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在外多日，回来后，突然发觉小区的周围架起了好几个又高又大的脚手架，还有耸入云天的大塔吊，仅有的空旷地带停了许多推土机，挖掘机，在夜晚的冷月下，这些庞然大物恰似一个个狰狞的怪兽，好像随时要吞噬什么。

　　看来，这里要被开发商开发了，不久又将有参天大楼。

　　小区的物业说，我们小区西边的一个老旧小区要拆迁，南边是一个政府安居工程，东边要修路，最近都同时动工。现在只能从北边的小门进出。说着说着，没有几天，某一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轰鸣的机器声开始整夜喧嚣吵闹。政府有个荒诞的规定，开挖渣土和拉渣土的车可以整夜施工。几个月来，渣土早已拉完，楼一层层高了起来，机器依然整日整夜地在工作。

　　突然有一天，隔壁工地发生了打架事件，电视台记者和警察都来了。听说一个业主被开发商雇的人打断了鼻梁。晚上散步的时候，我遇见亲历的人，他们在一起议论。原来是这栋在建的高楼与相邻的多层住宅相距太近，遮挡了后面多层住户的阳光，多层的住户到工地上讲理，就被打了。

　　“后来，政府官员在协调的时候说，这是民生工程，以后不准闹事。”一位参加会议的业主这样说。

　　这原来是一个整体的小区，都是六七层的建筑。只是因为中间有几栋平房。政府看中了这个所谓的“城中村”，于是开始拆迁。要是真正关注民生，这里最多也只能建筑十层左右的楼，结果建了一幢33层的大楼，戳在诸多低矮建筑的中间，像个蛮横的高塔。除了阻挡了原来那些住户的阳光不说，这样的规划总体布局是那么的不协调，远远看上去，十分丑陋。每天看着这样的场景，我想起了阿兰德波顿《幸福的建筑》一书。阿兰认为，陈腐糟糕的想法如果表现在文学领域，至多产生几本语无伦次的坏书或者是冗长乏味的剧本，可是若表现在建筑领域，可能会留下从外太空都可以看到的累累伤痕。

　　前不久，读了梁思成先生关于建筑的论著《凝动的音乐》，在《平郊建筑杂录》一文中，梁先生说，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梁先生又说，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与兴衰的感慨。

　　如今，我们还能有这样的秉持吗？

　　从近日网上流传的《失去灵魂的中国建筑》一文中的那些照片和观点，不难发现，中国建筑文化的灵魂已经渐行渐远。有人说，每一幢摩天大楼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件，每一幢摩天大楼都在叙述一个百万甚至千万富翁的故事，叙述着建造者的血泪，摩天大楼说明了人为地把人群集中的“城市化”是社会的一种病态，一幢幢摩天大楼野蛮地把城市的天空和地面都破坏了。

　　环顾一下，四周的高楼妖孽一般，每天都在向蓝天搔首弄姿，往上，再往上，吞噬蓝天也吞噬绿野……

　　前几天，上班的时候发现小区附近的一条马路被阻拦，潮水一样的车流突然停滞，马路上一眼望不到边的车辆满满当当地填塞着整个一条路。原来是一群老人拦住了这条马路，原因是，那栋“民生”工程楼由于开挖太深，距离近的几栋多层民居楼的地基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又来了警察和报社、电台的记者，又是协调会。这次会议上，有关人员答应给原有住户每平方米800元的补偿。

　　就这样，每平方800元的价格购买了他们永久的阳光和安全。

　　这两天，合肥公审了一位“房叔”，这位大叔伙同自己的亲属、官员、派出所人员，互相勾结，巧立名目，非法套取了69套房产，同时还套取了国家一千多万元的安置补助资金。全国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难怪有人说，“正是这样的原因，有些人才热衷于破坏整体坏境，强拆，强行建造高楼。”

　　记得有一次回老家，一位农民亲口告诉我，他家有位亲戚在一个城市做包工头，现在叫开发商。他在那里打工几年，见证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用铁钉穿拒绝拆迁户主的脚面”、“捆绑殴打讨要工钱的民工”、“给相关人员送钱”……他说，“干不下去了，因为看不下去了，他们迟早要遭到报应。还是种几亩田实在，安稳。”几年后，因为出了人命，他的那位亲戚开发商被逮捕，紧接着一批官员被捕。

