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性课题带来的历史新使命

1947年下半年，一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折时期，中国两大政治势力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已然到了即将见分晓的时候。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号角的吹响，直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在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新中国呼之欲出。

形势的发展，带来了历史的大转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就要发生根本变化，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根本任务由夺取政权转向民主建政和国家建设。这就把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怎样建立政权，这个政权实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予以破解。与之相适应，工作重心就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因为只有掌握了城市，才能完全掌握全国政权，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

石家庄的解放，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夺取城市、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历史进程。这就迫切需要有系统、完整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有一个城市工作的样本供借鉴，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经济体制建立、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提供经验。

破解这个历史性的课题，是个系统的工程，理论上的研究探索、实践经验的提供，都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时不待人。  

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涉及到从思想、政策、工作方针，甚至包括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一系列的转变，而尤为重要和迫切的是确立正确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

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同时，也把城市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把注意力转向思考和研究城市工作，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

从1947年末石家庄解放后，中共中央就开始关注新解放城市接管工作中的具体方针，注意城市工作经验的总结。中央工委在1948年2月19日《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中做了总结。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央工委报告后，便在2月25日，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388页。）

而毛泽东本人则在中共中央12月会议后，把主要精力放到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政策的研究上，毛泽东研究、探索了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后，城市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探索和研究了建立新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关于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纲领和具体方针、关于政策的重要性和反对“左”的倾向问题、关于在城市工作中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问题等。仅在1848年上半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有关政策和策略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的讲演就有将近百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5篇。（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
    形势的发展，更需要有一个样本，一个为全党城市工作提供样本的城市，一个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经济体制建立、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提供范例的城市。
    “石家庄这样重要城市的解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8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石家庄，作为历史转折关头第一个解放的城市，被推上了新的历史舞台，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

二、毛泽东“钦点”石家庄——新的领导中心

石家庄的第一个角色，先是华北解放区、继而成为全国的领导中心，这个中心地位是毛泽东“钦点”的。

1947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奠定了华北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统一的基础，为两大解放区合并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两大解放区合并的战略部署，中央工委抓住时机，紧锣密鼓地组织实施了两大解放区合并。

华北解放区的疆域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平原五省，北平、天津二市，辖区有279个县，12个市。幅员广大，物产丰富，有16500万亩可耕土地，有100万以上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员与几十万英勇善战的华北人民解放军，它的基本地区是经过八年抗战又经过二年解放战争考验的老根据地。

华北解放区之所以分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两区的分界线，先是被日伪，后是被国民党封锁分割而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划分上，不得不打破地理、历史及经济诸条件，而依照敌人的封锁线，划分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并各自为政。现在，石家庄已解放，正太、石德铁路线守敌已完全被消灭，两区割裂开来的客观原因已不存在。为此，1948年2月16日，在西柏坡中央工委的刘少奇向中央提议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

那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在转战陕北。毛泽东收到刘少奇的报告，随即于1948年2月20日致电刘少奇，同意两区合并的建议，并提议中央工委3月初召集会议讨论两区合并的相关事宜。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党内通报中，明确提出：“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个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浦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毛泽东选集》129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中央工委遵照毛泽东的提议，于1948年3月2日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具体讨论了两大解放区合并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召开的“城南庄会议”上做出决定：改变华北和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建制，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于1948年5月9日向全党发出了通知。

至此，石家庄作为华北解放区的领导中心地位逐步确立。

一些重要的机构陆续在石家庄落脚。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各部门先后搬入石家庄；其他机构还有：代行新华书店总店职责的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华北邮电总局、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经济建设部等。

一些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如：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华北政府全体会议、华北局扩大会议、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两边区文艺工作会议、两边区职工总会及各地区和华北公营企业工会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华北财经会议等。

一些学校、医院、企业也落户石家庄，先后有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外事学校、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华北军区制药厂等。

培养、锻炼了大批的管理干部和建设人才，成为培养新中国治国人才的学校和干部储备库。

随着两大解放区合并，石家庄成为华北解放区的领导中心，城市接管、管理和建设工作逐步走向正规，社会环境日益巩固、安定，为中共中央在华北建立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创造了前提条件，为中共中央立足华北，靠近交通线和大城市，指挥战略决战，孕育新中国，行了奠基礼。随着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石家庄进而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新中国的孕育地，成为共和国奠基之城。

