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听说群里有人在搞石湾的追思会，真是让我吃了一惊，石湾先生岁数不大啊，怎么突然就逝世了？！急忙看了一下通知。上面写着：著名诗人、作家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石湾，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6月4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追思会是在7月1日，待我知道已经是2天后了，十分遗憾。追悼会没参加成，写些东西追思一下，也算是弥补一下对石湾先生的哀思吧。

       初认识石湾是他参加我们党派时，当时最初的印象是此人长得极其像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播音员赵忠祥。据说石湾还为此写了一本书叫《人说我像赵忠祥》的书，后来我曾向石湾索要过此书，可惜石先生自己手里也没有了。不过此后他先后送给我若干他本人的著作和他们出版社编辑的其他书籍。

        石先生原名叫严儒铨，江苏武进人，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说起这个原名，石先生还讲了一个笑话给我们大家听。他说，那年他刚刚用“石湾”的笔名发表作品，一天一位编辑来电话问石湾，发给你的稿费怎么被退回来了？于是石先生到传达室询问，传达室的老大爷说，原来你叫石湾啊，我还以为发错了呢，我说怎么没这人呀！但是，第二次接到汇款单到邮局领款时，邮局却说用“严儒铨”的证件怎能取“石湾”的钱！取款必须要凭“本人”证件……就这样几次三番才算拿到了这点稿费！

         石先生于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室编剧、北京京剧团编剧、《新观察》杂志编辑、《中国作家》编辑部编辑、《作家文摘》常务副总编辑，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出版了多部诗集、剧本、报告文学集。曾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编辑过两本书《透明的红萝卜》和第一个长篇《天堂蒜薹之歌》。当年莫言称石湾先生为“老师”。我想这大师称为老师的石湾先生是否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儿的一位引路人。        

       石先生的著作极多，有诗集《鲜红的领巾》，散文自选集《真情永远年轻》，报告文学集《春光属于你》、《无花果》、《中国出了个童话大王》，长篇纪实文学《丽人行》，编辑漫笔《昨夜群星灿烂》，昆曲剧本《春江琴魂》等。而我随手在我的书架就找出了五六本。有《生为男人》《向世界微笑》《母亲的爱》《记忆常新》等等。

        石湾的随笔《成功者的启示》获1985—1986年全国青年报刊好作品二等奖，报告文学《无花果》获第二届青年文学创作奖，《祖国之恋》（编选）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等。

       我与石先生接触始于我转岗到机关的宣传处。宣传处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编辑我们党派的一本刊物，而作为处长就是担任此刊物的主编。当时，我们党派原来有一份小报，但是根据形势需要，要改成一本杂志。这无疑是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们宣传处的几位同志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参与过杂志的申办和编辑工作。

       办杂志手续经过一番努力，很快就办妥了，但如何编辑杂志的工作，我们依然是不知从何入手。于是我们立即想到了石湾先生。听了我们的来意，石先生十分高兴，他说，我一辈子就想办一本杂志，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这回也算是如愿以偿吧。于是石先生坦诚地提出了自己地几条设想，一是封面尽量不要每期都是本党领导人的照片；二是，内容、版面要活，避免把杂志办成“文件汇编”；三是，尽量给普通党员留出适当空间，给大家有发表意见的栏目，以及展示自我的机会，最好增设副刊。文章尽可能不转页；石先生的意见我们几乎全部采纳了。于是我们提出聘请石先生为编委，石先生欣然接受。开始我们也不懂编委需要做什么，于是就把每期的文章发给石先生。不料，石先生每次都认真阅读并认真提出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副刊地文章他喜欢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开始我也未太在意，直到有一天另一位也在出版社当编辑的老大姐，只知道这情况后对我说：“老张，你可真够可以的，在我们那儿出版社的副总编，是坐那儿发号施令的主儿！谁敢给人家派活儿？！”弄得我们也是十分地不好意思，一位堂堂的作家出版社副总编，竟然给我们当了一个普通的小编辑！后来石先生闻言，却笑道：谁不是小编辑出身，当了点官何必摆架子！听了此话我们大家对石先生更加地敬佩！

       在石先生参与杂志期间，这份杂志很受大家欢迎。有些成员私下对我说每次接到杂志都会“从后向前看”。也就是说石先生提议增设的栏目很受欢迎。有些人虽然自己从来没有写过文章，但可以看到自己的熟人的文章，读到自己想说的话，心里也是异常兴奋。

        2002年石先生退休了，他开始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和旅游休闲。期间我与石先生交流的不多，偶尔石先生会来党派机关，有时还带来几本他本人的著作或其他朋友地作品。         

        图为：石湾先生（左1）、本人、王秀琴。             

       2010年我也退休了，这段时间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顶多就是电话联系一下，相互问候几句。一天他突然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先简单的问候了一下我的身体状况，不等我回答，就急急对我讲，有各朋友找到一笔资金，准备办一本杂志，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又是不不等回答就接着说，杂志里有个收藏栏目想请我主持。听得出来电话那头的石先生是踌躇满志，满心欢畅，而且不容我不答应！于是我欣然同意，但是我也提出，主持收藏栏目我可不行，我仅仅对书法篆刻略知一二，收藏门类繁杂多样实在是难当此重任。不料，这一句话引出了石先生的许多议论，石先生先是介绍了收藏的门类、其中基本常识，内藏的门道，以及作为编辑如何办好这个栏目等等，足足讲了三四十分钟。最后石先生说，我认识的朋友中，我考虑了个遍，只有你最适合，有不会的地方没关系，咱们可以共同研究！最后石先生询问了一下我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夫人是否退休，孩子结婚了没有等等，我如实回答：我的父母都不在了，夫人办理了退休但还在外边干，孩子还没结婚……石先生说：看看，看看，在家呆着也没什么事儿，出来干点什么挺好，就这么定了啊！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不料，此次通话之后就没了下文。开始我想也许是石先生正在筹备，后来时间越来越长，觉得有点不对，但是又一想也许石先生遇到了什么难处，自己若电话问岂不成了“催”人家。人家不说估计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忙，何必让人为难呢。

        一次偶遇一位熟人，无意中聊起此事。那位熟人说：他（石先生）也找过我，你知道我已经在外边干着呢，都好几年了又挺好的，不想动了，于是我就婉言谢绝了。闲聊中这位熟人问我，他请你去，什么待遇啊？我回答：他没说，我也忘了问。这位熟人说，你们可真可以，居然有“没说和忘了问”的事！你们可太“书生气”了！这句话的潜台词似乎就是：“书生气的人不可能办成事。”不过人家没好意思说出口。听他的话似乎是对石先生办杂志的事情有所了解，于是我就进一步追问。在我一再追问下，那位熟人说，这事我也是就听了一耳朵，也不是太清楚，好像就是资金出了点状况。你知道办刊物，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是绝对不行的。当今纸媒基本是不赚钱的，杂志就更困难了。不走“黄”“黑”的路，能够维持生存就不容易了。没人说得清出资者有没有什么别的，石湾是体制内的，到了外面未必行！ 从此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也再没有向任何人提起。

       不料石先生竟然于今年六月病逝，本来出版界的同仁有一个群，几天前大家就商量着要为石先生开一个追思会，但是十分遗憾，因为我加入的群太多，往往有很多东西不能及时查阅，因此错过了此次追思会。

       不过正如一位素不相识的老编辑所说，石先生这种敬业精神驱使下的细致与宽泛，是每一个编辑所应该做的，却不是每一个编辑都能做得到的。

       祝石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