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2017年4月，我在游览多彩贵州的美丽风景后，特地安排了贵州红色旅游，参观息烽集中营是其中的重要一站。

    军统“大学”

    息烽集中营离贵阳市区约60公里，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关押共产党人、爱国志士的秘密监狱，是国民党当时所设的江西上饶集中营、重庆白公馆和息烽集中营等三大集中营中规模最大、管理最严、等级最高的集中营。息烽集中营对外挂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对内称 “大学”，重庆白公馆和上饶集中营分别称为“中学”和“小学”。“大学”是关押案情最重“犯人”的地方。国民党之所以选址息烽建立集中营，有取熄灭烽火之意，试图扑灭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

    走进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广场，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群雕《忠魂曲》，群雕用红色石块拼雕，雕塑了革命先烈的英雄群像。面对群雕《忠魂曲》，一股革命气息扑面而来，让我们感到中国人民不屈的精神和革命者的艰辛。

    接着，我们随讲解员的步伐，先后参观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和息烽集中营旧址。流连于一幅幅图片，一行行文字和一件件文物，漫步于一间间监室，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历历在目，革命先辈不屈的精神让人鼓舞。

    息烽集中营占地面积80余亩，共设“忠斋、孝斋、仁斋、爱斋、信斋、义斋、和斋、平斋”八个监号，加上“特斋”共九栋52间。“义斋”关押女犯，“特斋”关押特殊人员。此外，还有关押杨虎成将军及其家人的玄天洞。

    息烽集中营常年关押400—500人，最多时达600多人。集中营从1938年11月中旬设立，到1946年7月迁往重庆，8年间先后共关押1200多人，其中屠杀和折磨致死600多人，下落不明400多人，幸存者不足100人。

    人间地狱

    息烽集中营是人间地狱。集中营第一任主任军统少将何子桢，以“屠夫”著称。他采用中国封建时期监狱封闭式的管理方法，“犯人”在牢房中睡通铺的面积都要用尺子量，每人不得超过一尺三寸，根本无法翻身。一年365天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牢房窗户用黑纸糊上，不透一丝光线。“犯人”长期不能理发洗澡，个个蓬头垢面，惨不忍睹。“犯人”每天放风10至20分钟，还得关在院中木笼内。对一些案情重的“犯人”，放风时关在小木笼内。小木笼与人的身材身高相同，人站在里面被紧紧地箍着。有些“犯人”站死在小木笼里，无从知晓，因为就是“犯人”死了仍站着。

    不仅如此，何子桢还在肉体和精神上百般折磨“犯人”。毒刑拷打是家常便饭。当时用的酷刑有灌辣椒水、钻刺指甲、电刑等12种之多，但这些都不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披麻戴孝”。即把人的上衣脱光，用一根带满铁刺的木棒来回地抽打“犯人”的身体，直到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然而撒上盐，再裹上一层麻布。十天半月后再把麻布一层一层地撕下来，这时撕下来的不是麻布，而是活活的一层人皮。受过这个刑法的人没有一个活下来。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在这样的酷刑下，“犯人”生病得不到医治，天天有人死亡，有时一天甚至要死亡好几个。何子桢如此残暴，却毫无收获，连他的主子戴笠也不满意，于是改派周养浩接任息烽集中营主任。

    周养浩于1941年3月到任，即大搞“狱政革新”。所谓“狱政革新”有两项内容：一是“监狱学校化”，把“监房”改为“斋房”，“犯人”被称为“工作修养人”；二是“监狱劳动化”，在狱中办了 “卷烟厂、肥皂厂、印刷厂”等工厂，逼迫“犯人”劳动。打的招牌是让“犯人”自给自足，实际上是榨取更多的劳动成果。周养浩的手段与何子桢相比，更具隐蔽性，更有欺骗性，残无人道的性质完全一样。

    正如张露萍烈士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压力钳不住正义的舌，淫威封不住自由人的口，当不平的怒火燃烧时，索性大吼！” 面对敌人的残酷和伪善，狱中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没有一个屈服。

    狱中斗争

    何子桢任息烽集中营主任期间，因实行全封闭式管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没有相互联络和了解的机会。1940年底，罗世文、车耀先被一同送到息烽集中营。他们凭借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并利用周养浩搞所谓“狱政革新”的时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首先联络上关押在“忠斋”的许晓轩和关押在“和斋”的韩子栋。四位共产党员，在这特殊的环境下，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协商，1941年底,“中共狱中秘密支部”终于诞生。罗世文任支部书记，车耀先和韩子栋任支部委员。说到“狱中秘密支部”，首先得介绍罗世文和车耀先两位烈士。

    罗世文，四川威远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被中央选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后又到德国进修炮兵科两年。1928年回国后正值国内革命巨变，遂转入地下工作。1930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1933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后来在四方面军工作，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到成都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兼《新华日报》主持人，后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1940年3月，成都发生饥民抢米事件，蒋介石借口系共产党煽动所至，逮捕罗世文，并将其送押到息烽集中营。1946年8月18日被敌人杀害。

    车耀先，四川大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轻时因生活所迫到川军当了兵，因其有胆有识，屡立战功，从小兵当到团长。大革命期间，离开川军开始寻求革命真理。192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等职，曾组织和领导了川陕汉州暴动。长期在成都以开“努力餐”餐馆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巾帼英雄张露萍和她的一批同学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1940年3月和罗世文一起被捕，同时被转押到息烽集中营。1946年同罗世文同志一道遇害。解放后，他们合葬在一起，周恩来总理亲笔为他们题写了碑文。

