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雨下了一夜，仍无丝毫倦意。天空灰蒙蒙的，似乎在迎合人们对暖床的眷恋。周末本应是懒散的，但这是我在丹麦的最后一天，我不能把时光荒废在温暖但狭小的室内，而应冒雨去市区观光。我已经预约了三位同伴。除了哥哈大学的向文，还有两个中国女生。一个是来自法大的博士生小潘，一个是来自人大法学院的本科生小曾。前者在哥哈学习一年，后者则专程来开此会。

哥本哈根曾被联合国评选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也是全世界生活最幸福的城市之一。市区位于海滨，街道纵横交错，大多美观整洁。新式建筑与古老建筑相互映衬，形成了古香古色的现代都市风貌，而且在古堡、教堂、港口、雕像周围弥漫着童话的气息。

我收拾好行李，走出房间，来到酒店大堂，把房卡交给前台——我此行的费用都是由哥哈大学负担的。然后，我把行李箱存放到地下室的自助储物柜中，以便轻装出行。

我们四人走出位于市区中心的酒店，在细雨中穿街过巷，首先参观了女王居住的阿玛莲堡宫，还见证了皇家警卫的换岗仪式，然后沿海边向东北走去，到海滨公园近距离欣赏了身材娇小的美人鱼铜像。我们登上长堤，远眺海湾及停泊的舰船，然后回身向西南走去，穿过国王新广场，来到新港的运河桥上。这里显得很拥挤：水边有拥挤的帆船，岸上有拥挤的楼房，街上有拥挤的人群，桥栏杆上还有拥挤的寄托游客心愿的金属锁。中午，我们到一家中餐厅补充热量，因为下午还要探访神秘的“自由城”。

 午饭后，我们从国王新广场继续向西南走到克里斯蒂安堡。这里曾经是克里斯蒂安六世国王的寝宫，现在是丹麦议会大厦。然后，我们向东南跨过海湾桥，来到阿迈厄岛西北部的“城乡结合部”，找到了藏身于一片普通住宅区后面的“自由城”。

这个城中城的入口是由三根粗木搭成的大门，立柱上雕刻有原始图腾，横板上刻有“克利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这是地名，也是自由城的“国名”。大门东侧是一座老旧的楼房，墙壁上杂乱地画有各色文字和裸体人像。大门横板的背面刻有“你现在将进入欧盟”（You are now entering the EU）。言外之意，大门里面则不属于欧盟的地界。

       我的第一感觉是这里有点像北京的“798艺术区”。那是在废弃的电子工厂区基础上逐步建设起来的颇为新潮的都市文化区。艺术家和创业者把那些闲置的厂房改造成现代的画廊、展区、艺术中心、创作或设计工作室，以及颇有异国情调的餐饮酒吧。独树一帜的798艺术区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甚至成为北京的一处新地标。

       这座“自由城”内的多数建筑都很老旧，而且不太整洁，有高有矮，有大有小。各色墙面上布满艺术水平参差不齐的涂鸦，还有禁止拍照的标志。石块铺成的街道也不太平整，还有些泥泞的路段，两旁的角落还堆放着杂物和垃圾。与哥哈市区相比，这里的环境堪称“脏乱差”。进大门后不远，我们就在路旁看到一些摊贩，而且在潮湿的空气中嗅到一种特别的味道。向导说，这就是大麻的味道。兜售大麻的摊贩大都各自为战，有推小车的，有摆地摊的，也有挎包走动的。我们的身体和目光都与摊贩保持一定距离，因为那些人的神态很有些怪异。这就是自由城中特许销售大麻的“绿灯街”。一些地方还写有“大麻不是犯罪”、“我们不是罪犯”的文字。

       我们很快地走过这条街，进入比较整洁也更有艺术氛围的街区。我们来到一个小广场，这里有餐馆、店铺，还有露天的舞台和桌位，大概在天气晴好时会有文艺演出或音乐会。我们穿过广场，登上一个小土坡，看到一片相当开阔的湖水，我们那紧张的神经立刻松弛下来。然而，我们不想在此久留，就转回身向大门口走去。小潘一直想知道大麻的售价，但是不敢去问。当我们就要离开绿灯街时，她终于鼓足勇气走到一个摊主面前，然后很快走回来，小声对我们说，一小卷（像一根香烟大小）大麻要55克朗（约合人民币60元）！

       一谈到丹麦的“自由城”，人们首先想到的关键词就“不法”与“大麻”。确实，这里的人不遵守丹麦的法律，可以公开买卖大麻，而且这里会成为一些不法之徒的藏身之所。然而，这既不是“自由城”创建者的初衷，也不是“自由城”的主流。其实，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不会吸食大麻，而且对“硬毒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对抢劫、盗窃等犯罪也坚决说不。外来的游客往往只看到它的表象，并不了解它的历史和本质。