三、转折时期的特殊角色

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起过重要作用的地区不在少数，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石家庄的独特作用，把之定位于“新中国奠基之城”？

纵观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有几个地区或节点，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起了不同的决定性历史作用。

第一个节点：1921年7月，上海、浙江嘉兴南湖，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开启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振兴图强历史的新局面。
    第二个节点：井冈山时期，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总战略。
    第三个节点：1935年1月，贵州遵义，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 在危亡的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
    第四个节点：1945年，延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在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的同时，也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确立了全党指导思想，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五个节点：1947年，石家庄，在20世纪40年代末，在中国两大政治集团决定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在石家庄这块热土上，毛泽东运筹帷幄，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变化——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序幕，为建立新中国奠基。

石家庄和上海、井冈山、遵义、延安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但是，石家庄的历史作用却有着不同于其他四个地域的独特内涵。石家庄的历史作用，和上海、井冈山、遵义、延安的历史作用，不仅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分，而且有着内涵上的质的区别。石家庄发挥的历史作用，是以“城市”的面貌出现，“城”是这一历史作用的载体，是通过城市工作来发挥作用，不仅仅是夺取城市的战争，更重要的是包括城市接管、改造、建设，建设又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权，包括群众工作，是整体作用。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变化所必然面临的需要尽快破解的课题，也是执政后要面对的课题。石家庄通过城市工作实践寻求了破解的途径，提供了样本。把石家庄的历史作用定位于共和国奠基之城，其含义正在于此，其根据也正在于此。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城市”的历史作用？

这是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只有从农村走入城市，建立城市政权，才能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当中国共产党最终立足城市，便完成了自身历史角色的转变：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城市人民政权建设的实践，正是这种角色转变、执政地位确立和巩固的历史过程。1947年底，正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期，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根本转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探索和完善的时期。石家庄，作为历史转折关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的第一个较大城市，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时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被推上了新的历史舞台，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正如刘少奇所说的，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石家庄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在石家庄摸索出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样本”。从1947年11月起始，到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石家庄从城市工作的基本问题入手，在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在工作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了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形势变化而及时提出的中国革命新目标，在石家庄得到了认真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实践依据，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城市工作样本，也为七届二中全会的决策奠定了基础。

四、实验田——样本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的直接领导下，从1947年11月起始，到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石家庄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实验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形势变化而及时提出的中国革命新目标，在石家庄得到了认真实践。石家庄从城市工作的基本问题入手，在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在工作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了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供了城市工作的样本，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实践依据，为七届二中全会的决策奠定了基础。

一段弯路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倾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况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这是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的一段话。毛泽东主席的报告，是在1949年3月5日，此时，据石家庄解放已经有一年多了。而毛泽东主席报告中指出的现象，恰恰是石家庄解放之初城市工作经历过的。

入城之后，与各行各业接收同时起步的是城市管理和建设。市委迅速派出工作组，各区成立了统一领导的工作委员会，分若干工作组。由于没有准确把握城市工作依靠谁，有的入城干部认为，党的阶级路线，在农村是依靠贫农，在城市自然是依靠城市贫民了。工作组进街的首要任务，就是普遍组织贫民会。从11月16日开始，各街普遍发展贫民会员。发展方式有两种：一是依靠旧的保甲长，通过他们了解街道社情，找来少数贫民谈话、开会，然后让这些人去串通、发展会员，编组，选举贫民代表，正式组成贫民会。这是当时主要的方式。二是干部深入到贫民中访穷问苦，有的区、街干部提出：“大粪坑边寻亲人”、“五道庙里找主人”。找到骨干，然后再由他们去联合其他穷人，实行登记后，即成为会员，划分小组，正式成立了贫民会。还有的以行业为单位，组成不同类型的小组，共同产生街代表，成立街贫民翻身会。

