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八爷
    八爷不是标准的农民,他年轻时在太平川沟里沟外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解放后,他除了种田之外别无他做,但他的阅历且是太平川历史宝库,他讲的太平川的往事我在后来工作中都找到佐证。在他的心目中太平川是他见到的最好的地方,他对那片土地充满了深深的爱,讲起那片土地他有说不完的故事,上面记录的“川”史就是宝贵的历史资料,对我来说是进行创作的好素材。
    这个老人还讲很多有趣的轶事,其中《义犬看家》和文学中的故事实在是有些异曲同工。八爷说,不知道多少年前,有一个山东人在太平川山里种地,打下粮食卖了很多钱,过年了,想回山东家,他养了一条狗,他想把狗也带回山东家,但路上要走千百里,又要坐火车,但把狗扔下,又舍不得。临走前,喝了不少酒,流着眼泪摸扶那条狗,并给狗蒸饃,然后摇摇晃晃离开他住的小屋。走出不远,回头看那狗还跟着他,无奈他只好领着狗离川,但因酒喝得多了,把钱丢在路上也不知道,自己走了。那狗见到主人的钱,叼在口里回了主人家,狗伏在门口等主人回来。山东人见狗没追来,还觉得那狗很通人性。到家发现丢了钱,又很后悔不该贪杯。等到了第二年春天回到太平川,发现那狗还趴在门口,已经死了!狗的身下却护着主人丢的钱袋!这个人很悲痛,他把狗葬在他的家的附近,后来人们记住这件事,把他住的那条沟起名叫狗坟沟!他还讲个故事,他说早些年间川里女人少,有时出现两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现象,聪明的女人会把孩子的父亲记得清楚。当然,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丈夫。这种事是一种社会现象,在那男人多女人少的旧社会的东北是多有存在的,甚至延续到《婚姻法》实施的年代。在太平川畜牧场我也看到了这种现象,真就见怪不了。和我一起干活的农工的妻子和另一个工人相好,时间长了那家男人也就默认了,因为那个男人有病!后来,当那个女人死的时候向孩子说明了所生的孩子的归属,至到今天那个孩子还把那个农工当做父亲生活在一起。当我编修时在延寿县旧志书上也看过相似的记述。
    我认识八爷是在寒冷的冬天,在我面前是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他戴个大大的貉皮帽子,腰上还系着大寛布带子,手里拿着长管铜嘴大烟袋,人瘦瘦的,但,小眼睛且很有神,他的工作是给我们烧炉子和防火,早晨喊我们起床,有一天,一个工人问:“八爷,几点了?”八爷认真得看看表说:“七点八十了!”结果把大家都笑醒了,原来八爷不认识表!然而,庄家饭十点半,他且掌握的很准,他说午饭时间到了,那表一定是十点半。
   那年,八爷已经是年过古稀,不久,家人把八爷接回家,后来,我和八爷又见了一两次面,但我记下了他讲的很多故事,丰富了我的写作素材。我会记住这位老人,他是我的老师!

 三、建场的人们

 1959年10月,秋天已来到延寿县,北部山区已进入五花山,山中各种果实已挂满枝头,这时在太平川沟口走来几个人,他们当中有人背抢、有人拿着地图,其中两个大个子的人望了一下大家,像指挥员一样一挥手:这就是我们的战场,上!这个人叫张文,军人出身,刚被任命为太平川畜牧场党总支书记,另一个 清瘦大个青年人叫田义,是场长,另几个人是测量技术人员,他们是为了建设太平川畜牧场来作现场勘测的。这几个人钻进深山,走遍太平川山山水水,一直到冰天雪地到来的1959年末,在上级有关部门指导下规划出延寿县太平川畜牧场蓝图。经过一个冬天准备到了1960年3月,建设太平川畜牧场的大幕在太平川大山里拉开!

