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东，草根出身，农民一个，没读过几年书，可他学啥像啥，干啥成啥。他精通农活儿和园艺，能把果树侍弄得挂满果并好吃，最难养活的蝴蝶兰在他手里逢季就开，叶绿花鲜。他学过瓦工，会看建筑图纸，曾经带着工程队走南闯北，挖到了第一桶金。不惑之年开始钻研厨艺，不仅能做一手好菜，还对餐桌摆台及服务颇有研究，把一个简陋的路边店开成了时尚的大酒楼。在教育子女上，他也很有一套，严慈相济，子孝家和。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事业有成，第三代人出了三个大学生。至亲好友、街坊邻居都称赞他是个能人。其实，他的各种能耐都是打小玩出来的，赶上好时代干出来的。

　　陈旭东是我母亲的亲表弟，论辈份比我大一辈，我得叫他舅舅，可他只比我大两岁。从小，他没舅舅样儿，我也没有外甥形儿，见面就搂脖抱腰地玩到一起，淘得没边没沿，疯得昏天黑地。每次要是不挨大人骂一回或打一顿，那准是有一个生病了。

　　我家住在县城，他家住在农村，相距有30多华里，但这并不影响我俩往一起凑合、在一个被窝里骨碌。我特爱玩，陈大舅特会玩，他不仅能玩出花样来，还能在玩中教我不少做人的道理。每个月要是不找陈大舅玩一次，我就浑身没劲儿，打不起精神来。我常常趁父母不注意，偷偷骑个破自行车，找陈大舅玩去了。

　　陈大舅家的房前屋后栽种了许多果树，到了春天樱树绿，桃花红，梨花白，满园飘香，百鸟齐鸣，正是捕鸟的最佳季节。他会用高粱秸的箭杆（高粱穗下边的一截）插出一个漂亮的滚笼，有3个独立空间，中间的高一些，放一只雀油子（母雀），两边的分别用一根细棍支开笼盖。细棍下有一个机关，一旦有雀落到那个机关上，笼盖立即滚落下来。

　　每当春季来临，我就迫不及待地找他去捕雀。他把几个滚笼分别挂到树枝上，然后让我躲到远处观察动静。母雀一叫，公雀就来。公雀先是围着滚笼飞，然后落到中间那个笼子上跳。有的跳着跳着就飞走了，急得我直抓耳挠腮。陈大舅并不着急，一付胸有成竹的样子。他会学各种雀叫，学得可像了。有的雀听到陈大舅学的雀叫，不知傻还是中了魔，一头就钻进滚笼里，自然被逮个正着。我俩立马欢呼雀跃地跑过去，看看拿到了啥样的雀。他都能叫出名字来，什么画眉雀、金丝雀、腊嘴雀、铁雀等。腊嘴雀又分为黑尾的、包头的，又好看又能唱，极具玩赏价值。不值钱的雀他随手放飞，值钱的雀拿到市场上去卖。一只腊嘴雀卖到3毛钱，一天下来能挣块八毛钱的。

　　到了秋天，就跟陈大舅去掏田鼠洞里的黄豆，也有着兴趣盎然的玩法。田鼠为了过冬，在黄豆成熟时先在黄豆地里打好洞，然后用嘴去把黄豆一粒粒地叼回洞里。就那么一个拳头大的小东西，一个秋天竟能叼回十几斤黄豆来。掏田鼠洞有时机问题，也有技术问题。掏早了洞里没多少豆子，掏晚了它把洞口封起来了。我是个急性子，进了豆子地就到处找洞，见洞就挖。陈大舅摆手加以制止，他先在周围查看，再到洞口观察，直到发现洞口被田鼠进出爬得溜明铮亮的，才让我动手。果然里面的豆子特别多，能装半口袋。这种豆子人是不能吃的，但可以喂猪、喂羊。可谓鼠口夺粮，肥了猪羊。

　　一次，我俩骑着自行车满世界地疯跑，来到了一个农村大集上。我兜里没钱，啥东西也不买，就是看热闹。陈大舅转了一圈，在卖猪崽的地方停了下来。打听完价格后，便下手抓了两只黑白相间的小花猪。我说，这么小的猪也不能吃，买回家去玩，姨姥爷（他父亲）不得拿烧火棍子揍你屁股才怪。他笑而不答，奋力蹬着自行车，把两只猪崽带到家边的市场。说来也怪，放在那里没一会儿就卖出去了，竟赚了两块多钱。那可是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两块多钱能买10盒好烟！我懵懵懂懂地问：“大舅，你咋知道能卖出去呢？”他不急不躁地说：“我发现两个市场的猪崽价格不一样，我是拿的差价，是跑道钱！”那一年，他才十二、三岁，小学还没毕业啊！最叫我难忘的是，他一边数着一张张毛票，一边告诉我：“去，想吃啥舅舅给你买！”我是毫不客气，什么大红枣、梨蛋子吃个肚儿圆。

　　少年时代转眼就过去了，成年后的陈大舅，高鼻深目，宽肩虎步，天生一副笑模样，依然一肚子玩的心眼和点子。他最喜钓鱼和打猎。没有禁猎的时期，他常骑上铃木100摩托，肩扛双筒猎枪，约上伙伴出门打兔子，猎野鸡，拿狐狸，每次总是收获最多的。他不仅长相英俊，而且极聪慧。什么事情一搭眼就能看出门道，一上手就能学会。那时候的男孩都有一样文体爱好，有的吹口琴，有的吹笛子，有的拉二胡，有的打篮球。有一天，我去找他玩，忽听屋子里传出拉二胡的声音。进屋一看，他坐在炕沿上，架着二郎腿，正在摇头晃脑地拉二胡，可那声音吱吱嘎嘎的难听极了。我捂着耳朵说，太难听了，太难听了！我对他说，你连都、来、咪、发、收都不认识，能拉出好听的歌吗？他用手指了指墙上的广播喇叭：这是老师，跟着那里唱歌的调儿拉保准没有错。没过多久，他还真拉出了流行歌曲的调儿来！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陈大舅爱玩的性子一直不改，一生不变，坚持在玩中取乐，在乐中谋生。他见人爱逗个乐子，遇事总有办法，不知愁是个啥滋味，即使遇到生活中的难题也能在说笑中加以解决。

