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就要开演了。

　　剧场的大部分座位已经坐满，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座席间来回走动。观众们各有各的心事，大家都以各种各样的活动充实着开演前的时间：有的埋头翻阅着手里的书；有的仰望着天花板在沉思；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连打带闹……整个剧场漂浮在巨大的嘈杂声中。

　　可是，就在剧场最显眼的六个甲级座位上，却安安静静地坐着一家六口人：一个40岁左右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的面容冰冷而麻木，几乎觉察不到一丝笑意。他们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同谁讲话，好像他们来这儿不是为了娱乐，而是哀悼至亲的离去。

　　是的，这正是我的妈妈和我们五个孩子。

　　几天前，我们刚刚送别病逝的爸爸，巨大的悲痛还沉甸甸地压在我们的心头无法散去......好心的省军区首长特意派部下把我们一家人接到兰州市一流的剧场，请我们观赏流行在甘肃一代的著名地方戏——秦腔，想以这样的方式抚慰我们失去父亲的伤悲。首长的好意无法拒绝，可失去父亲的巨大悲恸岂是一部戏剧可以化解的？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秦腔，这个被我称之为“带着黄土高坡的沧桑从头喊到尾的”的剧种（后来得知，秦腔是相当古老的剧种，堪称中国戏曲的鼻祖，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爸爸，我们在这儿呢！”突然，从前排座席传来了我们的邻居“小毛头”——一个十一、二岁小姑娘欢喜的尖叫声。

　　“唔，看见了，看见了……”身材魁梧年过半百的省军区刘司令员慈爱地向自己最小的女儿点头微笑着，缓步走入座席。

　　“小玲（我是家中老大，按传统应叫大姐，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姐妹之间从小就没有称哥道姐的习惯），以后，咱们再也叫不成‘爸爸’了！”坐在我身边的15岁的小妹猛地拽住我的手，凄凉地说。

　　“小辉（我小妹的名字），你......”小妹的话像千万根针刺痛了我的心，我下意识地紧紧捏住小辉的手，一直憋着的眼泪顺着眼角缓缓流淌下来。

　　良久，我机械地低下头，看了看手腕上爸爸送给我的那只带着日历的手表。“啊，今天是十月七日，一九七三年十月七日，爸爸——我亲爱的爸爸，离开我们已整整一个星期了……”这个念头似一股刺骨的冰水突然涌进我周身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我的心陡然缩成一团，泪水模糊了双眼，眼前幻化成朦胧迷茫的一片……

　　戏开演了。

　　高亢的唱腔变成了记忆的黄河，我的灵魂乘上了一叶竹筏，在难以忘却的回忆里飘来荡去，所有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光纷至沓来……

　　爸爸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爸爸个子不高，也不魁梧，却天生一副军人的气质。宽宽的额头，浓浓的剑眉，眉宇间凝结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浩然正气，一双适中的杏仁眼总是蕴藏着慈善的光芒，有棱有角的嘴边总是挂着令人惬意的微笑。

　　只是，打我记事起，爸爸似乎就没有年轻过。一头花白的头发，一口缝隙很大稀松漏风的牙齿，一看书就戴上老花镜，是爸爸给我的第一印象。爸爸自嘲是“老西子”（山西人），平生最爱喝醋，所以把牙齿搞坏了。也是，儿时常看爸爸喝粥也要滴点醋进去。我的牙也不好，许是随了他？最过分是小妹，刚会说话就恨不能天天坐在老爸身上给他揪黑头发，理由还特充足：“因为爸爸的白头发多，黑头发少。”

　　长大后，翻看爸爸年轻时的照片，发现爸爸其实是个美男子，四方脸膛，浓眉大眼，厚厚的嘴唇，挺拔的身姿，尤其是一身海蓝色的将校呢礼服穿在身上，那叫一个威武！可妈妈总说爸爸“邋里邋遢”，提不上裤子，把那么像样的军装穿得窝窝囊囊的。可这又算什么缺点？爸爸是职业军人，又不是外交官！1955年第一次授衔，爸爸就是肩扛两杠四星的大校，堂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教员，后来又当上省军区副政委，人人都夸爸爸的军事课讲得好，既有内涵，还妙趣横生......爸爸的能耐大着呢，就是妈妈的事儿多!

