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真情无常在，姐弟之情重于山。”这句词用来形容我母亲和舅舅之间的情感再恰当不过了。

       舅舅比母亲小7岁，在他们这一辈排行老七，晏家女眷们不参加大排行。晏老七的到来，着实让晏老太爷高兴了一阵子。据说晏老太爷看过刚刚出生的舅舅，认为这个孩子聪明伶俐是晏家将来有出息的孩子。为此，老太爷大摆筵宴，对外婆的种种看不惯也稍有收敛，他认为外婆对晏家还是有贡献的（生了舅舅）。外婆、外公自然也是十分高兴，舅舅自小就受到了全家人的宠爱。

       母亲也十分喜欢她的这个弟弟，尽管他们岁数差了7岁。舅舅记事时，母亲就到外面念书了。但是一旦有空，母亲回到家中，她就要给舅舅讲许多外面的事情。鼓励舅舅好好读书，将来到外面做事。舅舅也非常钦佩这性格倔强、天不怕地不怕、敢说敢当的姐姐，他也会时常耍点小聪明把孝敬老太爷的吃食放进母亲的书包里。

　　母亲到延安参加革命以后，晏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晏老太爷久病不起，最终撒手人寰。

　　老太爷的离去对晏家是灾难性的打击，正像《红楼梦》中曹雪芹描述的那样，晏氏家族也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封建社会消亡了，社会进步了，由于老太爷的去世，偌大的一个晏氏家族也随着顷刻土崩瓦解，内讧、分家已经成了必然趋势。真应了曹雪芹那句话“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失去了老太爷这个靠山，外公的日子不好过了。外公有文化，但是自视清高，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愿意做，很受晏氏家族的排挤。于是一怒之下离开了老家，到河南一个小县城另谋生路去了。

　　母亲在延安陕北公学毕业以后，到了抗大医院工作，在此期间她曾经收到一封家书，家书寥寥数言只说了她的父母已经离开老家，在河南一个小县城落脚，希望母亲有时间回家看看。

　　这封家书勾起了母亲对家人的思念，特别是她的弟弟，现在已经快要长大成人了，她要把他带到延安去，和她一样接受革命教育。决心一下，母亲就开始寻找机会。机会很快就来了，一次抗大医院巡回到离她家乡不远的地方，母亲向领导说明了情况并获准了一天假。

　　见到母亲回来，外婆异常高兴，没有想到书信发出以后这么快就回来了。其实外婆让母亲回来还另有用意，就是让母亲相亲。外婆要母亲和县城的一个国民党驻军的军官完婚，以后全家团圆一起过日子，不让母亲再东奔西走了。见面没有多长时间，话不投机外婆和母亲就大吵起来。

       外婆很后悔写信让母亲回来，她早就知道这个“拧种”不会遂她的愿的，这可倒好还搭上了自己的儿子。尤其让外婆不能容忍的是母亲要带舅舅去延安那个穷地方（外婆和外公一路北行到现在的住地，她知道我们国家越往北越穷），还竟然参加革命当兵，那个年月，人们躲避战乱还又恐不及，你还要带着你亲弟弟上前线，简直魔鬼附体了。

       外婆越想越气，一怒之下动用家法（和晏老太爷没有学好的）把母亲锁在屋子里。

　　傍晚舅舅回家，打开了门锁见到了他姐姐。姐弟俩彻夜畅谈，因为母亲天亮就要离开了。

　　母亲告诉舅舅这几年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她在陕北公学学到的东西，谈到了中国革命、民主以及新中国的未来。这些话深深的打动了求知若渴的舅舅，他们约定延安见。

       最后母亲给他留下到延安要找到的朋友的联系地址，趁着夜色她离开了这家，尽管她不能和外婆、外公告别有些遗憾和伤感，但是她的目的达到了，她要把弟弟带进革命队伍。

　　没过多久，舅舅来到了延安，先在抗大青训班学习参谋业务，然后分到了作战部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参加大小战役二十多个。这其中在参加中原突围战、两淮保卫战、涟水保卫战，鲁南、莱芜、孟良固、焦东突击战；临汾攻坚战、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作为二十多个战役中负责作战参谋工作的舅舅来说，既要出生人死，又要出谋划策，他的勇敢，他的果断，他的战术得到部队首长的高度评价，同时他也得到嘉奖和晋升。

　　舅舅初到延安学习时和母亲还有些联系，后来到了作战部队基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这对从小就娇生惯养的晏七少爷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这一点母亲是清楚的。因此，一有机会母亲总是尽可能的从生活上、思想上帮助他，鼓励他克服困难，改造思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外公去世，外婆发来措辞严厉的家信，让舅舅即刻回家办理丧事，想到了外公昔日对他的娇惯，想到了外婆一个孤寡女人办丧事的难度，舅舅恨不得肋生双翅回到家中，可是他想到了姐姐经常对他说的警句，“离开革命队伍就是逃兵，我们就恩断义绝”。舅舅强忍悲痛，没有回家。

       姐弟俩再一次见面是在太行山区的一个小村子里，我母亲所在的部队医院在转移途中露宿一个小村庄，母亲在一个小农户家里遇见了病得奄奄一息的舅舅。舅舅面色苍白还发着高烧，据说是“打摆子”也就是疟疾。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八路军的伤病员凡是不能和大部队一起行动的，大部分都留在了老百姓家里，待痊愈后再去追赶大部队。当时留在老百姓家里的伤病员都面临着缺医少药的问题，不少伤病员因伤势恶化而永久地离开了人世。

