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河西》是一部以计划生育为叙事线索的长篇小说，出版于2020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发行，作者是辽宁籍女作家宋桂琴。这是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继《十月怀胎》（伍开元）、《计生办主任》（吕斌）、《蛙》（莫言）、《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西洲曲》（郑小驴）等作品之后，又一部以计划生育为取材对象的小说文本。

　　小说背景较为模糊，聪明的作者并没有交代确切的时代背景，但读者从富有时代气息的词语和相关事件可知，故事起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收结于本世纪初，时间跨度约有三十年，这三十年的时间跨度不仅与题目“河东河西“的寓意暗合，也恰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计生时代。何为计生时代？简单说，就是计划生育时代，是国家倡导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时代。在这一时段，无数家庭无数夫妻，都经历了生儿喜生女悲，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岁月。从这个角度说，作者是在讲述中国老百姓生儿育女的故事。

　　从作品出现的关键词语来看，表现出鲜明的二元对立现象，比如河东与河西、国家政策与家庭计划，个人理想与眼前现实等。

　　一、河东与河西的无奈与轮回

　　作为题目，启用“河东河西”，想必是经过作者深思熟虑的。在小说文本中，它有字面意义与象征意蕴。

　　作为词汇，河东河西是指河水两岸的土地与土地上生活的民众。作为河水的堤岸，东西两岸彼此相望却又无法相依，就如两条并行的铁轨，虽然齐头并进却又无法合在一起。因此，作者也是借河东河西词语，暗指故事中修家与方家以及两家关系的演变，方家、修家，如同并肩前行的两条河岸，隔河居住，近在咫尺却来往不多。故事开始时，修家与方家隔河而居，却较少来往，尤其是两家母亲，你看得见我做饭，我看得到你生火，但并没有形成农村近邻间的亲密关系，真可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说出原因，令人尴尬又无奈：方家母亲想娶修家女儿做儿媳妇，修家母亲却不想要方家儿子做女婿，她希望女儿们全部嫁给城里人。修家有七个女儿，六个早已在城里找到婆家，最小的七女儿，是修妈妈的心头肉，也正在与城市户口的战必胜处对象。修家女儿长得好看，这是河沿儿村公认的事实，因此，既是方家有适龄青年方大群，既是方家家境优渥又近在咫尺，但修妈妈也从没有想过与他家结亲。但风水流轮转。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修顺奇，竟然违背母亲意愿与方家儿子谈起了对象，故事情节的骤变，恰到好处地应了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中国民间，无论南北哪个省份，都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民间俗语，小说《河东河西》就从俗语中引申出了象征内涵。 

　　三十年前修顺奇严格按照计划生育政策，千方百计寻找怀孕第三胎的赤脚医生迟小霞接受引产手术，但却以失败告终。造化弄人。三十年后，那个差一点被自己“计划”掉的女孩子“超生”竟然与自己的儿子一见钟情，即将成为自己儿媳妇。假如修顺奇知道三十年后，迟小霞超生的女儿会成为儿子喜欢的女孩子，估计她绝不会千方百计完成自己的引产任务。

　　河东河西的寓意还表现在方家大院前后两代人三十年来的生活变迁。三十年前，修顺奇婆婆独守方家大院，希望满院子都是子孙后代；三十年后，修顺奇独自孤守方家老院，眼前竟然形影相吊只身一人。三十年来，修顺奇极力想逃离农村，三十年后，又迫切想回到农村。河东河西的寓意也表现在老八这里，三十年前，老八嫌弃挖苦马小兰，三十年后，却与马小兰相濡以沫厮守一生。 

　　围绕着计生时代河沿儿村修家、方家老少三代人以及左邻右舍三十年来的婚姻家庭、工作劳动等事件，作者用女性细腻的情感为读者讲述了河沿儿村的沧桑巨变，梳理了河沿儿村民所走过的道路，演绎出计生年代，为有传宗接代的儿子、为有执掌户口本的接班人，河沿儿村感人至深的故事。经由这些故事，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人的生育观念和生活哲学，为那个过去的时代留下真实的文学记载。

　　二、 国策与家计的较量与妥协

　　国策与家计的矛盾冲突具体表现在，一面是基本国策必须少生；一面是家庭计划想要多要。于是，几十年来，全国各地就上演了游击战般的你来我躲你走我生的生育游戏。

　　建国之初，中国人口只有五亿，到1980年，人口已经接近十亿，三十年时间人口增长翻番。为了控制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为了缓解因增长带来的各种矛盾，从1978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一系列计划生育政策，先是1978年提出“一对夫妻最好生一个孩子最多两个”的倡议，继而在1980年发布致党员、青年团员的公开信，正式提出“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紧接着1982年发表《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职工、城镇居民（特殊情况除外），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农村提倡一对夫妻最好生一个孩子，并把这指示确定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这是小说《河东河西》故事的基本背景。