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组织得越快越好。有的区、街提出了“三天组织，五天斗争”的口号，限期完成组织贫民会的任务。于是普遍急于求成，争先恐后，加快会员登记进度，很快，市内一区、二区的贫民会就普遍建立起来了。不久，贫民纠察队也相继建立了。据统计，一区共组织22个街贫民会，737个组，会员7822人，纠察队21个，队员442人；二区共组织12个街贫民会，406个小组，会员5016人，纠察队12个，队员279人。

贫民会成了最高权力组织。有的区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贫民会，统一领导街政权、纠察队”、“一切组织形式都要服从于斗争开展”的口号。虽然也有街政权，设有街长，但街长只是贫民会的政权委员，街政权只挂着空牌子，只是为了对外支应军队。由于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发展会员只从生活穿戴等表面上去看是不是“穷人”，而忽略了从政治上、本质上去分别，导致了贫民会组织严重不纯，良莠混杂，一部分国民党军、政、警、特和汉奸、逃亡地主混入贫民会，有的甚至掌握了领导权。

尽管对组织不纯问题有所察觉，也曾做过纯洁组织的工作，如有的区街提出了“挤假贫民”，开小组会，互相比苦，决定真、假贫民，但因为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收效甚微。虽然也挤走了一些最坏的人，但贫民会组织不纯、领导班子不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出现了吃大户现象。贫民会只忙于开会、斗争，致使参加贫民会的人不能做生意。贫民中，75％的人为小商，有人不满地说：“我们组织起来干什么？尽开会，误不起工，该发粮食。”领导将此种意见认为是群众的普遍呼声，随即提出“借粮”口号。先由贫民会讨论对象，然后去“借”。有的富户害怕这种“吃大户”风刮到自己头上，便自动出来献粮、献财产。有的街由献粮发展到献布、献房。

把农村土改清算斗争的方法搬进了城市。一面组织贫民会，一面开会进行宣传、教育，酝酿诉苦斗争。11月20日后，便开始了清算斗争。先开小组会诉苦，找准靶子，便开会斗争，很快引发了混乱，随意斗人、捕人现象相继出现，并进而发展到清算工商户。当时，由于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觉悟没有提高，除了少数人真心为翻身复仇，目标对准敌特、恶霸外，多数人抱着“参加斗争分财物”的思想，认为“谁有钱就斗谁”，“穷人翻身，就得平分工商业”，“以后没穷没富了”。有的外籍贫民，听到农村土改平分土地，觉得城里做小买卖难混，便产生了“趁机斗工商户，分点东西，就回家去分地”的思想。有的干部认为工商户必然和敌伪勾结，“不和敌伪勾结，就不能在石门开业”，应当清算，换“东家”，主张店员向东家清算。

一时，工商户处于恐慌之中。不仅工商户恐慌，广大贫苦市民对这种做法也表示不满。有的市民说：“不能再让贫民会斗了。要是把买卖斗得都关了门，石家庄成了小乡村，穷人更难过。说是城市吧，没有商业，说是乡村吧，没有地种。” 

整风纠偏  把握城市工作的方向

好在这种偏差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仅仅一个多月，便自上而下有组织地进行纠偏。立即取消了贫民会、纠察队，把城市工作的方向转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社会各阶层，建设人民的石家庄上来；立即停止群众清算斗争；召开了工商业座谈会，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将查封的工商户启封，安定人心；发布布告，除人民政府及公安局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捕人、打人。

采取以上措施后，混乱状态立即得到纠正，市面逐渐安定，人心稳定，城市工作步入正确轨道。

纠偏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浅层次上。为了进一步从思想上纠偏，1948年4月初，石家庄进行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党内整风。整风解决的重点问题，主要是使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城市工作的特殊性，纠正在城市工作中存在的错误思想观念和方针政策。整风首先从领导干部开始，从上到下逐级认真检查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错误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整风的步骤和方法：一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组织党员学习中央有关整党的文件和城市经济政策，提高党员鉴别是非的能力和政策水平，为检查党内存在的问题做好思想准备；二是个人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联系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实际，认真检查关于城市工作方针和政策方面的错误。在个人认识检查的基础上，相互开展批评和帮助。三是组织处理。坚持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

