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是新中国的孕育地。1948年上半年，在石家庄这块热土上，以九月会议为标志，筹建新中国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日程，正式拉开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新中国多项事业萌芽起步。这是定位石家庄为新中国奠基之城、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基本依据。

               一、谋划建立新中国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在指挥战略决战的同时，开始了新中国的筹建，完成了对新中国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设计，勾画出了新中国政体的蓝图，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是带着新中国的蓝图从石家庄西柏坡进入北京的。

                  具有历史意义的“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一个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426页。）

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及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收到以上各电后，毛泽东于8月1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487页。）

随后，周恩来拟定了名单，决定邀请李济深等77位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从1948年8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致函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人民政协这一合作形式得到了党内外人士的承认，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形式而确定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逐步完善和发展。（参见《西柏坡与新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九月政治局会议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这是一次为迎接战略决战和筹备建立新中国，确立军事上、政治上方针政策的重要会议。会议一开始，先由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的报告，包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党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财政经济的统一、发扬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学习管理工业和学做生意的任务、加强纪律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形态等诸多内容。

会议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研究决定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军事上，继续发展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解放军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华东作战，并准备打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进一步进行正规化建设，以适应大规模正规战争的需要。

在政治上，为建立新中国做准备。对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他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在经济上，为了克服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解放区经济和财政上的困难，保证支持战争的需要，一方面要力争从国民党方面获得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另一方面必须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并逐渐将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事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统一起来，以有利于更好地支援前线。

在组织上，要加速干部队伍的建设。为夺取全国政权，必须迅速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各项工作的干部。   

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通知强调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和“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九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1342——1349页。）

      二、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 中央人民政府前身

在制定纲领、政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在实践中，正式拉开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

     “九月会议”后，中共中央部署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有条不紊地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的战略决战，同时，根据“九月会议”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精神，积极筹划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新型的人民政权——华北人民政府。这是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和过渡，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的成立，建立了基本的政权体制和管理体制，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1948年6月26日，以筹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为议题的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参议会参议员联席会议在石家庄举行。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五省二市人民中民主选举代表的基础上，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统一的华北民主联合政府。

 7月11日，两边区政府联合发布《关于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暨代表选举办法的决定》，规定大会的任务是，“讨论并决定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制定华北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组织，选举华北政府委员及政府主席、副主席，决定华北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方针，制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及选举法等问题”，并确定了代表名额、界别和选举办法。之后，各地按照代表由区域代表、职业或团体代表、聘请代表构成和产生办法的规定，认真选举代表，共选出工人、农民、革命军人、妇女、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新式农民、社会贤达、开明绅士及民主同盟盟员、少数民族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团体代表共598名。

1948年8月7日至19日，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人民礼堂（人民影院）隆重召开。大会表决、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法大纲》、《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及《农业税暂行税则》等法案与提案，在代表们慎重讨论推举候选人的基础上，无记名投票选举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建立的参议会、参政会等民意机关的发展，但在体制上已发生质的变化，它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先河。

一是代表大会从筹备到召开，始终贯彻了民主原则。

首先是代表选举的民主性。大会的代表由三部分组成：区域代表、职业或团体代表、聘请代表。具体的产生办法为：区域代表由县、市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未成立人民代表会议的，由县、市政府召集县、市党委会及县、市各人民团体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举；职业或团体代表分行署区、两边区选举：行署区一级由行署或相当的市政府具体拟定，边区级由边区级人民团体拟定，分别呈报两边区政府批准；聘请代表，由两边区政府在社会贤达、开明绅士及工商学界聘请。

其次是代表的广泛性。出席大会的代表包括工人、农民、军队、妇女、工商业资本家、自由职业者、社会贤达、开明绅士、中国民主同盟、回族及国统区北平、天津等地的教授、学生、工人代表，具有极为广泛的代表性。

再次是选举程序的民主性。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华北人民政府委员都是经过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这开创了人民民主制度的新局面。

二是代表大会开创了一系列新型体制。

如：召开预备会和选举主席团制；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制度；设立代表提案制度，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政府、军事工作报告和各项法律草案的说明制度；政府委员选举制度等等。这些新型体制，奠定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各项具体制度的基础。

三是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初步形成了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

重视党外民主人士的作用，广泛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在代表构成上，大会实到代表542人中，非中共人士有166人，占近三分之一。大会主席团成员33人中，非中共人士有14人。并且，在大会上，民主人士踊跃发言，大会广泛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二）华北人民政府成立

1948年9月20日至24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召开，选出了华北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任命了政府各部、委、院领导人。会议还制定了《区人民政府暂行组织条例》、《村人民政府暂行组织通则》，规定了区、村人民政府的人员组成和职权范围。同时会议讨论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原则通过并交政府修改公布的《新农业税则》和《工商业所得税条例草案》等经济法规。

会议仔细地研究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交付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处理的163件提案，决定交各主管部门按临时人民代表会议提出的“执行”、“斟酌办理”、“参考”三种意见分别研究，呈由主席核准处理。对原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政府提请审议的21种条例草案，政府委员会分别组织6个审查委员会进行反复审查修改，再经过政府委员会通过，并一一作出决议。

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召开就职大会。9月27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发布公告，宣告华北人民政府成立。

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各地区军民欢欣鼓舞，纷纷发来贺电。中国各民主党派也纷纷电贺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北平解放以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2月22日搬离石家庄，迁往北平办公。在石家庄市办公9个多月。 

         （三）新中国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正式揭开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而由其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为准备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是由革命根据地政权向新中国政权的过渡形式。它既承担着为解放战争的最后战略决战提供后勤支持的任务，又肩负着领导经济建设、为新中国积累物质基础的职责。中共中央交给华北人民政府的任务是：把华北解放区建设好，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任务，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工作中始终掌握三项原则：工作重心转到城市，但不忽视农村；开始着手和平建设，但不放松对战争的关注和支援；积极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准备工作。

