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赣州是一个著名的水上之城，它两面环水，交叉而过的章江和贡江像两只臂膀将它拥抱着，它又像一只船在两条江水的簇拥下前行。两江汇合后称为赣江，一路北上，到南昌又托起了滕王阁，再从那里流入鄱阳湖。江西的简称“赣”也由此而得名。

（左图：郁孤台前的军门楼）

　　八百多年前，南宋爱国将领辛弃疾满怀国仇家恨来到赣州城外的贺兰山上，俯瞰着不舍昼夜滔滔东流的江水，写下了那首忧国忧天下、忧民忧众生的千古绝唱《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
　　山深闻鹧鸪。
　　从此，这座始建于唐朝中叶的郁孤台也因此而扬名，一改“隆阜郁然孤峙”的沉闷，而现在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后人在郁孤台的附近还修建了四贤坊牌楼，那上面刻印了赵抃、周敦颐、刘彝、文天祥的名字，左右两侧的楹联写明了四人的主要成就：“赵抃疏险滩刘彝福寿惠千古，”“濂溪创理学文山丹心昭日月”，足见这四位先贤对赣州做出的文化贡献。

　　上述四人中周敦颐和文天祥已名闻天下，如周敦颐的《爱莲说》脍炙人口，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是经典格言，可赣州的历史上还有一位被忽略的官员，那就是宋代的知州刘彝，他主政期间建造的一项堪称世界一流的政绩工程福寿沟至今令人称道。
　　据史料记载，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有一个叫刘彝的福建人，到赣州做知州，他看到赣州城常年饱受水患，就决心为百姓做些实事。经过反复思考和实地踏勘，科学地提出了根据城市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形特点，规划并修建了赣州城区的街道。同时根据街道布局和地形特点，采取分区排水的原则，建成了两个排水干道系统。以州前大街为排水分界线，西北部以寿沟，东南部以福沟命名。并在城墙脚下开设水窗12间，视水之消长，利用水力使闸门自动启闭——当贡江水位高于水窗水位时，借江水之力将闸门关闭；当江水低于水窗时，借水窗内沟水之力将闸门冲开。福寿沟完全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为了保证水窗内沟道畅通和具备足够的冲力，刘彝采取了改变断面，加大坡度等方法。这样确保水窗内能形成强大的水流，足以带走泥沙，排入江中。从城市环保和山形地势上因势利导，又从城市风水学的角度，把福、寿两沟线路走向设计成“纵横纡析，或伏或见”，作为龟背纹古篆体之形嵌在赣州龟形城的龟背上，充分地考虑了赣州城的永固和广大人民的福祉，寄托了他的美好愿望。因为两条沟的走向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故名福寿沟。
　　封建王朝的官员，绝非都是等闲之辈，干好了同样可以加官晋爵，刘彝就因此调入京城，当了一个相当于水利部副部长（“都水丞”）的官。而百姓的眼睛更是雪亮，他们记着刘彝的功德，把他奉为赣州的“李冰”，并专门在上海为他铸造了一座高2.7米、重1吨的青铜雕像，栩栩如生，凛凛英姿，安放在赣州市宋城公园的古城墙旁，以彰显刘彝建福、寿两沟的伟大历史功绩，左边的石碑上刻着光绪年间勘测绘制的“福寿二沟图”，?成为江南古城的又一亮丽景点。
　　900多年来，全长12.6公里的福寿沟作为赣州的地下排水设施，佑护着10多万名旧城区居民，为赣州市民造福。在2010年的夏秋之交，我国南方江西、广东等省遭遇特大暴雨，降雨量一次次刷新百年记录之时，此时广州、南昌、南宁等城市都成了一片泽国汪洋，而三面环水的赣州城区却如一艘不沉的方舟安然无恙，市民的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专家不得不承认，这个原本只能在遗址中看到的历史遗迹依然在造福后人，当时的科学设计，前瞻思维，求实态度和质量标准都是世界城建史上的一个奇迹。
　　赣州的福寿沟——让赣州成为一座不会被淹没的城市。
　　值得赣州记忆的还有一位近代官员，那就是蒋家大公子蒋经国。当年蒋经国携妻子从苏联回到国内，老蒋就把他放在了赣州“实习”，从开始举办培训班开始，到后来成了主政赣州的地区专员，时间达5年之久，现在赣州仍然有保存完好的蒋经国旧居。
　　据说，蒋经国在赣州期间就已经展示了他的理政才能，时值全国抗战之际，可日本人也不知为何，只打到吉安止步，给了这个大公子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他满怀理想，踌躇满志，一到赣州，就提出“建设赣南即建设江西乃至建设新中国伟业”的口号，严令禁赌、禁烟、禁娼，凡有违反者，无论是谁，一律严办。曾经有一个盐务处长的太太，偏不信邪，结果被判处在县城的中正公园阵亡将士墓前罚跪三天，兼做苦工6个月。还有一个国家银行的主管老婆，偷偷在屋里聚赌，门口还安排了卫兵站岗，结果被蒋经国发现后，立即派人抓捕，连同守卫当场击毙。