       母亲向领导告假留下来照顾舅舅，但是这一请求被拒绝了。看着生命垂危的舅舅，母亲毅然决然地拿了一些药留下来照顾舅舅。一个星期后，待舅舅痊愈了，他们各自追赶自己的部队。

       尽管我父亲也是当时的领导之一，但母亲归队后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人批评母亲“革命意志不坚定，有意脱离革命队伍”。更为难受的是这种“脱党”行为的质询将伴随历次政治运动，这是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

　　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此时舅舅已经到川北军区作战。时任军区首长的胡耀邦亲自提名，让舅舅到南京军事学院深造。他在南京军事学院如饥似渴的学习政治、军事、科技、管理、马列主义理论、世界革命史、中国历史等课程。

       当时，南京军事院有一个激励学员学习的规定，那就是谁在国家抽考的课程中拿到5分，就把谁的大名永远嵌刻在军事院校大门外花岗岩石碑上。毕业考试，舅舅在国家抽考的两门课程上拿了两个满分。更让人激动的是，毕业论文答辩的主考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刘伯承。朱总司令向舅舅提的问题是“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怎么办？”舅舅凭着纵横战场的丰富经验和军校刻苦学来的知识，圆满地、创造性地回答了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元帅满意地笑了，在场的教官和学员报以热烈的掌声。此后，“晏明鳌”三个大字也就深深地嵌刻到了南京军事院校门外的花岗岩石碑上了。

　　毕业以后，舅舅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被留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官了。此时母亲已经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了，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舅舅把我和外婆都接到南京。五十年代末期，舅舅又从南京军事学院调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从此他们姐弟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受了空前的自然灾害，天灾人祸集为一体，使饱受沧桑的中国人民刚刚过上几天幸福生活又笼罩在饥饿的阴影中。那时候任何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的，这些票证包括粮票、布票、肉票、油票、副食本以及买日用品的工业卷，买东西光有钱是绝对不行的。粮食供应紧张也使瓜、菜类食品开始限量供应，总而言之，一切能进嘴的东西都变得珍贵起来。

　　此时我和外婆和父母、姐姐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日子尽管比一般人家好一些，可是到了月底还是捉襟见肘。每到这时舅舅总会来我家以解燃眉之急，送上几斤粮票。起初母亲不愿意接受舅舅的馈赠，因为在困难时期饿肚子是正常现象。这时舅舅总是笑着说，我们当兵的，到哪也饿不着，这粮票到月底不用可就作废了。其实母亲也知道，这事不会像舅舅说的那么轻松，这点粮票也是他平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那时，我特别喜欢舅舅的到来，因为那个时候肉是限量供应的，平时我们只能买2毛钱的肉吃（买2毛钱肉不要肉票，但是需要排很长的队）。2毛钱肉放进菜里几乎就无踪无影了，只有舅舅来了我们就可以用肉票买大块肉吃了。我们有时也到饭馆吃，那时候饭馆很少，我们附近只有晋阳饭庄和丰泽园，我需要很早就要去排队占座。尽管这样，我还是很高兴，一方面可以吃到好饭菜，另一方面也可以到外边遛一遛（平时礼拜天不让我出去，美其名曰是在家复习功课，实则是怕我玩，吃得多）。

　　后来，文革开始了，他们姐弟来往明显减少了。特别是母亲即将陷入囹圄之际，她禁止舅舅再来我们家。造反派认为母亲犯的是“株连之过”，让母亲提供舅舅的情况，母亲告诉他们，解放前就不来往了，那神情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上级的姓名、地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就是不告诉你……”。自然这种轻蔑、高傲的回答阻挡不了造反派的调查，招来的倒是对母亲残酷的迫害，造反派通过去高等军事学院调查，最终没有发现他们可以利用的材料，从此以后也不再提起。

　　此后，姐弟俩再见面已经是文革结束后数年的事情了。在这期间，舅舅调到兰州军区21军任职，他们之间只能靠书信交流了。八十年代后期，舅舅返回北京定居，他们又能经常在一起了，不过他们都步入老年并且离休了。离休以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想法就是回老家看看。文革以后，国家开始了四个现代化建设，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他们知道，他们的老家属于偏远山区，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下，现在他们都离休了，他们想尽一点绵薄之力帮助老家人民早一点脱贫。考虑到舅舅离休以后身体一直不好，母亲决定自己先行一步打前站，然后他们再一起同行。

　　回来母亲说这一段经历时，她回去曾2次落泪，第一次落泪是没有想到家乡的各级政府对她回乡是那么热情，第二次落泪是没有想到看到家乡人民生活还是那么贫穷。

       是呀，离家那么多年了，革命成功了，社会已经改朝换代，新中国建立了，可是家乡依然贫穷。

       她信步来到了当年的晏家大院，此地已经荒芜了，真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惟一留下来的公共建筑就是晏家祠堂，这里曾经是她被老太爷处罚过的地方，如今也是断壁残垣了。

       当年晏家的小字辈都成为耄耋老人，所剩不多。最后，母亲先认领了几个家乡的高中生、大学生的学费就回京了，准备和舅舅商议一下，再想办法帮助家乡脱贫。不想这竟然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乡了。

       母亲那次回京之后，就发现脑部出现疾病不得不住院治疗。母亲去世以后，舅舅曾经悔恨的对我说：“当年要是坚持一下就好了，我就能和姐姐一起回去了，看看家乡的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想念他们呀。现在姐姐走了，我身体更不好了，家乡回不去了。”

       是呀，半辈子的姐弟、战友，情深似海，本想结伴同行荣归故里，不想终成泡影，深感遗憾，让人唏嘘不已。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在革命部队共同成长的经历，这份情深似海的姐弟情谊才如此生动，令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