整风进行了一个月，基本纠正了党员干部思想上和工作方针、政策上的偏向。

导致工作偏差，这里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客观上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接管城市。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政权建设经验，还没有比较长期的城市管理经历和完备的城市政权建设、城市管理经验。还因为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夺过这座城市，没得到管理城市任何有价值的经验。虽然也在入城前对入城干部进行了教育，但匆匆忙忙，只解决了眼前的一些紧迫问题，如入城纪律。而对于入城后，实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一些干部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农村工作时期，没有准确把握城市特点，机械地照搬了农村工作的经验和方法，导致走了弯路，出现了这样一些偏差。

问题到这里并没有止步。不少干部，不论是在当时整风纠偏中，还是在后来的岁月里，都认真反思：满腔热情，为什么却走了弯路？他们认真总结，从主观上挖掘深层次的原因。除了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外，以感性代替理性，感情代替政策，是更为深刻的思想根源。当时进城干部中的部分人，自然天成地形成了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穷人是依靠对象，革命就是斗富帮穷。见了衣衫褴褛者倍感亲近，对衣着整洁者侧目而视，衣着乃判定扎根对象的主要依据。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正如在1948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周年纪念干部晚会上，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刘秀峰分析的：我们的干部，长期处在农村环境，不少的干部是农民出身，大批的党员是农民，就是抗战以来入党的知识分子，在农村工作久了，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虽然说党是工人阶级的党，但在他们来说是抽象的。到了城市，在生活习惯上、作风上对工人不熟悉，看工人的习惯、作风和农民不一样，就有着某种程度的隔阂，有的个别干部，特别是区级干部，愿接近农民、小商，而不愿接近工人，区街政府也不愿接近他们，说工人“难斗”。这是没有真正认识自己党所代表的阶级，阶级观点不明确。

正因为从思想上，就出现的用感情代替政策问题深挖根源，通过学习、整风、到工厂参观等措施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最终走出了感情的误区。

党内整风，是共产党党的建设的重要方法。而石家庄这一次的整风，虽然是局部的，却带有全局性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城市政权后，第一次为解决在城市如何掌好权、用好权的新问题而进行的整风。解决的不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主要的是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样事关第一个城市政权成败的大问题，是从思想上、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上的纠偏。                                     

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的精髓

经过整风纠偏，扭转了城市工作方向，石家庄的城市管理、建设走上正轨，开创了新的局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石家庄在实践中创造的城市工作经验是多方面的，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各个层面，既有城市工作大政方针、政策、又有城市管理、建设的具体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用实践回答了城市工作依靠谁的问题。

城市工作依靠谁，在今天看来，这是常识，而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城市居民成分非常复杂，如果不从城市实际出发，仍然沿用农村的阶级路线，就必然出现偏差。石家庄入城之初的弯路，就是这样造成的。这是进城后，遇到的比干部的作风问题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对每一个进城干部、对于刚刚建立的城市政权更为严峻的考验。对此，石家庄从弯路中找到了方向，从纠偏中积累了经验，正如《人民日报》1949年4月17日短论《一年来石家庄工运告诉了我们什么？》中指出的：石家庄“明确规定以依靠无产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民主分子，建设人民石家庄作为全党和全市的工作方向”，“使石家庄工人的觉悟与积极性大大提高，党与工人紧紧结合起来了”，并总结了依靠工人阶级的三条基本经验。

2.解决了城市政权的性质问题。

与依靠谁相关联的，是城市政权的性质问题。在接管城市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城市政权？这是首先必须确立的城市工作方针。石家庄的政权建设实践表明，“一切权力归贫民会”只能把城市引向混乱。而单一的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也不利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恢复生产，建设新城市。对于新生的石家庄城市政权性质和组成形式，市长柯庆施在在1948年元旦各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中明确提出：“今天我们的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农民专政，而是由工农兵学商各界组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并明确提出，现在的政权是临时的，将来要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

3.抓住了城市工作的中心。

入城之初，工作千头万绪，先从哪里下手？石家庄从弯路中找到了方向，以生产建设为城市工作的中心，即，入城之后，不失时机地恢复生产，恢复城市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