华北人民政府自成立以后，领导华北解放区积极支持全国解放战争，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建设，制定出一系列方针政策、管理体制。一方面，为新中国建立初期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开展各项建设事业做了必要的政策准备；另一方面，它所创立的各项管理体制，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科技、教育体制的蓝本，有些成为新中国的基本经济、教育体制，对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一，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期间，领导华北人民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平津、徐州、晋中和察绥四个战役的支前任务；并组织领导全区人民恢复、发展生产，积极地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建立正常司法制度，稳定社会秩序。实行鼓励农民增产的《新农业税则》，兴修水利，增加水田，使1948年秋季的收成超过往年，保证了一年来军需民食及城市供应。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使工商业得到逐步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调整了各级政府工作，使其逐步走向正规；抓紧训练干部，并从组织动员与思想教育上准备了新解放大城市的接管工作，为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制定经济政策、创立管理体制。

工业政策方面。华北人民政府制定了发展工业的总方针，即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机器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制定了明确的公私企业政策；制定了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铁路、公路和大车路等交通运输事业的政策，以适应大规模战争和经济建设需要。为促进军工生产工作，提出了“大力发展兵工生产，贯彻企业化方针，向近代国防工业的目标前进”的军工生产总方针。

税收体制方面。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召开的华北财政会议明确要求，制定税率一定要以刺激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为原则。10月，成立华北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建立华北各级税务机关的规定》和《华北区各级税务机关组织规程草案》。12月，华北税务总局召开华北首届税务工作会议，确定了各级税务机关的编制，研究了各项税收条例、制度等，初步实现了税务工作的正规化，为新中国的税收体制提供了范例。

财政体制方面。1948年10月，颁发了《关于统一华北财政工作的决定》，确定了加强华北财政集中统一的财务行政方针，建立了严格的审计会计规程、粮库制度和战勤供给制度。1948年11月发布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命令》，实现了货币统一。同时，又进一步调剂了各地区的财政，促进了财政、金融方面的统一，并创立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各项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新中国各项财政体制的基础，尤其是制定的三级财政体制，成为新中国的基本财政体制。

商业贸易政策方面。制定了国营商业中心任务是促进和扶植生产，对内贸易采取自由贸易、对外贸易加强出入口管理，做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等商业贸易政策。在内部贸易上，1949年7月，颁布了《关于市场管理与物资交流的五项规定》；在对外贸易上，1949年3月，在天津成立了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颁布了《华北区外汇兑换暂行办法》和《华北区对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商业贸易工作走上正规化，大大促进了各解放区的商业贸易。

合作社制度方面。建立健全了合作社工作的各项制度和组织机构，使各根据地长期形成的合作社组织进一步正规化，1949年3月，设立了华北供销合作委员会，同时成立华北供销合作社。7月，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合作银行，其任务是扶植合作事业，发展农业和手工业。

科技教育制度方面。1949年1月颁布了《华北解放区奖励科学发明及技术改进暂行条例》，使科技奖励工作走上正规化。整顿各级学校教育，搞好中小学教育改革，建立教育制度，统一课程标准，编制教材。发展社会教育，普遍开办冬学和民兵夜校，开办短期培训班，训练干部，培训失业的知识分子，培养新政权建设急需的各级各类人才。

华北人民政府制定的农业、工业、商业贸易、合作社、财政、税收、科学教育等各项政策和确立的管理体制，具有向新中国政府管理体制的过渡性，成为新中国初期经济、科技、教育体制的蓝本，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

第三，发挥民主党派作用，奠定多党合作基础。

在组建华北人民政府时，十分重视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在华北人民政府中，广泛吸纳非中共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真正地做到有职有权。在27名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有8名，占了近三分之一，并担任了副主席及各部、院、会首长等重要职务。华北人民政府在成立过程中，形成的党外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制度，为新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四，对政权建设做了有益的探索。

华北人民政府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探索和确立了政权机构基本模式和组织原则。1948年8月15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设立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本届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后举行的华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政府主席、副主席，由政府委员会互选产生；政府须根据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及华北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施政方针及决议案制定实施条例及规程，以综理华北政务；各部、委负责人由主席提交政府委员会任命；设立华北人民监察院，为行政监察机关；设立华北人民法院，为华北区司法终审机关；设政务会议，执行政府委员会决议，解决各部门有关问题。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华北区村县人民政权组织条例》，规定：村、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由村、县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村、县人民代表会议对上级政府及村、县人民负责；村、县政府委员会由村、县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对上级政府及村、县人民代表会议负责；人民对村、县政权有随时质问与建议之权，对违法的政府人员，有随时控告与举发之权。此外，为加强各级政府的领导，华北人民政府还建立健全了会议、巡视和报告制度。华北人民政府确立的各级政权模式和组织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政府的基本组织构架，对新中国的政权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华北人民政府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政权建设的雏形和萌芽。它的组建和运转过程，为中央人民政府创建了组织基础，为新中国的各级政权机构确立了基本模式和组织原则，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华北人民政府积极参与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在北平召开临时委员会议，主要商讨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机构并入中央人民政府和变更行政区划的问题。华北人民政府所属各部委也相继开会研究向中央人民政府移交工作问题，并为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税收、财政体制等方面做准备，提出建议，拟制方案。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即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组建。到1949年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结束时，中央人民政府的内务部、财政部、交通部、农业部等部门在华北人民政府各部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来。（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中央档案馆等编，海天出版社；《西柏坡与新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