　　更何况，在我看来，爸爸不仅不窝囊，还特别爱干净，爱整洁。儿时，几乎每天早晨，我都能看到爸爸对着镜子刮胡须，一层白色的泡沫在爸爸的嘴边泛滥，爸爸小心翼翼地用刀片刮着，刮得干净极了，之后，他总会用大手在下巴上蹭一蹭，然后，露出满意的微笑，焕然一新的爸爸就这样迈着军人的步伐上班去了。

　　我喜欢这样的爸爸！

　　乃至我结婚后，曾经很霸道地给老公规定了一条“纪律”：不刮胡子不许上床！老公苦笑着摸摸胡茬丛生的下巴很讨厌地说，没有胡须还是男人嘛？啊呸！在我看来，男人的魅力，固然与相貌有关，与身材有关，但即使没有好身材好相貌，只要整洁、干净、爱笑，就可以发展成吸引人的魅力。

　　爸爸不仅爱整洁，更爱笑，是那种可亲可敬慈爱有加的微笑。

　　小时候，常听妈妈讲，爸爸早先在教导团当政委时，大家都特别爱戴他，敬重他。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都要找他去解决。就连什么“夫妻吵架”、“婆媳不和”之类的“家丑”，也不怕拿到他的面前“抖一抖”，让他给评个理什么的。而爸爸呢，总是笑眯眯地听人家把事情的经过讲完，然后慢条斯理地用各种道理开导人家，说服人家，直到人家想通了为止。就这样，不知有多少人噙着眼泪来，带着笑脸归；不知有多少人揣着满肚子的火去找他，离开时，却换成了满心的欢喜。

　　爸爸真的很棒！

　　儿时，我们不慎摔了较，刮破了衣服，都会去找爸爸。爸爸会从大衣柜里拿出药品盒或针线盒，从里面取出红药水紫药水之类或是针和线，然后，戴上老花镜，或小心翼翼地给我们的伤口抹上药，或一针一线地给我们把衣服缝补好。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蹦蹦跳跳出去玩。

　　不过，慈祥的爸爸有时也会扮演严父的角色。而且，他的所有严厉几乎都是妈妈“挑唆”的结果。妈妈是老师，她跟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都是同学。只要我们在学校“犯了事”，妈妈就会召开家庭会议，列举我们的种种“罪状”，之后，爸爸就会毫不留情地打我们，对女儿用手，对儿子用棍子。但不知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记爸爸的“仇”，而是把所有的“仇”都记在妈妈身上。

　　除了家庭会议，我们喜欢围绕在爸爸身旁听他讲故事，包括许多战争年代的故事，还有，听他给我们讲解《毛泽东选集》......而那时的妈妈，十有八九都是打扮成花蝴蝶的模样去俱乐部跳舞了。长大后知道，爸爸比妈妈大二十多岁，爸爸自然要时时处处让着妈妈，结果，把妈妈宠成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有关妈妈的故事，我已写入《母亲，我不再抱怨你了》一文）。

　　儿时，我们向爸爸提出的要求，只要不过分，爸爸都能一一满足。按照现代年轻人的说法，爸爸就是这个世界上无所不能的“超人”。

　　只有一次例外。

　　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我们五个孩子商量好，要缠着爸爸给我们讲故事。在此之前很多天，爸爸不知为了什么，把自己关在屋里不理我们，难道他忘了该给孩子们讲故事了嘛（那时，连彩电都是稀罕物，更不消说电脑手机了，听爸爸讲故事就是我们最好的娱乐节目）？吃过晚饭，我们五个孩子一个拽着一个的衣角，蹑手蹑脚来到爸爸妈妈寝室的门前。弟弟捅了捅我的腰，我壮着胆拉开了门。

