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支从洋，生于1955年12月，家住在安徽省怀远县双桥街道。

　　我1969年12月应征入伍，部队集训后被安排在大同搞施工建设。入伍一年多以后，我被调入连队炊事班任班长。当时部队生活非常艰苦，各种条件都很差。伙食全是粗粮、小米、玉米搭配细粮一起吃，蔬菜都很少，一个礼拜战士们才能吃上一次肉。在这样的情况下，炊事班做起伙食来就很为难。我经常跟炊事班的战友们在一起研究商量，想方设法变着花样改善生活。

　　我们二连又是北京军区文艺先锋连，每天排练演出都到深夜，冬天都零下二三十度，夜里还得为他们加餐。连队施工的战士也经常加班，在这样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炊事班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宁愿辛苦自己，也要为战士们做好后勤保障，让他们都能吃好睡好，多年来一直受到连队和上级领导的表扬和嘉奖，我本人也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

　　1975年元月我退伍回乡，在我们村里任民兵营长，1978年调到双桥区派出所联防大队任队长。在公安战线摸爬滚打十几年，在民事调解、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打击各种偷盗、经济、刑事犯罪，确保一方百姓平安的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每年都受到县局嘉奖，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4年9月23日，县委、政法委、公安局布置全县统一清理大行动，主要抓捕在逃和现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双桥区接到通知后立即决定在本区邢桥村进行清理。我们掌握到这个村是全区重灾区，社会治安最差。

　　在区委、政法委、派出所组成的统一领导小组指挥下，从全区七个乡镇抽调公安干警、联防队员、村治保主任，加上本区人力，这次参战人员达二百余人。领导小组将这些警力分成若干行动小组，每组都有明确的任务和指标。其中有因伤害罪被批捕的在逃人员2人，偷盗手扶拖拉机的3人，偷盗耕牛的2人，偷盗猪羊的4人。

　　那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外出打工的人很少，谁家要是能喂上一头牛或者一头猪就算是一笔可观的财产了。有几家在一起凑份子买一台手扶拖拉机农忙种地、农闲搞运输，那可称得上全村最有钱的人家了。其实，一户人家一年多喂一头猪也只能卖两百多块钱，但如果被偷盗的话，对于这家来说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了。手扶拖拉机被盗了，不仅影响了生产，更少了一笔可观的运输收入。

　　23日凌晨2点，受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的所有警力全部进入了邢桥村，把整个村子包围得水泄不通，各个进出村庄的路口都有站岗人员把守。当时出警条件很差，没有交通工具，大家都骑着自行车。直到凌晨4点抓捕行动结束，共抓捕8名违法人员，漏网3人。

　　我参加的是抓捕盗窃手扶拖拉机的张天远、张天海、邢道运三人，张家二兄弟被抓，邢道运在逃。抓捕后，我们立即对他们进行审讯，起先张家二兄弟拒不交代盗窃手扶拖拉机的事实，还想通过耍赖狡辩等方式蒙混过关。其实，我们早已掌握他们偷盗手扶拖拉机的全部证据，后来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交代整个作案经过。他们偷盗的手扶拖拉机已经被卖到固镇县尹集区大李村他们的姑姑家那里去了，派出所连忙安排我和一名干警李占超前往尹集区调查追赃。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被盗的手扶拖拉机顺利缴获。

　　张巷村的张翠兰初中毕业后南下广州打工两年，1987年回家之后结识了在双桥集做生意的何某，并很快发展为男女恋爱同居关系。12月20日晚，张翠兰约何某开房同居，何某就驾驶两轮摩托车搭乘张某一起在双桥集大众旅馆开房住宿。次日早上，张某望着熟睡的何某产生了盗窃何某摩托车的念头。于是，张某偷拿了何某的摩托车钥匙交给在大众旅馆里做事的王利，由王利将何某停放在大众旅馆门口的价值人民币两千多元钱的幸福牌摩托车盗走。何某发现后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我带领办案人员立即进行侦查，三日后将张翠兰抓获，张某交代了预谋偷盗何某摩托车的全部事实。张某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伙同他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构成盗窃罪，鉴于被告人张翠兰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将摩托车归还何某，有悔改表现，最终决定酌情从轻处罚。

　　1985年冬天，区派出所接到县公安局解救办通知，有一名云南籍女子被拐卖到双桥区小街大庄村刘绍爱为妻。县公安局非常重视此案，解救办也派来两位干警，所里指派我和几名联防队员一起参加这次解救任务。我们来到被拐女子所在的村庄时，当地村民极不配合，甚至有部分人员围攻我们执法人员不让带走被拐妇女。我们向他们讲拐卖人口是犯罪行为。任凭我们说破嘴皮，讲了很多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都无济于事。后来，村民与执法警员发生了肢体冲突，民警鸣枪，枪竟然被村民打落在地。最后，县公安局报批了刘绍爱等人暴力抗法被批捕，解救了那名云南籍的被拐妇女。

       今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我被安排在本派出所辖区内一个社区负责十多个居民点的人员进出检查的督导工作。因为部分居民对疫情认识的不够深刻，经常会有居民冲闯检查卡点的事情发生。不管在任何时间我接到卡点的报告，都会立即赶到现场处置。虽然冲闯卡点的居民本身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都是由于对本次疫情传染性强的认识不足，再加上检查卡点管制的时间有点长，给居民的生活工作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疫情就是命令，在上级领导没有下发解除管制的通知之前，谁也没有资格超越这个管制红线。我们唯有耐心地劝导，细心地说服，对确实有困难的居民实行特别解决的办法，甚至由我们检查点的执勤人员代居民去做一些应急的工作。这样一来，大家都互相取得了谅解，警民关系也得到了加强和巩固。全国疫情从严防死守到逐步放开后，各个居民点的检查卡点也陆续撤销了，居民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我也被派出所评为本次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积极分子”。

　　虽然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了一些事情，但离党对我们共产党员的要求相差甚远，今后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在农村基层管理工作中做一颗铺路石，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

（本文根据主人公支从洋的自述改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