　　我在去年曾写过一篇文字《中国人缺少了什么——飞行见闻录》，记录的是近几年我在飞机上的一些见闻。有一次从福州飞沈阳，飞机已经起飞了，一位带着一根很粗的金黄色项链的包工头摸样的人，还在不停地打电话，他的声音异常的大，嘶哑地叫着，因为就坐在我的前面，我听的有些刺耳。“喂，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找几个人先把他的腿打断，然后再买点东西去医院看看他。就按照我说的办。”这时，空姐过来提醒他关机，他一边关机还一边咬牙切齿地说，“跟我搞，老子有的是钱有的是人，我搞死你！”

　　近年来，因为拆迁和建筑，屡屡不断发生了一系列腐败案件甚至人命案件。

　　“我们造城！”如今，走到哪，都能看见这样引以自豪的开发商的广告。“……集团以18亿天价拿下地块，开发商以纯粹的市场手法定位，尽情彰显价值的前景，彻底的向城市宣告，这是城市最后的珍藏。它不仅仅是一个代表城市顶级豪宅的物业项目，更是一个城市资本领袖阶层的核心向心力。它必将迅速地形成一个城市富人中心，引领全新的价值取向。”这是报纸上一则真实的广告，赫然跃于纸上。

　　属于这片土地的时间和空间都已经走到了头。

　　前几年，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写了一本书《禅的行囊》，他追随禅意，在中国一路行走，期间到过我所在的城市合肥，结果作者关于合肥的建筑写下了这样一段揪心的话，读起来让我十分沮丧。秉持一种对土地的敬畏和对城市的忧患，我把这段文字节选在这里，是对是错，朋友们心中自有定论。比尔·波特说，“合肥曾经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一个不大不小的区域性农产品集散地。1949 年以后，安徽省的省会从安庆迁来此地，合肥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六十年间它的人加了十倍，长成一座工业化的省会城市。由于制造业的勃兴，它的人口数量现在呈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农闲时节，打工人口从全省各地的乡村涌入，峰值可达六百万；而到了农忙季节，则又回落至四百万左右。从外人的角度看，合肥与其他的中国省会城市看起来都差不多，如同一只只破土而出的幼蝉，头角峥嵘，急于摆脱陈旧的躯壳。然而讽刺的是，匆忙堆起的漫画一般的新房子，和它们急于拆掉的旧躯壳根本上一样惨不忍睹……”

　　几年过去了，合肥的城区已经比作者当初来的时候大了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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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全场清仓处理”“因为拆迁，最后一天，大甩卖”……走在市区繁华的商业街上，如此震耳欲聋的噪音不绝于耳，路人纷纷掩耳疾行，附近的商户也十分烦躁。然而，对于市民备受困扰的促销喇叭声，执法部门却几乎束手无策。都市里人潮汹涌，车流滚滚，汽车喇叭声、商家以高分贝的音乐和呐喊的促销声，工地上从早到晚没完没了的噪音……让一双再置若罔闻的耳朵也难以忍耐。

　　有位在西藏待了很久的朋友回来说，“内地的城市，从早到晚，发现那儿都在狂响”。这句话让我十分吃惊，发觉这位久居西藏的朋友有着敏锐的视觉和听觉。的确如此，开车在灰蒙蒙的马路上爬行，发现驾车的“路怒族”脾气也越发的大，之所以火气大，是因为城市越来越拥挤，环境越来越差不守规则的人太多太多。相比之下，西方一些国家，偌大的都市没有高架，路也不像国内的那么宽，比国内更大的车流居然是那么有序，没有喇叭声，没有乱变道。城市是那么清新。

　　在都市待久了，不禁会怀念儿时的乡村，乡下的清晨也常常能听见一些“噪音”，那就是院中树叶的“沙沙”声和鸟儿的鸣叫。这些声音与邻居家木门开闭的声音混杂，与犬声或蝉的和唱掺杂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美妙的音符，唯有乡村才有的天籁之音。

　　一个城市的文明，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环境，是很能反映出文明的象征。正如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中所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岁岁雾霾，今又雾霾。夜间驾车回家，举步维艰，车辆难行，灰蒙蒙雾腾腾的一片，昏天黑地间不辨南北，好像喘息都困难。在小区外围转了一大圈，不禁向保安求助，“师傅，小区的几个大门都封了，我从哪个门可以进来？”“从北边的门！”师傅大声回答。

　　“北面？北在哪？”转来转去，这个已经被开发商开发了的北让我始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