 （一）书记和场长

书记:张文
    张文,军人出身,曾在海南军区后勤部任职,转业后在黑龙江红色草原一个牧场任领导职务,调回延寿后正赶上筹建太平川畜牧场,被县委任命为党的书记,他同场长田义在太平川大山里开始艰苦的创业历程。
     1960年3 月,建场典礼后,他们面对的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畜无一头,面前只有大山、森林、草原和尚未融化的冰雪。但是,在国家困难时期有共产党领导,人民有冲天干劲,书记场长和农工一起盖房、开地、伐树、修路,同一身汗水,同一身冰霜,到春暖花开的季节房有了,路有了,大山里升起了袅袅炊烟,在新开垦的土地上人
 欢马叫,太平川畜牧场的干部、农工开始播种期待丰收的种子。
     但是,张文清楚:面对这荒冷的大川,新集合的人员,他有很多复杂问题要想到,要去解决,如,在这些建场的人群中有在大鸣大放中被划右派的人们,县里把他们集中在这里,是让他们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的。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这里就是没有围墙的监狱,他们虽然面对没有拿枪的警察,但,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那些从各公社调来的建场的骨干力量,对他们还有些敌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从边疆城镇疏散到这里所谓内部掌握不可靠的人们,等等等等。作为党的书记他要把这些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要那些被划成右派的人们认识到:这里没有仇视、没有敌人,有错误的人要改造,没有错误的人也要改造,大家在改造中建设太平川畜牧场。他给那些右派们开会,他叫这些被列为敌人的人为“同志”,他说:“我没你们文化高,我从小当兵,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但我也犯过错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部队是大尉军衔,转业时被降至上尉了,因为我也犯了错误,但,党委仍然对我委以重任,让我带领大家在太平川这个大山里 建设国营畜牧场,希望大家认识自己,抛弃私心杂念,改正错误,用我们双手和汗水在这山川里亲手建起牧场。”那些刚被打入另册的人原来情绪都很低落,听了书记一席话,心里热乎乎的,大家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正确认识自己,在劳动和汗水中改造自己。对于那些农工们,张文首先抓了党的建设,生产队里建党支部,组里建党小组,用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博大胸怀关怀、感化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做到不但不能歧视他们还应学习他们的长处。
    那时太平川没有电,我们照明全用煤油灯,每到晚上人人点起小油灯,大家都在看书、学习,远远看去真的成了大山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万事开头难,但,做人的工作更难,人的思想,包括被划成右派的人们都有不同的思想活动,有的人认为自己受了委屈,那种被冤枉的心情一时还不好扭转。张文心里明白,有这种感受一时半会不会消失,党的工作就要关心他们。但,不应该是同情,还要理解他们的情绪,到了太平川应该认识到用我们的手建设畜牧场才是第一位的,党是会考虑给他们恰当结论: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然而,在建场之初张文是不能明确表白的,他在各种公开场合都是严肃地强调要学习、认识错误,努力改造自己,所以,它代表党组织要求那些集中到太平川的被划成右派的人每天必须写心得、三天必须交思想汇报,正常情况下每个星期开一次思想检讨会,而且,还按排党员农工一对一的对他们进行监督改造。不过,张文在党员会上说的一番话让那些党员农工们心里且是热乎乎的,他说:他们(指那些右派)有文化、有知识,犯了错误是一时的,我们对他们严是让他们好好改造,来共同建设太平川畜牧场,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在他们不愉快的时候我们给他温暖,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张文书记为人正直,再看去严肃背后对人有一种关爱,他又不掩饰对大小错误的严厉批评,农工们有些怕他,但是怕的是犯错误。
    多少年之后,我回到太平川和一些老农工谈起张文。他们都会讲起很多关于张文的往事。文革期间他受到冲击,我因为写剧本挨了批判,一起被“专正”,情绪低落,有一次他在湖南的弟弟来看他,但,当时县里掌权的说甚么也不让见。我和他说,你上县城找军管,问他们为什么不让兄弟见面!他鼓起勇气真的去了县里强烈要求和兄弟见面,当时的领导只好同意,兄弟得以见了一面。
    我和张文书记的关系不只是上下级关系,还有兄弟师生或是两代人的关系。后来他调任乡党委书记,我调进县城编修史志,见面时回忆起太平川建场往事,都觉得那些年山中岁月虽艰苦且受益多,难忘的是我们见证了劳动的硕果:亲手建立了国营太平川牧场。