　　（右图：蒋经国在赣州时的官邸）

　　在那些日子里，外界称赞他的治乱用重典，一扫往日的雾霾，甚至说他在苏联时是“带有国民党性质的共产党”，而回到国内则成了“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蒋经国联系群众，体贴民情，有时乘车外出，见到穷苦百姓就停下车子攀谈，经常走街串巷，微服私访，在赣州留下许多佳话，被百姓誉为“蒋青天”。
　　当然，他的那段风流韵事也发生在赣州。那就是他在这里相遇到一位红颜知己章亚若。章亚若是南昌的进步女青年，她响应蒋经国举办培训班的号召前来报名，被蒋经国看中后选到身边当了秘书，一来二去，成了蒋经国的“小三”，中间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蒋经国的原配夫人蒋方良虽然是苏联人，在蒋经国危难之时曾经给予他救命之恩，但对蒋经国的苟且之事却无能为力，好在有老蒋在远方为儿子的前途、事业把关。最后，即将承担国家大任的蒋经国，在江山和美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他毅然切断了与章亚若的绵绵情丝，将她送到广西桂林隐藏进来，直到后来章亚若不明不白地死去，留下两个儿子以“章”姓在台湾成长，直到蒋经国辞世，才得以面对世人。   

　　如今的赣州以占地面积、人口数量和经济增长成为是江西的第二大城市，著名的红城瑞金、于都、兴国、宁都，都属赣州，如今赣州正在精心打造红色故都、江南宋城、客家摇篮、生态赣州的文化工程，这艘经历千年的航船，正以改革的姿态前行，只是我担心它的内在，那些文化的精华是否得以传承？据说，赣州的地下有大量的稀有金属，据说国家给予了优厚的开发政策，那些嗅觉灵敏的开发商们纷纷进入，一夜狂风吹来了赣州的繁荣。但愿这不是泡沫，但愿如今的官员也能够学一点一千多年前的刘彝，或者学学七十多年前的蒋大公子，给后人留下一点好口碑。
　　刚刚得知，赣州前任市委书记在调任内蒙后不久落马，是在赣州任上犯的事。一位不到55岁的省级官员，主政赣州8年之久，竟有如此答卷，实在令我惊悚不已，于是我为赣州担忧！
　　我常常为自己是赣州的后代而自豪，甚至想过在退役之后能为家乡建设尽些绵薄之力，可惜时代没有给我机会。我崇敬它是一座不沉在城市，在历史的沧桑中不沉，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沉，并且面对挑战，永远乘风破浪！
　　尽管那位为民造福的刘彝和福寿沟、那忧国忧民的文天祥和郁孤台，还有那曾经的“青天老爷”蒋经国与我并无太大关系，然而，家乡水的灵性已经传承于我，我与赣州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交融，类如我的名字中是因了赣州而有水，或许这是上苍赋予我的灵性，我饱含泪水，充满感激和关注。