　　“吱——”随着开门声，坐在桌前正写着什么（后来知道是教案）的爸爸摘下老花镜，把头扭向我们，问：“噢，是你们几个！有事吗？”奇怪，爸爸的声音里怎么含着嗔怪的味道，常挂在嘴角边的微笑也不见了。不知为什么，我没敢直说来意，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没…没…没有什么事。”

　　爸爸微微笑了一下，即刻绷起脸说：“没看见爸爸在办公吗？大人办公，小孩不能捣乱。懂不懂？！”

　　“嗯，好的，好的！”我避开爸爸的目光，支支吾吾地连声应道，脸刷地一下红了。要是脚下有个洞，我保险会第一个跳进去。

　　“爸爸办完公再和你们玩，去吧！”“噢——”好像听到了“释放令”，我们相互推搡着，撒丫子往外跑。

　　跑到门外，弟弟妹妹们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又重新嘻闹起来，我却觉得心头像坠了块巨石，无法轻松。独自走到院子里，静静地坐在石头凳上，手支着下巴颏，我开始像大人般默默沉思起来：办公，什么是办公？办公是那么严肃的事情呀，不允许任何人打扰，包括自己最爱的孩子！

　　那时，我自然不能完全了解“办公”的涵义，但却是第一次知道“办公”在大人的世界里有多么重的分量。参加工作后，很多同事说我是个“工作狂”，太投入，太拼命，太追求完美，我心里最清楚，那是父亲的遗传。

　　仰望无垠的夜空，那个晚上的星星似乎特别多，也特别亮。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爸爸果然兑现诺言，和妈妈一起带我们五个孩子去颐和园游玩。

　　夏日的颐和园真美啊：天空，瓦蓝瓦蓝的，偶尔飘过几片薄纱似的白云，就像动画片上引人心醉的布景；太阳，火红火红的，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佛香阁的黄色琉璃瓦与金色的阳光交相辉映，显得格外壮丽辉煌；昆明湖清澈的湖面上，一支支载着游客们的小船轻悠轻荡；知春亭畔一排翠绿的垂柳，更像是一个挨着一个的温存姑娘，在微风中轻轻舞动绿色的长辫，有几枝不经意地从水面拂过，漾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哎哟！……对不起！”我只顾着欣赏风景了，一不小心和迎面走来的一位老大爷撞了个满怀。

　　“这丫头，想什么呢？走路都不留神……”老大爷嘟嚷着，从我身边缓缓走过，我不好意思地吐了下舌头。

　　“小玲，快点跟上啊！”爸爸在前面招呼着。

　　“来啦——！”我尖声尖气地应了一声，穿过拥挤的游人，低着头，匆匆向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们靠拢。这回，我顾不上细细欣赏女孩子们那鲜艳的衣裳，漂亮的裙子，美丽的蝴蝶结；更顾不上细细端详那天真的幼儿，滑稽的老人，还有外国游客那别具一格的蓝眼珠、高鼻子、金头发了……若不是因为招呼我的是爸爸，我才不会心甘情愿地错过这种机会哩！现在猜想，我能把写作视为生命中最快乐的事，也许就起源于天性中的这种“爱好”吧？

　　不一会儿，我喘着粗气跑到爸爸身边。来不及抹去脸上的汗水，就咭哩哇啦地开始向父亲诉说自己一路的见闻。爸爸微眯着双眼，兴趣盎然地倾听着，走啊，说啊，走啊……突然，爸爸放开拉着我的手，挺起了胸脯——确切地说，是挺起了肚子，很神气地迈着大步朝前走去。一身绿色的军装，肩佩红色的领章，红五星的帽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头银发的爸爸威武神气，像极了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军！