　　作为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存在了几十年，不可否认，这是国家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的制度设计，在缓解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制度的强制推行，也着实伤害了不少民众的情感。宋桂琴笔下河沿儿村村民的家庭梦想与国家政策出现了严重背离，无论是修家、方家还是修家的远房亲戚表哥表嫂，他们的人生理想生活追求都停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层面，停留在“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理想模式，他们追求的小康生活是几个儿子满院孙子。

　　于是，修顺奇妈妈在生了七个女儿后，又生了儿子老八；方大群妈妈一生羡慕别人儿女成群；修顺奇的远房表哥到修家逃避计生委处罚；上沟儿村穆先芬想生三胎；赤脚医生迟小霞已经有了双胞胎儿子还想要个女儿。国策要求少生，家计希望多子，国家政策与家庭需求形成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作者是通过修家、方家以及周边村民来完成的，作者把他们的故事讲述的酣畅淋漓，把他们为逃避计生人员的行踪展示的生动详细，这些发生于民间的故事，为读者还原了计生时代匪夷所思的事件，为那个时代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也使年轻的读者知晓了他们从未听说的事实。

　　“只生一个孩子”的基本国策从酝酿到成熟到向全国适龄青年颁布，前后只有四年，但它的执行过程却长达几十年。这是关系到国家发展与前途的重大决策，也是基本国策。为了保证这项政策落实到位，计生时代，每个单位都有独立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工作人员，小说中的女主角儿修顺奇就是成千上万工作人员中的一个。作为计生工作者，她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自家。丈夫是独子，婆婆因病只生了一个，因此她把儿孙满堂的希望寄托在儿媳妇修顺奇身上。她儿孙满堂的家庭理想与只生一个的国家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使得她非常不满，作者这样描述方家老人对计生政策的态度，“老两口可是慌了神，大群妈逢人便说‘这是谁定的政策？怎么能就让生一个孩子呢？我生大群的时候是种下了病根儿，不能再生育了，没办法养了个独苗儿。好不容易精心呵护提心吊胆地把儿子养大，盼儿子结了婚，儿媳妇怀了孕，还不知道儿媳妇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儿还是个女孩儿，就赶上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我们家可不能就生一个孩子！’”“咱家上辈儿生的少，这辈儿就不该受限制。”于是，她极力阻挠儿子填写计生表格，藏起儿媳妇领回的只生一个孩子的奖品，为以后还给政府做准备。她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等将来再生二胎的时候，把这些东西还给计生办好了。”

　　面对方家现状和婆婆阻挠，修顺奇依然选择背着家人率先做绝育手术，并且一人承受着身体痛苦和精神压力。当我看到这个情节设置时，油然升起对作者的敬意：她清楚女计生员工作的艰辛，了解她们不为人知的苦楚和无处倾诉的压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塑造人物时，满带着感情为读者讲述她们鲜为人知的故事。此后，修顺奇冒着酷暑严寒走家串户挨个检查，她苦口婆心的对违反计生政策的妇女讲解国家政策，举证一个孩子的益处；她陪着意外受孕的妇女去医院手术，并用自己的钱给她们买营养品；她动员远房表哥表嫂配合计生工作；她守株待兔般寻找怀第三胎的迟小霞。在计生时代，有无数的修顺奇和她的同伴们，用自己对国策的敬畏、对工作的认真，顶着他人的辱骂甚至殴打，保证了国策的顺利进行。这是一个敬业的女计生工作者，一个不可多得的底层计生员形象。

　　最终，方家的家庭理想在强大的国策面前以失败告终，河沿儿村以及周边想生儿子和意外怀孕妇女的理想，也在不可动摇的国策面前败下阵来：在修顺奇为代表的计生人员劝慰下，按照要求做了妥善处理。在国家政策与家庭理想的矛盾冲突中，个人意愿最终服从了国家利益。这应该是该小说主题所在。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中有许多体力活儿需要有力气的男人实施，而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也让他们非生男孩不可。因此，与大群妈一样想要儿女成群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作为祖祖辈辈居住农村的一代老人，想多子多孙的思想无可厚非，这是农耕文化下普通民众的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而对这一诉求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作者没有夸大国策的重要性，没有用标语口号去演绎计生工作的艰巨性，而是用具体故事、人物，形象生动的诠释了国策与家计的矛盾和冲突，这就使小说具有很强的阅读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

　　三、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

　　每个人都会有理想，但不是每个人的理想都能实现，理想会因制定者切实可行的目标而达到，也会因制定者的盲目而碰壁。

　　《河东河西》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首先表现在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矛盾。

　　小说中，“城市户口”是所有乡下人艳羡的，是他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和人生理想。计生时代的人非常清楚，一旦拥有城市户口，就意味着拥有一切，比如优越的身份、按月供应的口粮，比如在城市上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机会，比如招工、提干、享受现代化生活。而一旦生在农村，就必须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必须在土里刨食，在风雨里劳作，意味着此生他只能像树一样，站在旷野，任凭风吹雨打，意味着在社会上他永远低人一等。《河东河西》用河沿儿村人对城市户口的向往、拼搏和奋斗，形象的还原了这一事实。

