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是文艺的论文，属于散文的一种分支。杂文是一种兼有文学和政论两重因素，杂文既可以抒情也可以议论、既有逻辑思辩又有情感渲泄的短小、活泼、犀利的一种交叉性文体。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它兼有政论、文艺两种因素，但以议论为主。杂文不像一般议论文那样抽象地说理，或者简单地举例说明，而是运用形象化的方法，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剖析,以比喻、征引、联想、引申、夹叙夹议等手法来阐发深刻的道理。

　　杂文是一种文学体裁，一般采用议论的表达方法。它短小、活泼、锋利、隽永，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凡是有关社会生活、事件动态、日常工作、学习的杂感、杂谈、杂论、随笔、短评、札记等，都可以归入杂文一类。

　　现代杂文的兴起、发展和繁荣，是和鲁迅的名字分不开的。在鲁迅的笔下，杂文成为一种自由地摹写世相、描述见闻、评说人事、言志抒情，内容无所不包、思想启蒙和反抗现实的使命，从而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独特完美的艺术形式，攀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

　　杂文作为一种常用的文体，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生活现象评审其正误的一面镜子，特别是经过鲁迅先生大量针砭时弊的战斗性檄文的长期濡染，这一文体发展到今天，更加彰显了她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一枝独秀的文学风格。

　　“五四”运动后，很多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都写过优秀的杂文。其中最杰出的当首推鲁迅，他是开创一代杂文新风的大家。他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杂文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是“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也“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这就将现代杂文的作用作了准确的说明。鲁迅的杂文具有某种不可复制性。这种“个人性”体现了“文学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从而具有某种典范意义。

　　鲁迅曾指出：“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 。”“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取类型”就是勾勒形象，使这形象代表 某一类型的人。如此勾勒形象，创造典型，善于用典，点石成金，从而让我们悟出了杂文非同寻常的艺术境界。

　　经常看报的朋友都有印象，纸质媒体中杂文（言论）总有一席之地，从《人民日报》到省市级媒体无一例外，有些名刊名栏特意为杂文加了“花边”以增强吸引力，足以表明了对杂文的厚爱与重视，老报人都明白，加了花边的文章是有份量的。普通稿件那就是补白填空，版面总不能空着，所以不管你发多少篇，不一定说明你水平多高，而能引起重视的才是硬东西。

　　五十年前，有篇议论文《吃吃喝喝不是小事》，那篇杂文不足千字，却上了小学课本，从国家级媒体到省市媒体纷纷转发，五十年过去了，我们仍能记住其中几许名句和实话：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手软。虽是白话，却刻骨铭心，时至今日，仍不过时。引此例证，我想表达的意思，同道会心领神会的：杂文是有生命力的。

　　说到杂文成器，对杂文品牌我们如数家珍，尤其是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杂文报》与《杂文月刊》，由吉林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杂文选刊》和共青团山西省委主办的《法制博览·经典杂文》等更为人所服敬。

　　储瑞耕是第六届韬奋新闻奖（中国记协和中国韬奋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奖励我国新闻编辑等新闻工作者优秀成果的最高荣誉奖）、三届中国新闻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百佳新闻工作者获得者，一位被称为“河北的鲁迅”“杂文家硬汉”的评论界猛将。储瑞耕老师因创办中国第一家《杂文报》和主笔河北日报《杨柳青》专栏20年，而在当代中国评论史上写下了铿锵一笔。储瑞耕先生总结出了一套理论，如杂文“三功能论”：匕首、投枪、解剖刀，鼓点、红旗、冲锋号，书本、乐曲、软饮料；“死活论”：杂文时评化则杂文死，时评杂文化则时评活；“陶冶论”：用活泼的杂文陶冶严肃的评论，用优美的散文陶冶尖锐的杂文；另外，还有“花环论”“味精论”、“四要素论”、“包饺子论”……这些观点是他智慧的结晶，也是先生留给杂文界文友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杂文走红的网络媒体：红网的杂文版、人民网的观点版、中华杂文网（《杂文选刊》主办）、围城杂文网、平民杂文网、百姓杂文网、经典杂文吧等网络杂文，总会让人拍案叫绝。

　　有人觉得写杂文是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使，一着不慎，就可能引火燃身，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因写杂文而被谈话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仍有有志者对杂文创作偏爱有加，并坚持着，坚守着，耕耘着，我以为当为杂文家们竖起大拇指，点赞闪星。因为杂文创作，实在不易，既要有文采又要有风骨，既要有见识又要有观点，既要有勇气又要有担当，既要有知识又要有趣味，既要有正义感又要有良方施治。一般人不写杂文，写杂文的人不一般，这是经历、阅历、学识的凝聚和集结。