　　不过，爸爸怎么突然想起“齐步走”呢？我正在纳闷，就见几个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军官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不约而同地回转头，看了爸爸好一会儿，眉宇间流露出钦佩的神情。等外国军官们走远了，爸爸才又放松了步伐改成“便步走”了。

　　“爸爸，你刚才是……”我迫不及待地拉着爸爸的手，问道。

　　“我刚才嘛，孩子，你看见那几个外国军官了吧？我是想让他们看看，中国的老军人也是有战斗力的！”爸爸一本正经地回答。

　　“什么，嘻嘻，是为了这个原因？哈……”

　　“这有什么好笑的？！”爸爸故意绷着面孔说。

　　“那，那您没把胸脯挺起来，嘻嘻……哈哈……倒把肚子挺起来了！哈……”我笑得直不起腰来，断断续续地说。

　　“哈哈……”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们一齐大笑起来。爸爸的笑声像洪钟一样，不仅能引起你的共鸣，而且还能收到一种让人胸襟豁达的效果。

　　“好了，别笑了，到前面的小亭子里歇会儿吧！”看着大家都快笑成一团了，爸爸最先收敛了笑容，对大家说道。

　　“噢，撒丫子喽！”我们五个孩子尖叫着，跳跃着，像五只欢快的小鸟朝爸爸指定的地点飞去。

　　“哗……”一阵热烈的掌声打断了我的回忆。我下意识地抬起头，看了看舞台上活动着的人们，淡漠的目光从他们的脸上移到脚上……

　　回忆的脚步把我领到红山小学六年二班教室的门口。教室里来了不少同学，我径直走进去，仍然坐在八年前我曾坐过的位置上。同桌还是那个叫张力军的男同学。他斜眼瞅了我一下，好象早就准备好了似的，用白粉笔在我和他共用的书桌中间划了一道粗粗的线。我用鼻子哼了一声，心里说了一句：讨厌，谁稀罕过你的“三八”线！

　　这是一节作文课，我最喜欢上的课，而语文老师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女老师，我才懒得和张力军这样的坏男生“治气”。

　　语文老师姓马，大约30多岁，高高的个子，梳着一头到耳的短发，椭圆形的脸盘上配着一副很普通的白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马老师站在讲桌前，微微点了一下头，用柔和的声音向我们说道：同学们，这堂作文课要写的作文题目是《我爱我的……》。要写好这篇作文，关键要有真情实感。希望同学们都能够好好地思索一下，在你们的生活中，什么才是你们最热爱的？比如，“我爱我的学校”，“我爱我的同学”，等等。希望大家不要轻易动笔，先仔细地想一想……

　　老师讲完话，从容地理了理短发，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开始给大家发作文的稿纸。第一排座的同学接到稿纸后，依次向后传。雪白的稿纸传到我的手中，我不由得锁紧眉头：我爱我的什么呢？仰头望望天花板，它没有一丝表情；低头看看铅笔盒，它仿佛咧着嘴讥笑我。天哪，我爱我的什么呀？突然，爸爸那和蔼慈祥的面容出现在我的眼前。啊，我爱我的爸爸！生活中爸爸种种的好一股脑涌上心头，正所谓文思如潮，不一会儿功夫，我的大作就完成了（可惜没有留到今天，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第二天公布成绩，我的作文获得全班最高分：95分。作为范文，马老师还噙着眼泪在全班同学面前很有感情地抑扬顿挫地朗诵了我的作文。老师是怎样讲评我的作文的，我早已忘掉了，可我却清晰地记得，同桌张力军主动朝我点了点头，然后，很友好地用平时擦惯了鼻涕的袖子悄悄抹去了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三八线”。

　　平生头一回，我感觉自己的心好象变成了小鸟，在广阔的天空中飞啊飞，飞得好高好高。是的，我很开心，不单因为我的作文得了最高分，更让我引为骄傲的是，我的爸爸——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已经被我们全班四十多名同学所熟悉了！