　　二、 瑞金：摇篮的咏叹

　　瑞金，叶坪，远远地大字写着：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一苏大”会址。在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我和存青轮流站上去，照相，挥手，揣想当年的样子掏出一纸“文件”来宣读……那是共和国第一个工农政权诞生的地方。我想，当时的场景一定很热烈，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名工农代表，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冒着被杀头抄斩的危险，来参加这样一个隆重的庆典，行使了人民的权利，大家鼓掌，欢呼，热泪眶涌……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是多少工农大众期盼了多少年多少辈的时刻。
　　这个政权叫中华苏维埃，而“苏维埃”则是取自俄语“会议”的意思。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那时，许多事情都要听从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的一个叫“共产国际”的遥控领导，他们是马列主义的“正宗”，而且资助了中国共产党的部分活动经费，因此中国共产党就不断有人在那里驻在，在那近耳聆听和传达最新的指示。于是，共产国际那些抽象的、概念的、甚至是过时的指示就时断时续地传递到正在与敌人捉对厮杀的中国工农红军那里。那时似乎就体现了党的绝对领导，你听也得听，不听就得撤职、开除。而那些指示，有时对路了，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有时跑偏了，中国革命蒙受到巨大损失。
　　成立中华苏维埃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指示。1930年8月，那些远在欧洲的革命领袖们，吃着面包，看着报纸，心里却惦记着中国的革命。不知凭什么心血来潮，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该有一个共和国了，于是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苏维埃的“会议领导”模式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此时的毛泽东、朱德们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刚刚在赣西南站住脚跟、并准备全力迎击蒋介石的第一次大围剿，而当时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立即积极响应，这个当时只有31岁的中共领导人，激进领袖头脑发热起来，他马上指示红军主力部队攻打长沙，期望一个早上就在那里成立中华苏维埃。结果当然是以卵击石，年轻的红军还远远不到那个实力，损失惨重。接着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也对成立中华苏维埃之事十分上心，多次指派毛泽东和朱德抓紧筹办。
　　历史有时无比的简洁和单纯，只是我们后来人为地涂抹上各种油彩，使它失去本色。
　　这个苏维埃政权的到来是否如一个早产儿，从来无人断言。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为了筹建这个苏维埃，我们的红军将士做出了无数的牺牲，我们的当地群众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它的存活竟不到三年！
　　有人说，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也有人说，这是一次伟大的预演。
　　拂去那些油彩，我们想问：尝试什么？尝试着当国家领导人的滋味？预演什么？预演怎样管理一个在几十年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听话的，中共领导人也是听话的。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尽管四次推迟开会时间，又反复斟酌开会地点，最后终于选择了瑞金这样一个相对敌人较远、便于疏散会议人员、经济基础较好、地方党组织比较得力（时任县委书记是能力超强的邓小平）的地方，时间则定了1931年11月7日——与早年的十月革命相对应。
　　会场是在距瑞金城十几里外的叶坪村，一个叫谢家祠堂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摆“PAOSS”的地方。
　　据说，为了迷惑敌人，毛泽东还特意派人在几十里外的长汀布置了一个假会场，结果那天真的引来国民党飞机的轰炸。
　　会场并不大，房屋主要是木制结构的，周围就是几间简陋的办公室。主席台也很简陋，用木板搭成的，上下的两个小梯子也是木头做成的。主席台讲桌是一块长条木板，很难想像，这里能够成立一个共和国，一橦房子、一座院子、甚至一个房间就是共和国的一个部，好像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
