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东云老师是周恩来总理任命、西安外国语学院首任院长张治平的长女。1938年6月，归国华侨张治平和夫人何如惠带着3岁的她，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中共一大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送达延安。张东云先入幼儿园，6岁进入著名的延安保小，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后代如李鹏等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张东云班上的同学有项英的儿子，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博古的女儿秦新华、李铁映等红色后代。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延安保小专门的展示橱窗。

　　延安保小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创建的学校，第一任校长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1939年2月，原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为了避免日寇飞机对延安的轰炸，迁移到安塞县白坪村，时称“保小”。

　　新中国建立后，延安保小迁至北京的学校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先农坛的“育才学校”和位于北京海淀区颐和园路11号的“北京市101中”，保持了延安时期的办学特色和教育特色；留守陕西的是位于西安市小寨兴善寺东街38号的西安市育才中学（西安市37中）。

　　从1938年到1949年，张东云一直生活在延安，亲眼见证了张治平在延安教育界的工作和影响力。这两段往事是她讲述的真实延安生活，授权笔者执笔书写。

　　张治平与毛主席一起商量革命大计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我国最早、最完善、实施时间最长的民主制度，是陕甘宁边区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937年9月6日，中国共产党将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为了适应边区政权的性质，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完成了乡、区、县的普选，成立了各级民主政府和议会。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在此基础上进行边区议会选举，12月共选出500多名边区议会议员。1938年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选议员改为边区参议员。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最重要的民主制度就是参议会民主制度。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代表机关，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权力机关。

　　1939年1月17日，1941年11月6日，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共召开了三届4次会议。边区所有政策，法律及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参议会议员们充分讨论表决，一系列法规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边区民主政权制度，保证了边区人民的合法权利。参议会以“三三制”（共产党员、中间分子、党外积极分子）的方式，团结了一切拥护边区政权，积极抗战的爱国阶级及阶层都有权参与这一政权的管理工作，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演说，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批评一些共产党员不善于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采用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的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人民性，广泛的民主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的积极主动性，团结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场布置得简单朴素，代表们并肩坐在一个个长条板凳上，前面的会议桌上摆着边区自产的花生、瓜子、红枣和梨。陕甘宁边区主席是林伯渠，毛主席是中共中央的参议员，身边坐着教育界参议员张治平，没有任何特殊，所有参议员平等地坐在同一条长板登上，聆听报告，讨论议案，争论问题。毛主席认真听取各方代表意见，也不时征求身边的参议员意见。

　　毛主席拿起一个梨，对张治平说：“吃梨，可甜了。”张治平说：“这么大的梨吃不下，我胃不好，不能吃很凉的东西。”毛主席体贴地拿起桌上的小刀，切开了梨递给张治平，“咱俩一人一半，可以吧？”他俩一人吃着半个梨，又投入到热烈讨论中。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奠定了建国后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延安时期边区政府的参议会制度体现了我党在政权中充分发挥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表现形式，为建国后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敢把毛主席挡在门口的革命老妈妈

　　张治平和夫人何如惠带着全家到达延安后，分别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干部的高等学校。进入陕北公学之前，张治平还闹过情绪，他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上前线杀鬼子。他想不通，何如惠的两个弟弟都在抗大学习，他为什么只能去陕北公学？何如惠的哥哥、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何定华劝他说，他年纪偏大，有了家室，来延安前就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文化程度较高。他还是爱国归侨，正适合上陕北公学。

　　“陕公”1937年向全国知识青年和华侨招生，目前已有300多个学生。而且“陕公”和抗大一样，培养的是抗日急需各类干部。不但“陕公”、抗大，延安所有的学校都是把爱国青年培养成国家急需的抗战干部的大课堂。何如惠进了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后来“陕公”和“中国女大”都并进延安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延安大学。

　　何家孩子云集延安，何妈妈蒋老太太不远万里，从广东艰难跋涉，突破重重封锁来到延安子女身边。那时何妈妈已经60多岁了，全家都参加了革命。边区政府的意思让她在子女身边过过全家团圆的养老生活。何妈妈有文化更有见识，她说“我还能工作，不要边区养活我。大事干不了干小事，不在延安吃闲饭。”她很坚决，组织上根据她的情况让她去中央医院收发室工作。　何妈妈很认真地做着收发室工作。当时延安斗争很复杂，为了保证红军伤病员的生命安全，保障红军家属及后代的健康，门卫制度很严格：进入中央医院，必须有介绍信和工作证。何妈妈一丝不苟检查证件，无一例外。一天，她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漫步走上台阶，准备进医院大门，何妈妈请他出示介绍信，他说：“在警卫员手里，他在拴马。”

　　何妈妈说：“请等一下，我看了介绍信才能让你进门。”说着从屋里搬出个小板凳，身材高大的首长没嫌小板凳不好坐，踏实地坐下和何妈妈说话。

　　“听口音是广东人，这么远跑到延安，很困难吧？”

　　“子女都在延安，我也来了，没什么。”

　　“喔，真是个革命的老妈妈。”

　　俩人聊得热闹，警卫员上来拿出介绍信，何妈妈一看才知道，她把毛主席拦在医院大门口了！她很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毛主席……”

　　毛主席哈哈大笑：“没关系，你做得对！你是个负责任的，革命老妈妈。”

　　何妈妈工作认真负责，在她的工作岗位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多次被评为“延安妇女模范”，受过边区的表彰。表彰证书是一块边区出品的方布，结实朴素，上面印着“妇女模范”。只是时代久远，原物已经找不到了。

　　［后记］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笔者以崇敬的心情访谈并记录了老院长张治平及家人在延安与毛主席相处的时光，非常感动。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民主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听取各方代表的意见，团结亿万人民共同抗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这两个小故事中得以体现。我们懂得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在最艰苦的环境，最恶劣的条件下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和信任。领袖率先垂范，带头遵守党的政策和各项纪律，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这是立于不败的最主要的基础。

　　张治平老院长在延安生活了11年，随着延安大学进入西安，调入新成立的西安外国语学院，他身上的延安作风说明了西外的延安血脉，是我校最宝贵的红色基因，将由我们一代代传承下去。

　　（张治平之女张东云口述，笔者根据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