    秘密支部成立后，制定了四条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首先是团结难友，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以便局势好转时争取出狱。第二是争取阅读书报的权利。第三是同叛徒、变节分子、动摇分子作斗争。第四是尽量设法与外界取得联系，让党组织了解狱中情况，进行救助或里应外合，举行越狱暴动。

    秘密支部首先利用周养浩的“狱政革新”，通过黄显声将军向集中营当局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早上六点和晚上要打开牢门；二是不许打骂“犯人”；三是改善“犯人”伙食。这三条既代表了“犯人”的利益，表面上又符合周养浩的所谓革新。周养浩答应了三个条件，秘密支部首战告捷。

    对敌斗争第一回合取得胜利后，秘密支部利用集中营的告密制度，以各种方式揭露军统在押人员和动摇、变节分子的劣迹，离间军统特务。这样既认清了敌人，又团结和保护“犯人”。

    秘密支部还利用集中营当局把一些有影响有知识的“犯人”提为“工作修养人”的机会，让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车耀先去当“工作修养人”，并主动要求管理图书室，韩子栋、周科征、宋绮云等则被安排当到《复活月刊》《养正周报》编辑室。

    车耀先便把图书室作为与敌人斗争的战场，利用工作之便把一些进步书籍夹在报刊内让政治犯们看。图书室实际上成了秘密支部的联络站。车耀先还利用在图书室工作的方便，撰写了《自传》和《四川军阀史》。韩子栋等则巧妙地利用敌人提供的《复活月刊》《养正周报》编辑室，发动狱中党员写一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在上面发表。张露萍烈士曾以晓露的笔名在《复活月刊》上发表了著名的诗篇《七月里的榴花》。

    从成立到息烽集中营撤销的五年间，秘密支部一直是领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狱中斗争的核心，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

    炼狱忠魂

    在息烽集中营被关押的1200人中，有许多著名人士，他们中有：许晓轩、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宋振中—小萝卜头、黄显声、杨虎城、张露萍、马寅初等。

许晓轩，是小说《红岩》许云峰的生活原形，江苏省江都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部长，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1940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关入息烽集中营。作为狱中秘密支部的核心成员，他同狱友们一道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每当危险的时候，他就会鼓励大家：“越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1946年被转押到重庆关押，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被蒋介石下令杀害，年仅33岁。

    韩子栋，是小说《红岩》疯老头华子良的生活原型，山东阳谷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关入南京新监，后随南京新监经武汉、益阳到息烽集中营。1946年转重庆关押，在狱中因为装疯卖傻，所以党员身份没有暴露。1947年利用一次买菜的机会从重庆瓷器口成功逃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等职。1992年因病去世，享年84岁。

    宋振中，是众所周知的“小萝卜头”。其父宋绮云，江苏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原《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西安事变”中，参与起草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1941年被蒋介石直接下令逮捕。之后，国民党当局又逮捕了“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徐林侠，中共党员，被捕时因“小萝卜头”还在襁褓中，需要人照顾，所以带在身边，谁知道这一带竟是整整一生。由于他年龄小，特务对他看管不是很严，他就经常在牢房之间传递信息，成为了狱中秘密支部的小小交通员。1946年息烽集中营撤销，一家三口踏上了由息烽转押重庆的卡车。在重庆过了三年牢狱生活后，“小萝卜头”最终与父母亲于1949年9月6日被特务残杀在戴公祠，时年仅9岁。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共和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

    黄显声将军，辽宁凤城人，肄业于北京大学，后考入东北讲武堂。1931年“九一八”事件时任辽宁省警卫处处长。事变当天，他率公安干警奋起抵抗，当时被誉为“打响抗日第一枪”的英雄。“九一八”事件后，他在张学良将军的支持下，收编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建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并任总司令，后任东北军第53 军副军长。1936年8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鉴于其身份，周恩来要他留在东北军工作，并只与党中央、周恩来联系。东北军到西北后，他支持并参与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他到武汉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张学良。1938年2月，因特务告密而被诱捕，后被送押息烽集中营。他在集中营始终没有暴露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但暗中一直支持狱中秘密支部的工作。1946年转重庆关押，1949年11月27日被特务枪杀，年仅55岁。1950年1月18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安排，黄显声将军的遗体送北京安葬。

    杨虎成将军，陕西蒲城人，1911年辛亥革命时，投奔陕西起义军，战功卓著。袁世凯称帝后，率部参加陕西护国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积极抗日。1936年12月12日，同张学良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并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蒋介石对杨虎成将军一直怀恨在心，1938年在武昌囚禁了杨虎成将军。同年10月6日，杨虎成将军被押到息烽集中营，囚禁在玄天洞。蒋介石对杨虎成将军的看管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将军一家老幼四口，而看守的警卫竟达200多人。1946年7月息烽集中营撤销，杨虎成将军一家被转押到重庆磁器中杨家山，1949年9月17日，被特务残杀在戴公祠，时年57岁。

……

    几个小时短暂的参观结束了，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绪万千，感触良多。息烽集中营描绘了一个悲怆、不屈的画面。在息烽集中营，我们感受着逝去的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看到了历史的息烽，息烽的历史，悲壮的历史，历史的悲壮，见证了黎明前那段乌云密布的岁月。在息烽集中营，孕育着革命前辈最为坚定的信仰，燃烧着共产党人最为光辉的人生。正是有了他们的英雄牺牲，我们才能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追昔抚今，在历史的震撼与当今的感受中，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为我们的幸福生活而舍身捐躯的革命前辈。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烽火不息，永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