　　开会是共产党人的强项。这次会议开得不无隆重，最后，本来不是大会主席团成员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执行主席，这说明了他在群众中的威望，而他刚刚在3天前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遭到批判，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我想毛泽东是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下“登基”的，尽管从此名满天下的“毛主席”之称取代了以前的“毛委员”、“毛党代表”、“毛总政委”、甚至“毛师长”的称谓，人们从不习惯到习惯，到敬仰，到虔诚，到神化。
　　据所有的史料，没有显示毛泽东如何得意，甚至不知道毛泽东是否讲了话，只是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群众的庆祝活动，他“充满了笑容”，并且为新的政权题了词。我宁可相信，如毛泽东那样雄才大略、志存高远的政治家，不会对当时这样一个“土皇帝”怎样得意和知足。我猜他想的是党内斗争的复杂，他已经想到了几十里外虎视眈眈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只是一时忙于军阀大战，腾出手后就会卷土重来。
　　虽然红色根据地已经有了21个县、5万多平方公里的地盘，有了250万的人口和近7万人的红军队伍，但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目前的一切“成果”都是变数，只要敌人重兵一来就得重新洗牌，共产党还没有资格说在哪里安家。
　　可颇有勇气和激情的共产党人还是热热闹闹地过起了自己的“共和国”日子，充分展示着自己的创新才能和管理能力，好像已经准备好花大血本完成这次“伟大的”排练。他们把瑞金改名为“瑞京”，与曾经有皇帝坐殿的北京、南京平起平坐；他们组成了几十个委员会，上百个政府部门，高效率地发布各种文件规定—— 短短三年中，召开常务会49次，发布法律条文上百个，组织各种活动无计其数。一切一切都是按照管理一个国家进行的，直到小小的叶坪已经实在盛不下这个政府了，就在一年半后整体搬迁，将“共和国”迁到了瑞金西边的沙洲坝，那个小学课本上讲过的毛主席曾经为当地百姓挖井的地方。各个政府部门全盘复制，又是一个建筑群，甚至比先前更要排场体面。
　　而毛泽东只做了不到三年的“一把手”，随即就被排挤和架空，他除了留下一个“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感谢毛主席”的美誉，只能四处去调研，甚至后来“无公可办”，直到长征出发。
　　八十多年后，我驱车来到这里参观，感受这里辉煌与壮阔。作为共和国的后来人，作为从小受着党的红史教育成长的人，我对共产党和共和国是无比虔诚和崇敬的。这里留下了大量的红色建筑群，管理得如同花园一般，每天勤快的工人们，大概都和我一样怀着崇敬和虔诚去尽心地工作，不断有来自各地的游人到这里参观膜拜。这是瑞金人的骄傲，是八十多年前用生命、鲜血，用自己家里仅存的谷米、腊肉，用自己手扎的灯笼，用自己嘹亮的山歌舞蹈，用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向往换来的骄傲。
　　瑞金，取自“以金为瑞”之意，一个吉祥富有的名字，可在那个年代里却充满了战火血泪。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短暂的共和国在成立了不到三年之后，就不得不带着自己沉重政府，加入到转移和突围的行列。一场演出结束了！可这庞大的剧团却不甘心丢下所有道具，他们像蠕虫一样移动，在由红军将士用血肉之躯形成的“甬道式”保护中，政府机关的人只听到枪响，却没有见到敌人，他们心疼共和国的公章、文件、账本，心疼辛辛苦苦攒起来的办公“家底”，他们雇挑夫，借士兵，甚至自己也亲自人拉肩扛，抬着这个年轻而臃肿的“共和国”艰难前行。这些
　　导致了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付出了重大伤亡，本来预计一天的掩护延至三天以上，一场湘江战役，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人，以至在前线指挥的军团长彭德怀大声怒斥：“这是什么行军突围，这简直就是搬家！”
　　试想，当初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国家机构何以至此？
　　今日瑞金的两处“红色建筑群”仍然十分壮观，景区的建设和管理绝对达到一流水准，花园式，景观式，很容易让人误会当年的中央机关就是在花团锦簇的环境中办公。
　　两处的景观都按照原来的机构重新修建和复制了纪念馆，而且多与现在的中央机关相对应，称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个展馆除了介绍当年的红色历史外，还有这个机构的后来沿革，直到现在的工作成就，最后都不会忘记把现在的领导人也摆出来，让他们与七八十年前的先辈排列在一起。
　　我去过一些祖祠，那里只有供奉“列祖列宗”，还很少、见到将现在活着的、差了许多辈子的后人放在一起“供奉”。大概是我们现在的领导急于证明自己地位的重要，或者功绩的类比？
　　反正我知道，毛泽东后来再也没有回到过瑞金，他“重上”过两次井冈山，却在那里驻足不前，大概不是一个偶然。是对当年“登基称帝”的不屑，还是对摇篮往事的纠结。他那纵横恣意的诗词中，写过会昌，写过大柏地，写过不周山，写过龙岩、上杭、宁化、清流、归化，写过武夷山、赣水那边，却没有写过瑞金。应当不是疏忽，不是淡忘，也许是缺少激情？所有历史的未知和空白，只能任人猜测、评说和咏叹。
　　当地人说，他们曾经有一个女书记，35岁时就在这里当副市长，一干就是5年，抓建设，搞工程，调走两年后又回来当了市长、书记4年。结果前年被查出受贿400多万元，还有美元、欧元、港币几十万，判了13年。
　　在那个“……从这里走来”的大横幅下，我五味杂陈。
　　当地人还说，在瑞金坚持了三十多年的“红歌节”停办了，说是与薄熙来倡导唱红歌有关。
　　我无语。