　　高中毕业后的修顺奇，是农村户口的受害者。因为农村户口，她遭到前男友的嫌弃；因为农村人身份，即使她学习成绩特别优异，毕业后也不能向城市学生一样，去厂矿机关工作，只能无条件回到农村，跟男人一样在果园干活，就连怀孕也没有受到照顾。因为农村户口，马小兰无论力气多小，也只能在农村劳动。同样，由于农村户口，方大群无论翻砂技术多么精湛，也只能在乡镇企业工作。

　　而拥有城市户口的战必胜，之所以会当着修顺奇的面，肆无忌惮的与邻居女孩子做出亲密举动，仰仗的就是城市人身份，城市户口使他胆大妄为，不但做出侮辱前女友的举动，还敢不顾修顺奇感受的在她出嫁当天，跑到修家喝酒。是什么给了他胆量？自然，是那本农村人羡慕的城市户口。计生时代恋爱中的男女双方，谁握有城市户口谁就掌握了恋爱主动权，因此他不相信修顺奇会嫁给农村人。

　　另一个农村户口的受害者是修顺奇弟弟老八，他不仅是户口的受害者，还是婚姻的受害者。怀有身孕的吴婧之所以敢蒙骗老八，仰仗的也是自己的城市人身份，她明目张胆的告诉老八，“我不是河沿儿村人，生了孩子要上我的户口的”，怀了别人的孩子却要老八善后，吴婧不仅没有一点羞耻心没有一点愧疚，而且态度蛮横生活腐败。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仍然是户口作祟，是她的城市户口城里人身份，给了她目空一切藐视众人的胆量和行动。对于稀缺的城市户口，善良的老八也心向往之，当他听到吴婧的话后，打心眼高兴，作者这样写道：“好啊！好啊！这该有多好啊！河沿儿村人做梦都想给后代弄个城市户口，哪儿有那么容易呀！我们的孩子不用托人走后门，一出生就顺理成章的报上城市户口了”。他还天真的把这归结为”老修家祖上积德“，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对城市的向往是所有农村人的追求和梦想，也是贯穿小说始末的主线。作者笔下的各类人物，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为了早日脱离农村，想尽各种办法。修家六个女儿依靠嫁人跳出农门离开农村，成为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老七修顺奇通过函授自学，拿到大学文凭，最终摆脱农民身份拿到城市户口，实现了人生梦想。 

　　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方大群奋斗一生仍然是农村户口，马小兰因为没有坚持函授学习，终其一生依然生活在出生地河沿儿村。

　　小说中，代表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城市户口与代表农耕文化的农村户口，凸显出城乡二元的历史架构。对城市户口的渴望与追求不只发生在小说中的河沿儿村，也发生在全国其他地方。而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面是个人命运与性格使然，另一面是国家政策之因。中国是农业大国，建国初期，为了均衡城市与农村人口，为了以农业生产保证工业发展所需物资，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用行政命令手段把人固定在出生地。从1950年起，中国有了人口管理暂行办法，1954年有农村户口登记制度，1955年出台户口登记指示，1957年有制止农民流动措施，1958年有户口登记条例等，这些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把农民固定在农村，使其与城里人无法享受同等待遇。如同一棵树，生长在某一地，即使遭遇干旱、洪涝、虫灾，也不得挪动一步，直至死亡。作者熟知中国现实，因此用小说形式为读者讲述了由户口而引发的悲喜剧，演绎了那个时代因城乡差异带来的人物命运。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还表现在个人理想与眼前现实的冲突。

　　故事背景地在乡下河沿儿村，这里有一大群善良单纯的乡民，他们有原始而朴素的理想与追求。方母想儿孙成群；修家远房想要接管户口本的儿子；矮个儿马小兰想与高个子老八谈对象；外村人小香的理想更是卑微而神圣：嫁给大群；城里人战必胜想追回前女友；夏末末想用肚子里的胎儿换取更多实惠；迟小霞想生个女儿。如果单纯从个人理想来看，这些与生儿育女有关的理想并不难实现。但故事发生在计生时代，作者深知个人生活、理想受着时代影响，国家政策、现实条件等因素，会使理想的实现出现难度，于是就设置了差强人意的结局：方母只有大群一个儿子；修家远亲被家乡计生办带回家，等待她的必定是引产；大群母亲嫌弃小香、大群也不爱小香；战必胜没能追回修顺奇等。作者把这群人物的理想、生活、对未来的追求放置在计生时代，为他们的故事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大背景，这就使作品有了大时代小人物、大背景小故事的特点，也使故事和人物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总之，这是一本较为精彩的小说文本。如果非要找出不足，我个人以为语言略微啰嗦，情节进展稍显缓慢。但瑕不掩瑜，《河东河西》是描述计划生育的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