　　几个月后是清明节。

　　学校组织全校的同学去八宝山烈士陵园扫墓。“山鸟啼，红花开，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墓前想烈士，心潮正澎湃；意志如长虹，气节像松柏。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一首真挚动人的“扫墓歌“在烈士陵园里回荡，苍松翠柏也仿佛在深情地伴唱，整个八宝山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

　　扫墓仪式结束后，同学们开始按照老师的要求自由参观瞻仰。同学们叁一群俩一伙地相约着，带着很严肃的神情，走到一座座烈士墓前。有的朗诵着烈士墓的碑文，有的谈论着烈士的生平，还有的摘下烈士墓旁苍松的一片叶子，小心翼翼地夹入笔记本中……我呢，独自来到一座烈士墓前，准备写下刚刚涌上心头的心得体会。

　　“哎，小玲，你过来一下。”突然，张力军拽了一下我的衣角，轻声说。

　　“干什么呀？”我没好气地扫了他一眼，感到一种很神圣的情绪一下被破坏了。

　　“你来，我问你一件事。”他的表情居然也很严肃。

　　好奇心驱使我跟着他走到一棵大树下。他看看四下没人，悄悄地问我：“你爸爸埋在哪？”“什么？”一股无名火腾地窜上我的喉咙口，我的心像被人猛然揪紧了一下。我若是个男孩子，肯定会捧他一拳的。

　　“你说什么，我爸爸还活着呢！”我想，我当时的眼睛一定是冒出火了。

　　张力军显然被吓坏了，他红着脸，惴惴不安的解释道：“唉，你别生气，别生气！我、我、我说错了，我不是有意的。我好像听我爸爸妈妈说过的。你、你千万别生气呀！”说完，他又十分难为情地低下了头，脚尖在草地上划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看得出，他不是恶意。我放他走了，可心里老半天不舒服。

　　“他爸爸妈妈曾经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是在一个月前。

　　那天，我高高兴兴地放学回家，刚一进屋，就觉得家中弥漫着一种异样沉闷的气氛。我放下书包，匆匆走进爸爸妈妈的寝室，还没搞清怎么回事，就被满脸是泪的妈妈抱住了。

　　“小玲啊，你爸爸不行了……”妈妈伤心地哭着说。我懵了，只觉得天旋地转，身体失去了平衡。

　　“什么？爸爸怎么了？爸爸到底怎么不行了？”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你爸爸突然得了心肌梗塞，现在住在301医院。医生说，你爸爸已经报病危了，这三天如果过不去，你爸爸就……孩子啊，我可怎么办哪？撇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呀……”

　　“什么，孤儿？寡母？”对于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我来说，这些字眼是多么地不可思议！我不知该怎样劝慰妈妈，只是更紧地抱住了她，母女俩哭成一团……

　　第二天，也就是爸爸报病危的第二天，仿佛是掉了魂的我和妈妈一起去医院看望爸爸。爸爸安静地躺在病床上，面容还是那样亲切，眼神还是那样和蔼，只是脸色显得苍白了一些。我不相信这就是“不行了”的爸爸！

　　妈妈一进病房，就不顾一切哭泣起来。我像傻子一般，干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

　　爸爸望了望妈妈，又看了看我。然后，他微微地笑了：“我这不是挺好么？哭什么呀？大不了就是一死，那也算是‘革命到底’了嘛！”妈妈哭得更厉害了。

　　“死”——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可是，在爸爸的口中，它却变得那么轻松，仿佛死不过是个“死”字而已。我呆头呆脑地陷入沉思。

　　“小玲，过来呀！”爸爸向我摆了摆手。我立刻从沉思中跳出来，机械地走到爸爸的床前。爸爸没有说话，只是把我的小手放进他的手掌，先是轻轻地抚摩，后又紧紧地握住，良久良久，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缓缓输入我的全身……