　　“文革”中有件事，最能说明他的性格。生产队里开会，动员大家学习哈尔套村赶社会主义大集，把家里值钱东西拿出去卖了。那年代，农民家里没啥值钱的东西，即使有也舍不得卖，留着自己吃和用。然而，谁要不表态就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不让你回家吃饭和睡觉。姨姥爷既舍不得东西又胆小，为此犯愁了。陈大舅自告奋勇替父去参加“学习班”，结果进去一会儿就毕业了。他在“学习班”上表态卖一只羊和一辫子大蒜，因此受到领导表扬，被树为先进典型。姨姥爷知道后大发脾气，差点要揍他。他诡秘地一笑，告诉姨姥爷瞧好吧。赶集那天，他兴高彩烈地牵着羊，披着蒜，在集上高喊卖羊啦！卖蒜啦！谁来买呀！到了晚上，他把羊和蒜又全都带回来了。这可把原来一直心疼肉痛的姨姥爷高兴坏了，抱起羊来不停地抚摸，提拉着蒜辫子又笑又乐。姨姥爷问他，咋没被人买走呢？陈大舅端着茶水边喝边坏笑：一只羊我要价两百元，一头蒜我要价2 元，谁买得起呀！快点给我炒两个鸡蛋犒劳犒劳我！

　　改革开放后，聪明的陈大舅开始学瓦工手艺。他整天嘻嘻哈哈地跟着人家和泥搬砖，没过多久他不仅能把墙角砌直了，还会看建筑图纸了。于是，他组织一个包工队，去各大城市包建筑活儿，小到盖个简易房，大到建高楼大厦，都有他活跃的身影。我曾经问过他，论起瓦工手艺你没问题，但这些农民出身的人可不好带呀？他说，那是！都想多挣钱又想少出力，闹矛盾是少不了的。但是，咱讲究按劳取酬。每天动手干活儿时，谁干得多，谁干得少，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事情一公平，谁也就没话说了。我钦佩地说：“没想到咱舅还有领导才干！”陈大舅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嘿嘿一笑：“小瞧你舅舅了，给个乡长不稀得干！”

　　忽然有一天，陈大舅来电话了：说想把刚买了没几年的房子卖了，投资买楼开酒店。这让我大吃一惊！我说，这事儿风险太大，可不是随便玩的。首先，你不是知名的厨师，再说农村人哪有上酒店吃饭的？咱可是赔不起啊！他仍然是那个笑呵呵的声调、但是异常坚定说：“现在的政策这么好，我认准的事儿一定能干成，你放心，瞧好吧！”

　　一晃几年过去了。正如陈大舅当年的预言那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家的饭店越开越火，越开越大，成为当地最有名的大酒楼。建筑面积800多平米，三层楼，一次性可开席120桌。豪华装修，现代设施，最大的转台餐桌可坐下40 人，墙上有大型电子屏幕，可举办现代化的婚礼、可承包各类的宴席。我问他咋把饭店开得这么火？他回答就两个字：诚信。他说，首先是饭菜质量必须好，采购的全是绿色食品，病猪肉和地沟油坚决不用，做的味道还得好，菜谱经常调换。再比如，如果客人预先包20桌席，实际来的人多了两桌，决不把做好的菜均出两桌来，而是另做，蔬菜和肉类不够就现采购。他说，都是街坊邻居的，缺德的事情咱不能干！他家的酒店火到什么程度？就是过年只休年三十和初一初二，经常是大年初三就得开席。不开还不行，客人上门来恳求，说有远方亲戚来串门，非得到你家招待不可、推都推不出去。

　　可是，陈大舅却被病魔击倒了！2017年春节后，陈大舅的大儿子、我的大表弟陈明给我来电话，说他爸在医院住院检查。我赶紧赶了过去。大表弟在走廊等着我，几张化验单直接宣布了大舅的不治之症！我如五雷轰顶、万箭穿心！我们在走廊里商量不能告诉他实情，只说有点炎症，回去消消炎就没有问题了。精明的陈大舅咋能不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他也配合我们演戏：“走，喝酒去！过了中秋节旅游去！我也给自己放放假！”

　　于是，辛苦了大半辈子的陈大舅在儿孙簇拥下终于出去玩了。但是可恶的癌细胞也快速吞噬着他的身体。仅仅十个月后，大表弟陈明来电话，说我爸爸不行了，让我赶快过去看看。我到病房一看，呀，陈大舅咋瘦成这样，就剩一把骨头了。已经躺了几天不动不说的陈大舅，一看我来了兴奋地立即坐了起来。他说，几个月前脖子上长了个小包，嗓子又干又疼，原想做手术割下去，医生说不能做，结果造成这样。昨天来了许多亲属看我，大概是跟我告别来了。可昨晚我做了一个梦，去阎王爷那里报到，排着挺长的队。我性子急等不起，挤到前面去给阎王爷讲了一个笑话。阎王爷一乐，说你回去吧！我这不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嘛！全病房的人都含着泪听他讲笑话，都被他逗乐了！

　　2017年12月21日，陈大舅安祥离世，享年67岁。他是沈阳市辽中区茨榆坨人士。

　　谨以此文献给我那可亲可爱可敬的陈大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