1948年12月9日，市委书记毛铎就在市委会议上提出要把石家庄建设成为近代化工业中心城市，确定目前的三项任务之一是发展生产，恢复工厂生产和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

市长柯庆施在1948年元旦各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施政方针是建设的方针。“国民党对石家庄的方针是毁灭的方针”，而“我们的方针则是建设石家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民主政府所关心的是人民生活有无办法，工商业能不能发展”。提出了政府应是“不吃闲饭”的政府。

为此，石家庄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到1949年初，不仅使石家庄很快扭转了国民党统治下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而且使石家庄由消费城市转为生产城市，这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能在极短的时间得到群众拥护，打牢基础，站稳脚跟，起了关键作用。

4.确立了国民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

在实践中，比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和问题，很好地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把发展公营、私营和合作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建立了稳固的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很快医治了战争创伤，繁荣了市面，而且为长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5.加强自身建设。

石家庄城市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确立、实行正确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就必须很好地解决自身建设问题，包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问题。石家庄的实践经验，一是依靠党内整风、思想教育，纠正思想偏差，从城市的实际出发，克服照搬农村土改的工作方法，确立符合城市实际的工作方针和方式方法。二是解决如何取信于民、在城市各阶层群众中扎根问题，使人民政权很快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和支持；三是同贪污腐化和脱离群众的作风斗争，过好廉洁关。

多层次地总结推广

石家庄在解放之初的城市接管、城市管理、城市改造的工作实践中，在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为有效接管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城市，提供了样本。石家庄1947—1949年的历史贡献，其基本意义就在这里。对于这一点，从中共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都非常注重对石家庄经验的总结和应用，就可以把握。

中央工委从一开始就往石家庄派驻工作组和干部，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当石家庄城市接管和管理工作 告一段落后，鉴于今后要陆续收复城市，而“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又如何管理，这在党内一般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央工委对石家庄的城市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于1948年2月19日形成了《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正式文件，发给有关地区和领导同志，作为“现在及将来进行城市工作的参考”，并报中共中央。在总结中，中央工委从实行保护，而不是破坏的方针、入城纪律教育、干部队伍、克服极“左”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及时宣布政策，做好各阶层人士工作等方面，总结了石家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380—384页。)

与此同时，中央工委派驻石家庄帮助审讯工作的工作组，也总结了几个月开展的对缉捕的国民党党、政、特分子审讯工作，提出了城市解放后缉捕问题的几条具体意见，供今后解放的城市参考借鉴，针对出现的逼供信现象，分析了产生的原因及危害，提出了克服逼供信的具体办法。

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对工作的总结。为加强对工作的总结，石家庄市委专门成立了研究室。1947年底做出了《石家庄市入城工作经验初步总结》。总结分三个方面：一、入城的准备工作，包括干部的准备、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宣布“一切工作，都应以稳定人心、恢复秩序、办理接收、发展生产、长期建设”的方针；二、接收工作，总结了三条经验、三点不足；三、保护与恢复私营工商业，分析了存在的困难和障碍，总结了五条经验。此外，还有《石家庄解放后全面工作总结》、《关于保石战备工作总结》，以及接收粮衣厂使用旧职员、对妓女处理等专项工作的经验总结。在石家庄解放一周年时，各级领导在集会上、纪念文章中，也都对解放一年来的工作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如：聂荣臻于1948年11月14日在《石家庄日报》发表了《石家庄永远是人民的》文章，市长柯庆施在1948年元旦各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市委书记刘秀峰在石家庄解放周年纪念干部晚会上作报告。