　　三天过去了，爸爸还活着，并没有“革命到底”。

　　听妈妈讲，高等军事学院的大部分的叔叔阿姨都去看过爸爸了，以为他真的挺不过去了。可是，说真的，我压根就不相信，爸爸会在那时就“革命到底”了！医生们事后对妈妈说，爸爸之所以能闯过“鬼门关”，一是因为自己的抵抗力强，二是因为乐观，乐观尤其重要！我想，还应该有一条，那就是大家都爱爸爸，不让他走！

　　记得父亲去世后，我曾接到一位发小兼邻居的王东宁的来信，她在信中这样写道：“看完信的结尾，我要说的话全忘了，我一字一字地读着，这难道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的父亲，那慈祥的面孔，那总是勤勤恳恳地在门前用耙子松着朝天椒的一举一动久久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要是你，也许早悲痛到极点了！即使我在人们印象中是个不曾流眼泪的人。我对你的父亲表示深深地永远的怀念……”

　　爸爸虽然是军职干部，又出身非劳动者家庭，但在他的身上，却洋溢着浓厚的劳动者的气息。他善良、朴实、勤劳，特别嫉恨好吃懒做的特殊化。

　　记得在我们五个孩子都上小学的那段时光里，几乎每个清晨都是被爸爸那洪钟式的嗓门叫醒的。叫起来的顺序往往是这样的：“小明（老二）、小红（老三）、小梅（老四）、小玲（老大）、小辉（老小）。”一开始，我还觉得挺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我稍大了一点才明白，这就是传说中的亲子规律“疼大爱小苦了当间的”。嘿，没想到，这个“亲子规律”在我爸爸身上也体现得那么自然。

　　起床后的内容是固定的：打扫楼前的院子。爸爸挥着大扫帚，我们拿着小扫帚簸箕之类的工具，把院子里的石头路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回家吃早饭。春夏秋冬，很少间断。

　　想起来也很温馨：清晨，我们常常是被爸爸那“疼大爱小”的“反常顺序”呼叫着起床打扫院子；夜幕降临，我们又常常是被妈妈“从大到小”的正常顺序喊叫着，去洗脸、洗脚、洗屁股、睡觉……

　　还记得我参军一年后，有一次写信给爸爸，告诉他我要去农场参加劳动了。爸爸很快回信说——

　　“你去农场劳动，应当把它看作是思想改造的战场。不爱劳动的人还会对劳动人民有感情吗？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怎么会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立场移到劳动人民这边，移到无产阶级这边！这就要同工农结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就要到火热的劳动中去锻炼。不懂得劳动，就不懂劳动人民，亦就不懂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道理，更不懂得为什么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动力的道理，亦就更不会懂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爸爸在抗日战争的三年（43至45年）中，一年四季除了打仗就是生产，不仅做到了丰衣足食，为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锻炼了思想，把思想大大锻炼了一下，比过去坚强了一下！这次到了甘肃省军区，才半月有余，我就和大家到农场干了一圈，心情非常愉快，好像思想上生了锈，把锈‘磨掉’一样轻爽！我支持你，好好劳动去吧！但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因为病了或伤了就不能很好劳动了，反而成了大家的累赘！……”

　　这就是我的爸爸，老革命的爸爸！

　　有人说，我的身上总是充满了激情，即使到了六十岁（我现在已经过了六十岁）也不会熄灭。我知道，这也来自父亲的真传！

　　爸爸生前有一个绰号叫“老青年”。只要是新生事物，他总是饶有兴趣地去研究去尝试。从恨不能人人手上都捧着一杯的“红茶菌”到风靡一时的“甩手疗法”，爸爸几乎都是第一个实践者。现在回想，爸爸还是希望自己能活得更长久，陪我们更长久。可是，该天杀的病魔，硬是这么早就把爸爸从我们的生命里夺走了，爸爸走的时候才66岁啊！

