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老家有什么？山西洪洞老鸹窝。

这是广泛流传在石家庄地区，甚至是在河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的歌谣，与此相伴随的，还有民间广泛流传着的“燕王扫北”的传说。一首歌谣，一段传说，反映了一段悲壮凄切的历史——明朝初期从山西洪洞县往河北迁民。

明朝初期大规模向河北移民，史有其事，事出有因。

元朝统治的近百年间，由于频繁的战乱和苛重的徭役，再加上连年的天灾，河北的人口因死亡、充军、逃匿、流散而大幅度下降。据统计，元代末期至元年间，河北仅有547944户、1355976人，平均每户2.36人，比当时全国每户平均4.46人的水平少2.1人。与金朝时比，户数仅为金代时的27.35％，人数仅为金代时的9.66％，其下降幅度是汉唐以后最大的。在元末明初的战争中，河北再次成为主战场，使各州人口进一步下降，许多城垣焚为废墟，千里赤地，空无人烟。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派重兵北征燕地，封其子朱棣为燕王，曾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公元1398年朱元璋驾崩，建文帝即位，雄踞幽州（今北京）的燕王朱棣为了夺取帝位，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以“清君侧”之名，率“靖难之师”起兵南下，建文帝急忙调集兵力北上平叛，两军在河北、山东一带展开“拉锯战”，经过近四年的激烈角逐，朱棣夺取皇位，然后又挥师北上，清除建文帝的残余势力，建都北京。这就是历史上的“靖难之变”，而民间则称之为“燕王扫北”。

这一“扫”，直“扫”得河北城城萧条，村村荒凉，一派“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凄凉景象。

燕赵是朱棣的根据地，他定都北京，河北就成了京畿重地，怎么能任其如此荒凉？为了恢复畿辅要地的经济和人气，从永乐初就开始陆续从江南、山西、大漠（今内蒙古一带）、山东等地多次向河北迁民。永乐元年，从南直隶苏州等十八郡和浙江等九省简选3000殷实大户迁河北。永乐二年又“迁大姓实畿辅。”

当时石家庄一带，属真定府，是“靖难之变”中最残酷的战场，受害尤为严重。而太行以西的山西一带战争波及较小，加上数年风调雨顺，人烟较稠密。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成祖令迁山西民于真定、晋州、藁城等地屯田。永乐十五年，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地之民，迁于河北中部各县。譬如明代真定望族、曾诞生了梁梦龙、梁清标、梁清远等名士的梁氏家族，其祖籍就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明初迁居真定。还有正定牛家庄的王士珍家族，其族谱上也有“祖籍太原、荣发正定”的记载，显然也属明代山西移民。这些迁民来到河北，除少数人到旧有村庄与当地人杂居外，多数是按县分村建屯设寨，另立新村。因此，有些新村甚至保留了移民原籍的村名。据调查，石家庄近郊的100多个村落中，属明初迁民建村的，就有东焦、西焦、马家店、孔寨、王村、槐底等十几处，占自然村总数的15％。井陉、鹿泉、藁城、晋州这类村庄也有不少。其中一些村名就是由移民从山西带来的。如藁城的蒲城、晋州的祁底等。至今，在一些农村，还能找到明初迁民后裔为始祖刻立的墓碑。如桃园村吕杰夏碑上就刻有“世传家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往东古城村邵同社民籍第二甲，又迁至桃园村居住”的字样。藁城靳庄发现《追忆先世小序》的迁民碑，上面记述：“明永乐二年，有诏迁外省民实内地，吾祖李公者，山西洪洞县人也，奉诏迁直隶正定府藁城县近庄村，遂家焉。”一些旧志，民间珍藏的一些家谱、碟文、地契上，有的也记载了明初迁民之事。

既然迁民来源广泛，那么，为什么人们都说是从山西洪洞县来的呢？

在明初的大规模迁民中，山西向外地迁民最多。因此，洪武、永乐两朝都曾在洪洞县广济寺“设局驻员”，成立专门的迁民管理机构。凡被迁之民，均以县为单位集中到此，登记造册，“发给凭照、川资”，然后编队迁送。当时的移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大多数都不愿离开自己的故乡，往往悲伤哭啼，依依不舍。在告别故乡之时，便把洪洞县广济寺的一棵大槐树以及大树上黑鸦鸦的老鸹窝深深记在心里，世代相传，便形成了后来广泛流传的“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有什么？山西洪洞老鸹窝”的民谣。

除了明初官方组织的移民之外，一些自由流民和商贾，也陆续流寓真定。在明初政府组织向河北移民之时，人口密集、土地狭小的东南地区，因连遭水灾，饥荒迭起，使一些雇农、佃户、自耕农和商人，便自发地从人口密集区迁往地旷人稀的河北，或经商，或垦种，这也是明代移民的一部分。

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带来的直接社会效果是充盈了真定一带的人口，恢复和繁荣了当地经济。而另一方面，南北人口的交流和融合，改变了这一地区人口成分，使这一地区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为滹沱河流域的地域文化增添了新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