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连续讲英语，自我感觉很烧脑。本周一和周三，我在人民大学法学院给“中国法暑期班”的外国学生讲课。这个班是人大法学院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合办的，已经连续十几年了，其课程得到了美国律师协会的认可。今年的学员共有41人，大多数来自美国的大学，少数来自挪威的大学。周一开班，我主讲了“中国的律师制度”。周三，我又讲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因为内容很多而时间有限，我必须“超速”讲话。有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舌头转得没有脑子快。

　　周二没课，但我要参加另一项“外事活动”——与一些欧洲大使共进午餐，还得讲英语，而且脑子与舌头都要“超速运转”。此事说来话长。今年二月，荷兰大使馆驻重庆总领事间接联系上我。他说，荷兰驻华大使希望约个时间与我见面聊一聊。大使看过我的小说《血之罪》，还看过英国《金融时报》对我的人物专访，很感兴趣。经我同意之后，他让大使馆的秘书直接与我联系。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比较忙，而且身体还出现了一点“小状况”，所以几番协商之后确定在5月21日共进午餐。秘书告诉我，午餐地点就在大使官邸，届时还会邀请几位欧洲国家的大使。

　　周二中午，我来到荷兰驻华大使官邸。现在的官邸与大使馆不在同一条街上，而且路口就有武警站岗。我没有邀请函，只好耐心地等使馆秘书出来接我。官邸是一排灰色的平房，外观相当简朴，大院内有不少树木。我在客厅里见到了高文博（Everardus Kronenburg）大使。稍事寒暄之后，我拿出2013年在人民大学图书馆举办以“法学与文学”为主题的我的著作展时发行的一套邮票，送给他，表示感谢。然后，我俩合影留念。

　　应邀共进午餐的嘉宾还有欧盟驻华大使郁白（Nicolas Chapuis）先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代表海博（Tamas Hajba）先生、瑞士驻华大使罗志谊（Bernardino Regazzoni）先生、比利时驻华大使（代理）魏孟岚（Caroline Vermeulen）女士、挪威驻华大使（代理）Mattis Raust？l先生。此外，荷兰大使馆的薄马赛（Marcel van den Bogaard）参赞、何甫（Bart Hofstede）参赞、童铁马（Thomas Knaap）警务专员和EmmanuelWaleson秘书也参加了餐叙。

　　高文博大使首先致欢迎辞。然后，我作为主宾发言。我从个人的经历谈起，从“下乡知青”到建筑工人，从人民大学的法科学生到法学教师，从留学美国到海外讲学，从文学创作到法学研究，尽量使用简洁但不失幽默的语言。其间，大使数次请我先吃些食品，然后再谈。我说，虽然我有两顶“帽子”（法学家与作家），但是只有一张嘴，无法同时讲话和吃饭。我介绍了这些年与人大法学院的同事共同研究中国的司法改革、刑事错案与证据制度、反腐败与法治等问题的情况。其间，欧洲的外交官们分别就我的犯罪小说和法学研究提出问题，我都认真地做出回答。我还讲了自己的业余生活，谈到了去年举办的民歌演唱会，并且送给每人一张刚刚出版的音乐光盘。

　　最后，我介绍自己这些年到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士等欧洲国家开会讲学的情况，特别谈到我于2017年当选为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委员，因为我还有一个要向瑞士大使提出的问题。

　　2016年，法国大使馆给了我3年的申根签证，今年2月到期。因为在国际足联任职，我要不定期地到瑞士去，所以就向瑞士大使馆申请3年期的申根签证。国际足联还专门给瑞士驻中国大使馆发函，说明我的情况。但是，瑞士大使馆后来只给了我3个月的签证，6月下旬到期。办签证时，我计划在3月下旬到苏黎世去出席一个案件听证会。我是该案的主调查官。后来，该案的被调查人放弃了听证会的权利，我也就免除了长途飞行的劳苦。6月上旬，我要到巴黎去出席女足世界杯的开幕式。按照申根签证的要求，我的第一次入境应该是签证签发国。我想问瑞士大使，我这次去法国，是否必须先到瑞士停留。我还想知道，瑞士大使馆为什么没有给我3年的签证。

　　听了我的问题之后，瑞士大使说他刚上任不久，对这些情况还不太了解，但是他认为我应该先去苏黎世，然后再去巴黎。至于签证官为什么只给了我3个月的签证，他半开玩笑地说，那大概是因为国际足联在瑞士的名声不太好。后来，他在请我为他在演唱会光盘上签名时说，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可以直接与他联系。

　　餐叙的过程是轻松愉快的。最后，高文博大使向我表示感谢，然后大家起身合影留念。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感觉心情很好，就是脑袋挺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