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特别日子，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往事如昨，不禁回想起我的老伴于占彪在陕甘边区经历的一件事。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为了与全国各地的革命力量保持联系，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派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张庆孚携带无线电台前往陕甘边区，以建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红军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
　　在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负责人王世英的安排下，张庆孚带上一部无线电台和两箱药品，于1934年11月离开上海，乔装为国民党军官，由中央特科交通员王超北护送，一路闯关过卡，于1935年1月到达西安。到达西安后，张庆孚把中共中央的介绍信交给中共陕甘特委交通员徐国廉送到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南梁堡。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和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等领导看了介绍信后，立即命令刘志丹的原警卫员、时任红二十六军二团营长于占彪率卫队到陕甘边界接应张庆孚。
　　为能够安全顺利地接应张庆孚，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主席习仲勋与于占彪进行了特别谈话。习仲勋主席一方面强调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红军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与于占彪就接应张庆孚的细节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最后明确指示这是攸关陕甘边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大事务必完成任务。
　　接到命令后，于占彪即带上部队出发。几经周折，部队行军近三周后，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在边界的一个小村庄，接通暗号后，顺利接到张庆孚。随即，张庆孚与于占彪一行日夜兼程，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935年2月到达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所在地南梁堡。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等领导非常高兴，觉得终于可以与时刻挂念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了。然而，张庆孚携带的中央密信因当时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没有能化解此种密信的药水，无法破解阅读密信。换言之，无法得知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此情况下，习仲勋、高岗等领导同志即令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派员前去西安取无线电台。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交通员徐国廉等两人前往，然而这两人一去未见返回。习仲勋和高岗等领导同志万分着急。未能化解密信又没有无线电台，就无法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
　　数日后，习仲勋和高岗等领导同志又指示派一位同志去西安了解情况。该同志回来报告说，上次派去的徐国廉被敌人抓去后遭杀害，另一人叛变，中央特科的王超北不知下落，放在密点的无线电台无法取回。这部肩负历史重要使命的无线电台，直到1936年初才由时任中央军委保卫局科长的刘向三同志从西安取回。
　　密信无法解密，又没有电台，就无法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于是，习仲勋等领导与张庆孚商定，由张庆孚去陕北，通过我党在冯玉祥部队的干部任唯吾搞一部无线电台。习仲勋和高岗遂又命令红二十六军二团营长于占彪护送张庆孚北上。
　　七月的陕北，万物争荣，芳菲正浓。队伍在原野上行进，战士们时而还唱上一首革命歌曲。一天，快要把张庆孚护送到陕北边界时，于占彪率领的部队与敌人运送军事装备的一个营遭遇。于占彪即指挥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全歼敌人，俘敌300多人，并缴获了可以装备一团的军事装备。
　　战斗结束后，于占彪按习仲勋的指示，把张庆孚安全护送到冯玉祥驻陕北的部队。然而，张庆孚一时仍无法在冯玉祥部队搞到无线电台。于是，于占彪先行率部队返回中共陕甘边特委所在地南梁堡。
　　然而，此时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已经越过松潘草地，继续向北行进。
　　1935年9月，中央红军打下榜罗镇，缴获了榜罗镇邮局的许多报纸。毛泽东便召见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并强调主要查找日子较新的报刊杂志。
　　侦察连从当地邮局搞到了1935年七八月份的天津《大公报》。其中，7月23日《大公报》报道：
　　山西军阀阎锡山于7月22日在绥靖公署省府纪念周报告上说：“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产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的威势。”报纸还披露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的一些情况，称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陕北大块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
　　同年9月23日，聂荣臻得到一张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面有一则消息写道：“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聂荣臻立即将此报专送司令部。叶剑英见到报纸，急忙找到中央红军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并对他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他们的根据地还不小，力量也可观……我们到他那里去，你看怎么样？”贾拓夫高兴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当天，叶剑英把报纸拿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完后，顾不上多商议，立刻拿起报纸去找毛泽东。回来时，彭德怀兴奋地对叶剑英讲：“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
　　阎锡山这次为我们共产党当了回“好情报员。”毛泽东、张闻天和博古讲述当时兴奋的心情，犹如诗句描写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陕北不但有红军，有游击队，而且还发展迅速，颇像1931年的江西苏区。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所做的被敌人打散的最坏设想不但可以避免，而且中国革命有望依托这块根据地获得更大发展。
　　毛泽东找来贾拓夫，详细询问陕北的情况。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遭破坏前红二十六军、陕甘游击队的活动以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并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扎根。毛泽东认真听过汇报后，异常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并对身旁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几位中央政治局同志研究后，中央红军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说：“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到陕北只有700里路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
　　1935年9月，中共中央、毛泽东派贾拓夫率一连红军，携带无线电台电台，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则向吴起镇进发。
　　然而，此时正在进行陕甘边“肃反”运动的中共陕西省委已将刘志丹、习仲勋以及于占彪等五六十人逮捕，打成“反革命分子，”张庆孚则被打成“假中央代表。”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吴起镇。中共中央、毛泽东到达吴起镇后，就听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陕北的“肃反”有问题。中共中央、毛泽东当即就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毛泽东还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中共中央很快就做出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五人负责审查陕北“肃反”案件。随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听取五人小组的汇报。毛泽东指出：“逮捕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平反大会。会上，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无罪，立即释放，同时宣布对陕北“肃反”的主要策划者的处分决定。主要策划者不服气，周恩来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1967年初，于占彪与时任林业部副部长的张庆孚在北京医院相遇，谈起了当年在陕甘边区那段难忘的日子，往事如昨，别有感憾。他们俩谈得十分投入，并设想张庆孚从上海带到陕甘边区的中央密信能解密，或张庆孚携带的电台能拿到，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红军便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以及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那历史将如何书写呢……
　　然而，陕甘边区作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出发点和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久远的事件已成往事。不过，上述回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让我们牢记历史，缅怀先辈，激励后代，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