　　三、于都：你有多少血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当乘车一进入于都境内，你就会发现，于都的土是褐红的，赭红的，殷红的！
　　为什么？是两千多年前汉高祖的纵马拼杀留下的滚滚红尘，还是周敦颐、岳飞、文天祥、王阳明一代名人的血脉浸染？这个曾有“六县（瑞金、会昌、石城、宁都、安远、寻乌）之母”、“三省（闽、粤、湘）之冲”之称的古代名郡，当年是赣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由此古称“雩都”——云集之都。
　　上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赣南的第一支工农武装，第一块红色根据地，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又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块根据地，是红军万里长征的集结地和出发地，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起始地，因此这里堪称长征之源，是“地球红飘带”的起点。
　　这是一个无比骄傲之城，无上光荣之城！
　　这是我的祖籍，是我的生命之根系！
　　记得小时填写籍贯时，父母就告诉我们要填写“于都”，那时我们不知道于都在哪里，于都什么样。后来知道了，于都是父亲出生的地方。父亲1928年在那里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不知道当时父亲为什么要跟定共产党，我只知道，父亲参加革命后负过五次伤，只知道当年和父亲一起参加红军的63个乡亲中只有3人活到建国后，只知道父亲的家乡没有亲人——许多亲人都在主力红军转移突围后惨遭杀害……
　　在那最残酷的斗争岁月中，有成千上万的于都儿女像父亲一样站在了共产党的旗帜下。从于都《红军长征纪念馆》的一份资料上看到这样的记载：红军在反围剿战斗趋于失败时，为准备战略转移曾经多次下达“扩红”计划，其中1934年5月18日提出要在三个月内“扩红”5万人，结果在当月就有2.7万人参加红军，至7月7日已经超额“扩红”至6万人之多。在红军突围出发的前三天，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布了专门指示，将刚刚“扩红”进来的9700名新兵分配到各部队。红军在于都出发时总人数达到87000人中，有一半是三四个月内在于都等地征召的新兵。
　　纪念馆里还有这样一个统计表，记载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突围转移时从于都补充兵源的情况：

　　红一军团，于都补充2600人；
　　红三军团，于都补充2600人；
　　红五军团，于都补充1300人；
　　红八军团，于都补充9022人；
　　红九军团，于都补充1300人；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于都补充4893人；
　　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于都补充9853人。
　　总计于都补充到红军当中31568人！
　　从1929年到红军长征，于都参加红军的人数为6.8万人，还有5000多名民工参加支前！于都当时的人口不足50万，而参加红军的都是青壮年，那是于都鲜红的血液。
　　站在夜色下的长征渡口边，看着江水静静地流过，我心潮起伏。我在想像着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那又是怎样的一支队伍。
　　可以断定，那是一个冷清的夜晚，一个悲壮的夜晚，也是一个模糊不清、心绪复杂的夜晚。
　　“千军万马江边站，四方百姓泪汪汪。”为了防止敌人发现，红军都是趁着夜晚渡河的，因为行动保密，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百姓依依相送。点点繁星，簇簇火把，也许有的红军战士远远就能看到自己家油灯闪亮，有的红军战士甚至能听到自己婴儿夜里的哭声，可是他们却不能去告别，也许他们只当作是执行一次普通的任务，是一次重复多次的出发。
　　可这一别就是八十年，许多人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长征路上，于都儿女步步流血，天天牺牲，当年从于都出发的8万6千名红军只有7000人到了陕北，而于都籍的红军战士更是所剩无几。建国后，他们中间没有大将、上将、中将，只有16位幸存者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少将。而我父亲则因为在授衔期间得罪了一位顶头上司，眼看着与订制好的“将军服”失之交臂，可他从无怨言——当年那么多一起出来的战友提前倒下“见了马克思”，他能够活下来已经知足。
　　而在主力红军突围后留下的部队和红军亲属，遭遇更加悲惨。如电影《党的女儿》《闪闪的红星》里面描述的那样：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们对苏区百姓杀光、烧光，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的情形比比皆是。
　　于都用鲜血强壮了红军，用身体掩护了革命，用生命支撑了共产党！至今许多人家都无法找到当年参加红军的亲人，没有他们的消息，不知是死是活，他们留下的妻儿也无法认定是烈属，他们的父母双亲无人赡养……