场长:田义
    我到太平川时田义场长大约三十左右岁,看去十分儒雅,是个知识型的领导者。后来我听说,在建场踏查时,山、水、森林、草原等等,他看得仔细,记得详细,并且亲自画了草图。果然,我到太平川时,得知整个畜牧场的场部、分场、居民点、乃至林、田、路、甚至日后人们休息的场所他都想到了。我还听说,建场之初他曾在场部 的位置地下埋下一块奠基石,不过,至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这块奠基石埋在什么地方,成了太平川畜牧场一个千古之谜!
    一场之长是全场的当家人,畜牧场当然以畜牧为主,但是,畜牧管理技术性很强,在场长田义看来培养优良种畜关系到国家畜牧改革,对国计民生是一项重要事业。因此,他首先在专门院校毕业生中选调几个毕业生到场负责管理、研究,再培养一批年轻的农工专门培育管理、饲养种畜,并且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所以,建场之初至到十年动乱是太平川畜牧场畜牧发展最为成就辉煌时期,那时,全县改良畜均来自太平川畜牧场。
    面对荒凉的大川,身为场长的田义对场部、居民点、道路、种畜站、乃至要开垦那些土地他都要亲自过问,但他从不自作主张,都要和专业人员研究,多方考证后才定下来。建场之初先建的不是场部是农工宿舍,农工的衣、食、住、行田义场长都安排妥当,才让工人开始劳动。农工们来自四面八方,又是生活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领导的带头作用很关键,田义场长经常和大家一起劳动,和农工一起谈心。他认为,让工人明白,我们的事业和伟大祖国的建设连在一起,他和工人们说,当用我们的双手把太平川的荒野建成牛羊肥壮、富饶美丽的牧场时我们就是北大荒的拓荒者!
    田义场长对全场个各单位的人员了如指掌,在工人中那些成熟的中年人除了带好新来的年轻人之外,还要求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至于那些小青年,田场长则组织他们学种植技术、养殖技术、同时发挥他们好学的特点学习文化,培养进步,成为畜牧场个各方面的人才。
    我到太平川时是个20出头的小青年,在城市长大,吃过大米白面,但没见过小麦水稻,更不用说畜牧方面的饲养、放牧、管理、医疗等知识,但田场长发现我愿意学习,他就经常拿来报纸、杂志给我看,并问我喜欢那方面知识,他像一位师长关怀我的每一个进步 ,并且有意地加大我的劳动强度, 如,让我上山伐木,让我夜里放马,让我去刨坚硬的冻粪,当我震裂了虎口,晚上吃饭手都拿不好筷子时,他且不动声色地说:明天继续干!至到2年之后,他才建议场党委安排我到场办学校当老师。
    我那时还年轻,有人要给我介绍对象,田义场长也问过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不应该过早把个人私事放在第一位,他很高兴,说;“对!先成事,后成家!”后来,我在30岁以后才结婚,田场长知到后还把我的故事讲给他的孩子们听。
    场长的孩子都跟我念过书,她们很懂事,也很有礼貌,后来也都有自己的事业,我们可以说是天各一方,也很少见面。记得有一次是在一个朋友孩子结婚的宴会上我看到她们,唯独少了当年的那个小女孩,我问到她的情况,她的姐姐说现在省城,已经当了处长,她还告诉我今天也在现场。不一会,从前面的人群中向我走来一位中年女士,我一可就认出是当年的那个小姑娘,她姐姐拉我一把,笑着让我坐好,姐姐迎上去,说:“你看这是谁?”正当年的女孩像小时那样一下搂住我 ,叫了一声“康老师!”我说:“都当处长了。”她说:“那你也是我的老师。”在场的人们都鼓起掌来。我调到县里时场长的一个孩子在银行上班,那时县里花钱管理的很严,到银行去审批往往会给予控制,所以,会计很害怕到银行去送审批报表,但我去就少了这个麻烦,原来,场长那个孩子见我去了,就和审批的领导说:这是我老师……,结果是…报多少就批多少。县里领导很高兴,我几乎成了会计室的报账员了!
    田场长很关心我的进步,1964年他在宁安搞社教时任分团长,那年春节他找到我说:我已和雷书记(当时的县委书记雷雨田)说好了,明年你去搞社教当青工队员。(后来因为去学校没有当成青工队员。)上个世纪80年代我调进县城时,田义任县委政法委副书记,看到我很高兴,在他办公室里我俩唠了当年在太平川的往事,有感慨,有叹息,那些年的艰苦,劳累,共同创建牧场的人、事,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

 (二)难忘的建场的人们。

太平川畜牧场的农工由下面几种人组成,一是畜牧技术人员;二是从全县抽调的骨干力量;三是由于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口流动大,场里自行招聘一些盲目流入人员;第四,则是一些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在大鸣大放中被错划为右派的各界精英,他们约有七八十人;第五,是国家困难时期城市精简下放人员,其中就包括我在内,人员复杂可想而知。后来,大概在文革前后又来了下乡青年,又有一段时间办了五七干校,不久省科委还想办千头养猪场,只不过他们只是个建设者,不能属于创业者。文革前我曾经做过统计:全场人员大约来自全国13省47个县。就是我们这些人在广阔的大山之中用我们的双手汗水开创一片新天地——建起了太平川畜牧场,在祖国的地图上增添了一个点。
    在这里我先说那些特别群体之外的农工们。即然叫畜牧场,养种畜当然为主业,养畜是为了改良,更新换代,引进良种,经过杂交,培育新的畜种。科学的培育要有科学的人才,在太平川畜牧场搞良种培育的是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当中有学兽医的,有学饲养的,有学配种的,在我看来一切都很新鲜,如,配种的马,饲草饲料要经过计算,马还要有专人“溜”,每天还要跑一定的距离,而且还要达到一定的速度。种畜饲草饲料要有专人专地种、管,还要专打专收,可见种畜饲养管理是一个多么严格、重要的事业。这些人在我们眼里是一些技术人员。
    再说我们农工。畜牧场农工虽然分工详细,但都是为种畜改良服务的,种地的人较多,建场之后全场分星火、辽原、立新、建新四个大队,后来又建了副业队。但,建场之初有两年时间只有建制还没有居民点,因为在建场的近二年全场几乎没有男人!全场的耕地是我们开垦出来的,那些地有我们的汗水,当我们清除了杂草,整平了土地,修平了道路,迎来了春天,在黑油油地里撒上种子,那心里高兴劲几乎要跳起来。在我们开垦的土地上种上玉米、大豆、小麦、水稻,还有其它杂粮等,到了秋天大丰收来了,那种感受到现在还没忘记。 在我们农工当中除了种地的还有牧工,勤杂工及其它服务人员,各个工种都有一位队长负责,但,也有分共合作。在这些农工当中我来自辽宁一个大城市,念了十几年书真是吃遍了五谷杂粮不知怎么种地,所以我争取啥活都干,比如,放马、放羊、上山伐树,等等,即学到本领又锻炼了身体。真是受益匪浅。

