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活着的时候常说：“人一生的朋友赛牛毛，可知心的朋友如牛角。”一头牛身上的毛数不过来，可牛角只有两个。我一生也交结了很多朋友，那么谁是我“牛角”一样的知心呢？

　　回答是不用思考而又响亮的：作家李继伦！

　　俗话说：“跟啥人学啥人，跟着巫医跳假神。”这话很有道理。一位朋友，有时会改变你人生的轨迹，他可以鼓励教诲你事业有成，也可以拉你走进万丈深渊。如今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报告文学协会理事、阜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但时刻没敢忘记，是李继伦引导我一步步走进神圣的文学殿堂的。

　　我和李继伦相识是在遥远的1968年初冬。那时，我正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中读书，坑人的“文革”把校园闹得乌烟瘴气。学校不上课，我又不爱“造反”，闲着没事就写几句小诗（现在看就是顺口溜）。写着写着，就产生了狂想，要探讨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有了狂想，人也就成了疯子。我看了几本关于“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著作之后，觉得气壮如牛，非要和大文豪理论理论。当时在我县文学界最出名的就是李继伦了，我经常在《阜新日报》和《辽宁日报》上看见他发表的作品有小说、诗歌、散文等。就像“华山论剑”一样，我一心要见到他，和他探讨探讨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

　　经多方打听，我才知道，李继伦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机厂宣传股工作，家就住在农机厂附近。在冬日的一个下午，我几经周折找到了李继伦的家。

　　当时李继伦家住在农机厂东面一个大杂院里，大院里挤挤插插住有八、九户人家。他家只有一间小房，一间住人的地方，厨房也在屋里。我一敲门，正赶上李继伦和爱人丁乃堃都在家，李继伦打开门问我：“你找谁？”

　　那时，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毛愣小伙儿，便直呼其名说：“找李继伦。”

　　他笑着说：“我就是，请进吧。”那年李继伦25岁，风华正茂，英俊潇洒。

　　一进屋我屁股没等沾炕，就忙着自报家门说：“我是县高中的学生，叫丁振阳，是来同你探讨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

　　“我也姓丁，你叫我大姐吧。”李继伦还未开口，丁乃堃抢过了话茬，她指着我的小模样说：“继伦，你看振阳多像我大弟弟丁世权呀？”

　　李继伦在我的脸上细细地打量了一下，笑着说：“像，真像，都是一样的小眼睛。”

　　他们夫妻的对话一下子拉近了我同他们的距离。我不客气地坐在炕上，喝着我大姐沏的红茶，依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催促着，要和他探讨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

　　他笑着说：“振阳，你一定很爱写诗吧？”

　　“不会写诗能研究诗歌的发展道路吗？”我碟子里扎猛子，不知深浅地说完，便从衣兜里掏出我的“代表作”，递给他说：“这就是我写的作品。”（记得那是一首写学雷锋内容的顺口溜，严格地说连顺口溜也不是，顺口溜还押韵呢。）

　　李继伦高兴地接过我的“大作”，看完笑着开导我说：“振阳，鲁迅先生说，新诗要合辙押韵，大体整齐。写诗贵在精，要有意境，更要押韵哪。”

　　我知道他在说我的诗没意境，不含蓄、不押韵。但我内心不服，还要和他探讨唐诗、宋词、元曲，还要和他谈鲁迅、郭沫若、臧克家的诗。可怜哪，其实是太可怜了，我知道的他全知道，可他讲的，我就像听“圣经”……

　　一个小时眨眼过去，到了他们下午上班的时候了。我告辞走出了李继伦的家门，他嘱咐我：“振阳，要先学会迈步，才能一路走好。”

　　后来，我们在一起回忆起我们初次见面时，丁乃堃大姐说：“那时振阳扎个大白围脖，梳个小背头，就像‘五四’时候的小青年。”李继伦说：“那时我看振阳像农村跑出来的小牛犊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老虎！”

　　和李继伦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年以后。

　　1968年9月8日，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声中，县高中的“老三届”学生一夜间被统统地赶下了乡，我是还乡青年，回到新民公社新兴大队阳沟屯接受再教育。

　　在校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曾获得全年组6个班数学竞赛第三名。可回到家才知道，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根本不好使。我这个全大队3000人口的惟一高中生变得寸步难行。到生产队去上班，割高粱、谷子不会捆，赶车更没门。生产队长乜斜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书念的不老少，鸡巴毛活不会干，放羊去吧。”

　　放羊就放羊吧，念了14年书终于做了“官”，管着60多只羊的羊倌。当羊倌3天没到黑，把羊腿打断了一只。气得生产队长把我狗血喷头地骂了一顿，叫我到矸子道去给生产队捡大煤。