　　三十年前，我曾一度痴迷杂文写作，其中有篇小杂文《职称与称职》一文上了省市级媒体，后又上了《半月谈》杂志，那一年，荣幸的被省、市杂文学会接纳为会员，那一年杂文专项获得了几个小红本。所以杂文作品质量不能只看点击量，主要是看百姓的认同感。时下，钟情于杂文创作的文友并不多，这是由于媒体对杂文的关注度不够高，挫伤了作者的创作热情，另一种情况是傍名人、傍大款、傍热点的文人多了，冷落了杂文，不能不说是杂文的不幸。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无论什么文章，基本都含有一定的思想、材料、表达这三个要素，所谓的思想就是立意，材料便是根据，表达就是笔上工夫。如果杂文写的不痛不痒，没有战斗性和火药味，就起不到出气筒和安全阀的作用，那种杂文就失去了应有的功能。

　　文道即写文章的语句、段落、行文脉络和感情的集中性，语句、段落、行文脉络一定程度上讲，经过大致学习和一定量的阅读，是可以轻松得来的。但感情的集中性，尤其为难。因为这是你的经历、感触，你生命生活中的悲欢离合等种种因子形成的一个独立的个性的你最终促成的因子。你主张什么，你憎恶什么，你爱戴什么，点赞什么，你拥护什么，支持什么……你的一切，都从中而来。你落的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段，每一篇文章，都是你感情的集中渲泄和爆发。

　　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王道。”可见古人对德的重视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现的恰是道与德、品与正。

　　杂文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人们存在不满和愤怒，而这种不满和愤怒总得找地方发泄。世上有真善美，就有假丑恶，而通过写杂文看杂文的方式发泄愤怒，只会将矛盾转移到纸上，是一种文明的发泄方式，有利于对社会不满的人的身体健康，又不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杂文要有知识性和趣味性。有了丰富的知识，议论时才能纵横驰骋，旁征博引，涉笔成趣。

　　杂文中常常运用辛辣或轻松风趣的语言，通过夸张、讽喻、双关或影射等修辞手法，在无情的嘲讽或善意的微笑中，突出矛盾所在和可卑可笑之处，并表露作者的信心和优势。但并不是随便说一些尖酸刻苛的俏皮活，而是必须以作者的敏锐深刻的思想见解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为基础，才能写得亦庄亦谐，发人深省。

　　相声、漫画与杂文被称为艺界三套马车，各具千秋，亲者快，仇者痛。

　　幽默，是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合情理之处。讽刺，是以含蓄的语言或夸张的手法，讥刺、嘲讽落后、黑暗的人或事。杂文笔法，就是以讽刺、幽默为主的笔法。杂文语言还要有文采，精练、别致，往往庄谐并用，骈散结合，妙趣横生，令人叫绝。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幽默、风趣、讽喻、双关，这些佐料哪里有？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早年在部队时，山东战友李瑞明，浙江战友钟元发，吉林战支李全，广东战友陈保笏，江西战友舒旭东，承德同事李学春，柴亚先，徐州老作家乔俊峰（原在文化部，下放到电视台编辑），苏北作家陆碧波等，这些朋友都和我共过事，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出口成章，一个段子，一个笑话，一个故事，都能引发一篇极巧杂文。当然，杂文的原素材最多最丰富的资源还是在日常生活里，市井的叫骂不绝与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只要留心总会找到症结。一则新闻，一句台词，一个广告，都可能是杂文创作的主料，所以说，杂文家是写不完的。

　　那么，杂文创作有何禁忌呢？这个答案，我想引用夏衍大师的一段经典教诲，夏衍（1900－1995），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夏衍大师早年撰文，提出了杂文创作之三忌：

　　一忌教条八股。老八股不好，新八股更坏。数十年来，读者苦八股之害久矣。装腔作势，穿靴戴帽，废话连篇，无的放矢，统统应该反掉。

　　二忌一个怕字。杂文是投枪和匕首，它必然要有一点气势和锋芒。写文章顾虑多端，怕这怕那，四平八稳，那么杂文就等于钝刀割肉，就不能起诛伐和匡正的武器的作用。

　　三忌冗长。杂文姓短，几十字、几百字，最多“千字文”也就可以了。这是我国散文的好传统。刘禹锡的《陋室铭》只有八十一个字，魏征的议论文《谏太宗十思疏》也不过三百七十二个字。杂文可以“单打一”，一篇文章讲一件事，不必求全，不要面面俱到，要短而精，不要长而漫，不要让“懒婆娘的裹脚布”混入杂文之林。

　　立起来的匕首，虽短，也是犀利挺拔的；站起来的投枪，虽瘦，也是坚毅挺拔的。

　　对待杂文的态度，决定你人生的高度，庸人逃避问题，能人解决问题，高人消除问题。怎么做杂文，也意味着你就是什么样的水准。

　　在银河悦读网站，我们经常品赏到到卢乡，冷眼热泪，霈岳，阿虫，琴韵，白鸽子，南庄隐士，魏利生，岁月，刘茂泉等新老文友们的杂文佳作。我们期待着更多精品更多名笔呈现给我们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