　　走在于都的大街小巷，常有那支“红歌”处处相随——
　　红军哥哥你慢些走呀，小心路上就有石头，疼在老哥的脚趾头，疼在老妹的心里头……
　　这是一支带血的歌。素朴的歌词，如于都人淳厚的品质，悲伤的旋律，是于都人不善张扬的情怀。可于都的血，染红了党旗军旗，染红了江河田野，褐红，赭红，殷红，如同那么多陌生的面孔和淡忘的姓名！

　　而今于都仍在流血。
　　这是一片富有的土地。地下蕴含着钨、铅、锌、钼、金、银、莹石、硅石等28种矿种。
　　因为于都是老区，因为于都贫穷，中央专门下发了扶持开发的政策，可以简化审批手续，可以减免税收，可以打许多“擦边球”……政策的初衷当然是想让羸弱贫脊的于都百姓尽快致富，搭上小康的快车。
　　可这些政策却被瞪着绿眼的商人们盯住了，被急于功利的官员们用足了，在招商引资的大旗下，在人们急于脱贫致富渴望中，引得各路矿主纷至沓来。为了尽快富起来的目标，于都不惜牺牲掉青山绿水，牺牲掉蓝天白云，牺牲掉朴实民风，袒露出自己古老的血管，让那些贪婪的商人们尽情吸吮。　　于都的经济成了流血的经济！

　　于是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早在起步的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了四年翻两番，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48.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3.7%，第三产业投资增长48.5%，而房地产开发投资速度最快，比上年增长50.4%，商品房竣工面积竟增长189.0%！
　　仅过四年，全县生产总值又比上年增长10.4%。尽管人均生产总值（人均GDP）仅比上年增加1.09%，可建筑业的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27.6%。
　　这甚至是一种井喷式的增长，一个畸形的增长。难怪我们可以看到县城里高楼林立，未建完的半拉工程到处都是。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县城，何以能够如此迅速膨胀？是被打了鸡血，还是流干了精血？　
　　如此大规模的经济投入，人均GDP增长却不到2%，钱都被谁挣去了？
　　我无意诋毁经济发展，只是心痛那殷殷血脉，靠着开矿挖山的快增长，我们的将来怎么办？我们难道找不到更好的方式发展经济？于都素有“三锤三匠”（打铁锤、补锅锤、弹棉槌；木匠、泥匠、篾匠）之乡的美誉，说明于都人并不笨，于都的“唢呐公婆吹”更是驰名遐迩的文化风景，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寻找一些比“卖血”更好的经济增长方式？

　　徜徉在于都街头，看着长征渡口那些跳着广场舞的人们，看着渡口边那一幢幢兴起的连排别墅，看着闹市中灯红酒绿歌厅舞厅，我心如那静静的于都河水，翻滚激荡着，却无语。
　　家乡人告诉我，村子里已经很少有人种地了，可怜的一点宅基地，有的盖了房子，有的转租给了他人。青壮劳力出去打工挣钱，老人们在家里照看孩子。每年的收入可供温饱。可是农民没有了土地，以后咋办？他们没有想，可能想了也没用。
　　于都发展了吗？于都繁华了吗？我用复杂的心情端祥着于都，端祥着那一片被无数人用血和生命浇灌出来山山水水，褐红的，赭红的，殷红的——我担心，你还有多少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