下面要说那些特殊的群体了。
    讲到他们,我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们在太平川畜牧场明码标价是来改造的,叫“右派”,他们在被划为右派前一分钟还是领导干部,或者还是老师、工程师、或这还是各行各业的骨干,但是一句话、一张大字报 就变成另类。那时,把他们集中起来,送到太平川,要在建设太平川畜牧场的劳动中改造他们;在他们当中还有被划为极右的人则送到北安真的劳改了!在太平川畜牧场的这些人还算幸运,总算没离开延寿县。在这些人看来,太平川也许就是个没有围墙的监狱,我们这些农工就是他们的监督人员,他们刚来的一段日子里总是用警惕的眼光看领导、看农工,那种复杂心理现在看来那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但,他们遇见个好领导班子,畜牧场的书记、场长给农工开会一再叮嘱大家不要歧视他们,要关心他们,要让他们知道这里不是改造场所,是和我们大家一样来建设太平川畜牧场的,劳动的汗水不但会锻炼身体,还会洗涤我们的心灵。太平川畜牧场建成的过程中也是我们大家接受改造的过程,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知识,团结在一起建设我们的牧场。
    说他们这些人是个特殊的群体,是因为表面上看表现各不相同,但在,内心对自己现在的处境似乎还不知以后的结果会怎样,所以,他们刚来时有的情绪低落,甚至悲观,也有的人表现很积极,甚至见了农工也点头哈腰,见了领导一再表示自己是个犯错误的人,是来接受 改造的,还有的人破罐破摔思想严重,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对于这些人的不同的表现,场领导除了教育工人、干部正确对待他们,再就是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宣传政策,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并且为他们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要他们每一天都要写思想总结,三天做一次自我批评,七天做一次思想汇报。
    我到场时这些人已经分别得到安排, 但我还看到了他们当中一些人由于对自己行为缺少正确认识,还无法得到具体安置,没有摘掉右派帽子,不过那已经是少数了。那时,场里没有电,每到晚上那些还没有摘帽的人每人头前都有一盏小油灯,趴在炕上在写自己的检查材料,有的在看书、学习。他们几乎每天都是这样,那床前的小油灯给我的印象很深,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处境,往往会收到特殊的效果,这种白天劳动夜晚点灯看书写字也感染了我,我也制做个小油灯写下看到的,听到的,一直坚持到场里有了电灯。
    反右斗争时我还是个学生,那些学识很深的老师头一天还给我们上课,第二天就变成右派,我很惊讶,几乎无法理解这是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到太平川畜牧场,居然和这些人一起生活,通过观察交往,渐渐地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忽然觉得这些人有谁是真反对党?真反对是社会主义?只是他们在让说话的时候说真话和说了不该说的话,才落下如此下场,集中到太平川的那些人不都是这样吗!在太平川,场领导理解他们,农工们理解他们,他们内心的郁闷经过一段时间得到了抚平,明白了全场干部农工对他们的同情和关怀。建设太平川畜牧场他们付出付出的艰辛和汗水,场领导都是看在眼里,甚至想办法给他们摘掉那顶右派帽子。
    太平川人谁都不会忘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一些特殊的群体在大山里战天斗地的贡献。后来,我调进县城,有机会看到他们的过去档案,有些还是为延寿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张伦纯,日伪时期参加伪江上军,后起义投诚,在松江军区任二师师长罗华生机要兵,延寿解放前,他两次带侦察人员进延寿,为解放延寿提供了重要情报。他被划为右派心里很不服气,他曾几次进京找在中央当领导的老首长,但在那个时代,老首长也无可奈何,只给他一些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