这里原本是丹麦国防部的军事用地。20世纪60年代末，国防部把这片没有军事价值的土地及其建筑交给哥哈市政府。大概由于地理位置不佳而且建筑老旧，当地政府缺乏投资改建或开发的积极性。于是，一些追求自由或崇尚无政府主义的年轻人就占据闲置房屋，成为这里的居民。1971年底，大约二百名“开拓者”召开全体居民大会，通过“宪法”，决定成立自治的“克利斯蒂安尼亚自由城”，国家大事由每周一次的全体国民大会协商决定，不搞投票选举，不要政党领袖，并且设计了国旗（“三黄点红旗），还创作了国歌（你们无法杀死我们“You cannot kill us”）。“自由城”的建立自然受到政府的反制。哥哈市政府宣布这些人强占房屋的行为违法，立即断水断电。那年的冬天，“自由城”居民的生活非常艰难，特别是那些有孩子的家庭。不过，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选择，坚强地熬过了严冬。1972年春天，当地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恢复了“自由城”的水电供应。当时，丹麦的执政党是偏左翼的社会民主党。该党领袖把“自由城”看作一种“社会实验”，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于是，“自由城”与政府达成协议，加强自治管理，例如，要对常住居民进行登记，要向当地政府支付水电费，要自行解决消防和垃圾处理问题，还要在打击犯罪方面与当地政府合作。不过，政府也默认了“自由城”对大麻的开放和对机动车的禁行。

几十年来，丹麦的历届政府都沿袭了这一政策，使“自由城”得以绵延生息，并且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由民”。目前，这个面积不足二十公顷的“自由城”有常住人口约八百人，包括约二百名儿童。这里的居民以嬉皮士、艺术家、运动人、音乐人、撰稿人等自由职业者为主，也包括一些在哥哈市有正式职业的人，如大学教师。据说，在这里买卖大麻的人基本上都不是“自由城”的居民。不过，这些人运输大麻的途径和藏匿大麻的地点，都属于“商业秘密”。由于名扬海外，“自由城”的游客很多，特别是在夏天举办“狂欢节”时，城中的游客能多达数万。现在是冬季，又是阴雨天气，游客不多，显得冷冷清清。

离开“自由城”之后，我们走回酒店。我取出行李，准备自己乘坐地铁去机场，因为我有充足的候机时间。小向和小麻把我送到国王新广场地铁站，但发现去机场的地铁线暂停运营，而且原因不明。于是，他们陪我坐另一条地铁去哥哈大学，然后开车把我送到机场。顺便说，1998年我到法国的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访学时，原定的航线是北京-哥本哈根-巴黎-马赛，但是我到首都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被告知，因为哥哈机场的工人罢工，我只好经斯德哥尔摩转飞巴黎。丹麦王国确有许多优长，但也有缺点与不足。

大概受地球自转的影响，回国的航班比去程要快一个多小时。不过，那八个半小时的航行对我来说也很难熬，因为我一直处于无眠状态。除了吃饭、喝酒、看电影外，我大多在闭目养神，而大脑中则不断出现“自由城”的画面。我的思想经自由发散后汇聚成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到底想要什么？众所周知，人的基本需要就是食与色。但是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还会有其他需求，如荣誉、地位、自由、幸福等，而且食色需求也会有更高的层级。“自由城”的居民为什么要放弃“城外”那更加安稳舒适的生活？据说，他们的口号是反对一切不平等，追求不受管制的自由。因此，他们不要法律，不要政府，当然也就不用向政府纳税了。顺便说，丹麦的税率很高。一般人的所得税在40%左右，高者可达60%。这也正是丹麦高福利社会的经济支柱。其实，“自由城”也需要公共资金。居民要将其营业性收入的5%上交集体，由居民代表统一管理使用。但是这种“税收”主要靠居民自愿，缺少强制措施。于是，我想到孔子的一句名言——苛政猛于虎。

第二个问题：民主究竟是什么？在当今世界，“民主”已然成为一个极具魅力也极为时髦的语词，真爱民主之人与叶公好龙之辈都会高呼“民主”的口号。大概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实行以普选为基础的两党或多党轮替执政，所以人们就习惯于把多党制和普选作为民主的标准。然而，“民主”一词的基本含义是人民主权和民众集体做主，而这大概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群体决策方式。在原始社会中，家族有自然的决策者——家长，但是当若干家庭组合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共生群体（如部落）时，民主协商就成为大家决定公共事务的基本方式。丹麦“自由城”的居民就是要回归原始的协商民主，而且不要投票，不要少数服从多数，强调共识，尊重少数人的否决权。当然，这种民主决策的效率是很低的。据说，他们在2011年决定从政府手中买下“自由城”时，就召开了六次漫长的全体居民大会才达成共识。

第三个问题：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改革？诚然，丹麦政府对“自由城”的容忍中包含了几许无奈，但是将其视为“社会实验”的态度也体现了政治家的开明与包容。从政府的清廉度和民众的幸福感来说，丹麦的社会制度是比较好的，但是丹麦人并不认为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因此也需要不断改良。常言道，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的。然而，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的制度就是最好的，不要再谈别人的优点，不要再谈改革。这种故步自封的态度肯定会影响国家的进步。过去四十年，我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主要原因就是坚持了“改革开放”。认识自己的不足，学习他国的经验，才有今日的辉煌。因此，我们只有继续改革开放，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包括遗传给子孙后代的社会制度。当前，我们特别需要加强人民对权力的监督，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并循序渐进地改良民主选举制度。我们要有制度自信，但不是要相信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而是要相信自己的制度能更好！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首都机场。哇，北京的天空好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