区三线企业调研或采访，喜欢和工人交朋友，基本谢绝企业领导组织的大型招待，在普通工人朋友家吃家常饭是他多年的习惯，临别时总是拿出几十斤或几十块钱粮票送给朋友以示谢意，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受众争相传阅。每年全国军需系统的宣传工作会议，都安排他的经验报告，他因普通话不准确，很少上台演讲，他自言：谢谢大家理解，我一演讲便刹不住车，讲一两小时，我说得兴高采烈，大家听得莫名其妙，这样就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我把讲话材料每人一份送给大家。

　　文学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却能到达我们的心灵深处。文学的陶冶是舒缓的，却能为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它是润物无声的细雨，看似“柔软”却能力克金石。

　　清人张问陶《论文》诗道：“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这首诗说明了作文要自由通脱的道理，对于我们深层次理解报告文学这一种新文体的生成也许具有一定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