　　但是，我从来都不承认我的爸爸完全不存在了，他的品行他的性格他的生命仍在我们的身上延续……

　　我爱爸爸，爸爸亦爱我。一生中，我仅有两次看见爸爸落眼泪，而这两次都是因为我……

　　第一次是1970年，我参军后第一次回家探亲。从“文革”走过来的爸爸似乎被伤透了心（不知是不是因为那些狗日的“大字报”），他决意离开北京，去甘肃省军区任职。那年，爸爸已经六十三岁了，妈妈几乎每天都在劝爸爸不要离开北京，不要再工作，就在北京退休得了。可我知道，爸爸是不会轻易放下工作的，他决定的事，谁也阻挡不住。

　　探亲期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家里收拾行李，做好搬到兰州的准备。那段时间像是长了翅膀，飞得特别快，转眼就到了归队的时间。爸爸说，他要去火车站送我，妈妈也喊着要一起去，但被我婉言谢绝了，说实在的，我很受不了妈妈那种习惯性地哭天抹泪。

　　奇怪的是，临出门前，爸爸戴上了口罩。虽然已到冬季，但天气并不寒冷，爸爸也没有感冒。直觉告诉我，戴口罩的爸爸有点不对头。然而，依依不舍的心情很快驱走了难以找到答案的猜疑。我很快安顿好行李，急匆匆来到车窗前，想在极短的时间里再看看我亲爱的爸爸。

　　我把身子探出窗外，很快看见了爸爸。他站在离车窗不近不远的位置上。突然，我的目光凝结了，凝结在爸爸那双无法被白色口罩遮住的眼睛里。爸爸，我亲爱的爸爸，你那充满慈爱的心灵之窗为什么积满了泪水？泪花闪闪，像小刀一样剜着女儿的心啊！我仿佛看见那被口罩遮住的常挂着微笑的嘴唇也在微微颤抖……

　　爸爸，这是女儿第一次看见你流泪啊！即使被医院报病危时也可以谈笑风生的你，即使在文革中被贴了大字报也没有低头的你，却在心爱的大女儿即将离开身边的时候，难过得哭了，两行泪水顺着我的眼眶流了下来……时间，就在两双泪眼的凝视中悄然逝去，我多么希望时间就在那一刻凝固了啊！

　　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要戴口罩了，他是在设法掩饰自己对女儿恋恋不舍的亲情呀！然而，他的眼睛——心灵的窗口——却忠实地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亲爱的爸爸，你也深深爱着女儿啊！现在回想，爸爸舍不得我离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爸爸真的老了，他可能有某种预感，跟我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第二次是1973年，爸爸去兰州工作的第三年，也就是爸爸病逝的那一年。还在部队服役的我，接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爸爸患脑血栓住进了兰州军区总医院，这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住医院。

　　推开病房门，我蹑手蹑脚走到爸爸的病床前，他正在闭目休息。

　　“老李，醒一醒，小玲回来看你了！”妈妈轻声唤道。

　　爸爸缓缓睁开眼睛，深深陷进眼窝的双眼已经失去昔日的神彩，听到我的名字，爸爸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

　　“爸爸——”我突然哽咽起来，跪在爸爸的床前。

　　“你爸爸现在不能说话了。你告诉他，‘小玲来看你了！’他会听到的！”一贯脆弱的妈妈反而显得比我坚强，她居然还能沉住气来劝我。

　　“爸爸，小玲来看你了，你要……要好好……安心养病，早……早日恢复健康！”我似乎要窒息了，每个字都说得十分艰难。

　　爸爸默默点了点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两颗很大的泪珠从眼眶里涌了出来，爸爸难过地歪了歪头，那泪珠便从松驰多皱的脸颊上流淌下来。

