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去贵州参观遵义会议旧址，了解遵义会议更多的史实，在我心中已魂牵梦萦了许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之际，2017年4月，游览了多彩贵州的风景名胜后，我们离开旅游团，专程前往遵义，参观遵义会议旧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

　　我们从贵阳市乘旅游大巴出发，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遵义会议旧址。旧址位于遵义市子尹路96号，原为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

　　旧址临街大门正中悬挂着“遵义会议会址”的黑漆金匾。六个大字，苍劲有力，金碧辉煌。这是毛主席1964年11月题写的匾，也是毛主席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惟一一块匾。

　　走进遵义会议旧址，我们随着讲解员的步伐，先后参观了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办公室兼住室，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以及楼下的作战室、机要室、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住室等。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201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之际对外开放的遵义会议陈列馆。馆内设有《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专题陈列，内容包括前言、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转战贵州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永存、结束语，共七大章节。展览以长征为主线，重点突出遵义会议（包括遵义会议的前奏，遵义会议的召开和遵义会议的完善）以及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活动。

　　我们跟着讲解员，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慢步参观，流连于一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一行行文字，一段段视频，当年的遵义会议历历在目。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到达遵义时只剩下三万多人。

　　血的教训证明“左”倾军事路线彻底破产，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左”倾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要求改组党中央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不仅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要求改变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人员，而且连原来支持“左”倾路线的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等也转而要求改变军事领导人员，认为只有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才能使红军走出困境。

　　于是，1933年12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湖南省怀化县的通道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人称“飞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会议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尔后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六天之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黎平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

　　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等三次重要会议的激烈争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时间上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1月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市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楼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朱德、陈云；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和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在会上，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洛甫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评和分析，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洛甫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对政治局常委进行了重新分工，确定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助手，洛甫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同时，决定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团”，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在参观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虽然博古犯了严重错误，但遵义会议没有撤他的职，等待他的觉悟。然而，军事斗争飞速发展，形势需要新的领导人。怎么办呢？

　　随着讲解员的讲解，我在展馆的一部书中看到了一段章节，让我茅塞顿开，明白了许多。该书写道：

　　遵义会议后不久的长征路上，洛甫找毛泽东商量，说：“博古若再继续领导下去，怕没有人服了，是改变的时候了。”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说：“等会，找恩来商量商量，听听恩来的意见。”

　　洛甫走后，毛泽东即前往周恩来住处，转告洛甫的意见。周恩来即回答说：“洛甫的考虑是正确的，遵义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

　　毛泽东问：“那么，谁来接替他呢？”

　　周恩来说：“我看，你恰当。”

　　毛泽东正色道：“不，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

　　周恩来问：“为什么？”

　　毛泽东说：“洛甫有头脑，有水平，有能力，有地位，能团结人……洛甫虽然不满意博古，但他们毕竟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负责，好团结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待。”

　　周恩来会意地说：“听你的，就让洛甫接替博古好了，我立刻找博古谈谈。”

　　此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洛甫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现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完成了遵义会议改组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之际，参观遵义会议旧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重温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的历史，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独立自主是关键。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来说，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党的二大还通过决议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了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重大决定和人事变动，都要请示报告共产国际。然而，遵义会议是在湘江战役后我们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重大决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遵义会议的历史表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由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自己来做决定。外国的经验可以学习，外党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

　　实事求是是根本。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遵义会议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会议的各项决定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遵义会议前党内曾一度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付出沉重代价，中央红军主力从离开中央苏区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到遵义时的三万多人，而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与之前形成鲜明的对照。遵义会议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保证。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是民主集中制起了作用。真因为有了民主集中制，在遵义会议上，洛甫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从而解决了长征路上红军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的历史证明，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领导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遵义会议已经过去80多年了，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翻开了新的一页，迈出了新的脚步，但是，历史不可忘记，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