当登记清理国民党党、政、警、特人员基本结束后，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公安局、中央社会部工作组，都进行了认真地总结。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毛铎向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写了书面报告。市委在《石家庄市挖蒋根运动的几点基本经验》中，就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可能性、具体方法，针对国民党的抹灰政策，如何争取、分化国民党阵营，争夺群众；在运动中，发动群众与提高群众相结合；执行正确的政策，排除来自“左”的、右的，特别是“左”的干扰等，做了客观的总结。（参见石家庄档案馆存件《石家庄市挖蒋根运动的几点基本经验》）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组在《关于审理石家庄蒋匪党特人员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城市解放后缉捕问题的几条具体意见，供今后解放的城市参考借鉴。公安部门做了《对进了石家庄以后缉捕工作之检讨》、《入城以后对地下关系处理》、《对登记审查蒋党人员的初步认识》等总结，就如何发挥专政机关的职能、打击少数、保护多数、严格掌握政策等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这种从实践出发而上升到理性高度的科学总结，为人民政权更好地行使专政职能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使之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之后市公安局又陆续制定了《外县来石办理侦破案件暂行办法》、《关于目前本市保安工作的几点意见》、《社会侦察组织条例（草案）》、《石家庄市破案程序条例（草案）》、《关于执行检查侦察逮捕拘押之暂行工作条例》等法规条例。 

丰富的实践，科学的总结，给以后接管城市提供了经验，为中共中央制定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用不同形式予以推广、应用。

中共中央收到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总结后，迅速于1948年2月25日向各中央 局、分局、前委发出了《中央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指出“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须讨论”中央工委的总结，并“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级，军队团委一级”，各级党委“均应引起讨论”。并要求今后“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攻占石家庄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方针及方法”。(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388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对石家庄的城市工作及时予以报道，一年多的时间，达300多次。1949年4月15和16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报道了石家庄职工运动和增产运动的经验，17日，又以《一年来石家庄市工运告诉了我们些什么？》为题，发表了短论，进一步总结了石家庄依靠工人阶级的经验，“希望各地注意研究石家庄所实际走过的具体道路”。

石家庄的经验，成为日后培训城市工作干部的教材，也陆续推介到新解放的城市。

除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发文要各地参照、《人民日报》发专稿推荐外，1948年10月，市长柯庆施为华北数千名南下干部做报告，详细介绍了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和城市工作政策。另据时任石家庄市委研究室主任的王文克回忆，1948年11月济南解放时，他就去济南，被邀介绍入城经验。他介绍了石家庄入城后执行政策的经验教训，进城不能提“开仓济贫”，不能照搬土地革命时期和土改时期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进城依靠什么人？不是依靠城市贫民，而是依靠工人阶级，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还有，北平解放前夕，叶剑英在石家庄住了3天，详细了解石家庄的城市接管情况。

五、七届二中全会的决策

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探索、研究和石家庄以及陆续解放了的城市的实践基础上，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建立新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决策。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讲到城市工作，提出的问题、应该采取的方针，包括城市工作中依靠谁的问题、中心任务问题、经济政策问题等，完全是石家庄经历过的。

1.关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毛泽东在向全会作的报告中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2.关于在城市工作中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3.关于城市工作的中心问题。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入城之后的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他把这一问题重要性，和巩固城市政权联系起来，进一步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没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4.关于经济纲领和政策。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并分析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经济状况，据此提出新中国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并提出了新中国必须实行的经济政策。

5.关于新中国的性质。

全会明确提出，要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6.关于共产党自身建设。

提出了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以上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除了毛泽东在报告中根据总结石家庄等城市的工作经验和理论研究探索，提出了党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外，其他领导同志在讲话中，也以石家庄的经验为依据，提出党的中心工作由农村转向城市后的城市工作应遵循的方针、政策。如任弼时在发言中，就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后，工作的依靠对象问题，就总结了石家庄在干部进城之初，不了解城市，不熟悉工业，疏远工人阶级，而依靠城市贫民的工作教训，和纠正这种倾向，城市工作依靠工人阶级，出现了新气象，特别是粉碎国民党军偷袭石家庄阴谋后，在增产竞赛运动中，工人阶级呈现出的“非常积极”性，生产效率大为提高的经验，提出，城市工作必须“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参见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  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编《西柏坡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二卷942、943页）

从石家庄解放的1947年底，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一年多时间，这一时期，正是从总结石家庄的经验开始，经毛泽东悉心研究、总结，陆续解放了的城市的实践、摸索，使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逐步形成和完善，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奠定了基础，为七届二中全会正确决策、顺利执掌全国政权创造了条件，为全面破解历史性课题提供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