　　“爸爸！”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哭出来。

　　爸爸，我亲爱的爸爸，你得的是什么病啊？竟使你不能为你最喜爱的女儿说几句话，哪怕是一句话呢！

　　从那往后，直到停止呼吸，爸爸始终没能说出一句话。爸爸，我知道，你绝没有想到死神会这样早就夺去你的生命，所以，你没有想过该留下什么遗言给你的儿女，因为那是很遥远的事情呀，对吗？爸爸！爸爸，您千万不要惋惜，千万不要难过，其实，您什么也不用说了，你已经用您的一生给儿女们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遗嘱！

　　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下午四时二十分，我亲爱的爸爸与世长辞。

　　当我握着“父亲已故速归”的电报再次登上开往兰州的列车时，心变得像铅块一样沉。列车风驰电掣，整个大地都在颤动，而我却像一尊铜像，呆呆地坐着。没有思维，没有情感，好象也没有血液的流动。

　　“小玲，你应该写份悼词，纪念你的爸爸。”突然，坐在我身边的小舅舅开了腔。

　　“什么？写悼词？”我觉得浑身为之一震，眼前一阵闪亮。

　　“纪念我的爸爸！”是啊，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我好像又复活了，我清楚地听到了心房的跳动，还是那样激烈，那样有力。

　　“对啊，写悼词，纪念我的爸爸！”我的心狂叫起来。我不允许自己再有片刻的犹豫，立即抽出纸，取出笔，似乎根本不需要思考，我趴在硬卧上，刷刷地写起来。汽笛的长鸣，列车的震动，车厢里人们的交谈，外面一切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充满我的全部灵魂全部思维全部情感的，只有我最爱的人——爸爸。

　　追悼会上，我代表全家人宣读了给爸爸的悼词。（略）

　　在场的很多人都哭了，但我没有哭，我不允许我对爸爸的悼念被自己的眼泪和抽泣所阻断。爸爸，现在看来，这篇悼词写得多不成功呀！有那么多的八股味，可这毕竟是历史啊！爸爸，我知道您对我的文笔总是不太满意，说不如弟弟的简明扼要，可女儿一直在很用心地追赶呀！

　　整理您的遗物时，我向妈妈要走了您的日记。那里有您的思想，有您的学习体会，有您正在写的自传，还有您给我们回信的时间和主要内容。女儿留下了他们，就像您一直守在我的身边，时时给我教诲。爸爸，女儿这一生也许不会像您那样完美，但是，女儿会像您所期望的那样，做一个正直、善良、有用的人。您信吗？！

       不知何时，舞台上的戏（我早已不记得戏的名字了）落幕了。

　　周围的人们都站了起来，我也不得不离开座椅，离开那源源不绝的回忆。

　　裹在散场人流的漩涡里，身不由主地向剧场外涌去，我的步履是那样地机械、那样地迅速、那样地无法控制。我依然沉浸在对父亲的缅怀中不能自拔。蓦地，一个念头在我的心海里冲动地沸腾起来：我想去找寻我的爸爸，去拥抱那永生的灵魂。我要冲出这熙熙攘攘的人群，我要远离这嘈杂喧嚣的世界，我要大声告诉爸爸，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当面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爸爸，我爱你！”

　  【后记】2008年8月，我专程请假去了兰州，和先期到达的两个小妹一起去看望安息在华林山烈士陵园的爸爸。盛夏的兰州，风和日丽。然而，就在我们给父亲扫墓的那天，却出现了反常：天地黯然失色，一片混沌，顷刻间，暴雨如注，凉风袭人，气温骤然下降，多少天来的持续夏热转瞬间杳无踪影。当地人都在议论，这个季节不该有这样的天气的。我知道，我认定，这是老爸的眼泪！一定是他想我们了，一定是他怨我们好久没有看他了……当我们带着泪痕默默走出烈士陵园，天边开始放亮，雨也慢慢停了。遗像上的爸爸笑眯眯地望着我，依然是那样的和蔼慈祥。

　　(首稿写于197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