　　我的家乡离全省闻名的阜新海州露天矿排土场很近，生产队年年都派几个不怕死的到矸子道去给生产队捡煤。捡100斤煤给记4工分（10工分开1角8分钱）。捡煤是最危险的活，来煤时电镐狂吼着一抡，乱石飞滚而下，人们迎着翻滚的矸子石到掌面上去抢煤，谁跑得快，谁不怕死，谁捡的煤就越多。就这个玩命活儿，闹得我们生产队几乎年年有在矸子道上砸断胳膊或砸断腿的，甚至送命的。尽管上矸子道危险，可我一个当羊倌都不行的人，只好按照生产队长的吩咐到虎口去谋生。

　　捡煤又苦又累，时刻有生命危险。为了多捡煤，不分黑夜白天都得蹲在矸子道上。夏天蹲宿还好说，冬天蹲宿格外的受罪，我算饱尝到了什么叫“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味。

　　我曾写过一首顺口溜：“学生无奈两袖风／为求生活虎口中／来煤之时像飞燕／无煤之时缩一团。”这便是我捡煤生活的真实写照。

　　1970年4月初的一天，我在矸子道捡煤被一块碗口大的飞石击中头部，当时昏过去一个多小时。人们把我送到家中，脑袋就像要两瓣儿一样的疼。我不能上矸子道了，在家吃药休息。

　　妻子怕我在家呆着寂寞，从生产队拿回来不少《阜新日报》和《辽宁日报》。我闲着没事翻看，越翻越叫我惊喜万分。原来李继伦不在农机厂工作了，已调到县革委会报道组，

　　并在《阜新日报》《辽宁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很多大块文章。

　　放下报纸，我心潮逐浪。我是个高中生，凭什么要到矸子道谋生？我要去找李继伦学习写新闻，说不定会改变我的虎口生涯呢！

　　4月下旬，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骑上那辆除了车铃哪都响的自行车，去县城找李继伦。真是有缘，我到县革委会报道组正赶上他要下去采访。这回我改变了探讨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狂傲口气，毕恭毕敬地说要向他学新闻写作。

　　李继伦见到我十分热情，当他知道我专程跑来向他学习新闻写作时，更高兴的不得了。他告诉我：“振阳，明天上午8点我正好给各局的报道员讲新闻课，你就来当旁听生吧。”这是个难得的机遇，偏巧叫我赶上了。

　　机遇有了，可天公又不作美。第二天早晨我起来一看，外面又是风雨的世界，雨不大不小，“哗哗”地下着，北风刮得挺大，足有六七级。从我家到县城30华里，正好是顶风，这可叫我怎么走啊？机会难得，别说下雨，下刀子也得去。我穿上雨衣，骑着那辆破自行车，顶风冒雨，拼命地往县城赶来。

　　因为风雨大，30华里的路我足足骑了两个小时。还好，我一点儿也没误听课。我进屋刚坐在椅子上，李继伦讲课就开始了。他从消息写作，讲到通讯写作……

　　我在下面全神贯注地听着，一丝不苟地记着……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的讲课结束了。他走下讲台，一直走到我的面前，高兴地说：“下这么大的雨，我担心你不来了。走吧，到我家吃完饭，等雨停了再走吧。”

　　他那盛情的话语叫我心里热乎乎的。我推着破车子，顶着风雨，乖乖地跟他回家了。

　　可能是一个姓的缘故，也许是500年前我们真的是一家子，有着血缘关系，丁乃堃大姐见到我分外热情，她屋里屋外一阵忙活，为我们炒了4盘好菜，我和李继伦坐在热乎乎的小炕上，你一杯我一杯地喝了起来。他一边喝着，一边向我讲新闻写作；我一边喝着，一边把他的话拼命地往心里记……这顿饭我们吃了近两个小时，吃得风也住了，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我才恋恋不舍地骑自行车回家。

　　从县城回来，我就搜集新闻材料，很快地写出了一篇反映生产队春耕生产的消息，寄给了《阜新日报》。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天后，我的稿子竟在《阜新日报》上发表了。什么叫欢喜若狂，那才叫欢喜若狂呢！我捧着《阜新日报》，看着我的变成铅字的稿子，喜悦的心都要蹦出来了。那工夫，真从内心感激李继伦呀，不听他的一上午课，怎么会写新闻呢？听君一堂课，胜读十年书。现在我也常想，当年如不听他的一堂课，自己以后不会走上新闻岗位，更不可能当上《蒙古贞日报》的副总编辑。

　　那篇消息发表3天后，我们大队党支部书记耿玉林找上门来，他向我介绍了全大队的春耕生产情况，叫我再给报纸写篇稿子。我听完他的介绍，写了一篇1500字的通讯，寄给了《阜新日报》。半个月后，《阜新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这篇通讯。

　　耿书记乐坏了，他从有新兴大队就开始当党支部书记，可全大队的好事还第一次登在报纸上。他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任命我为新兴大队团总支书记、新兴大队报道员。就这样我从矸子道的虎口中挣脱，到大队当上了干部。

　　1971年初，新民公社报道员王海军调到县革委会报道组，经他的推荐，我到公社当上了报道员。当公社报道员后，和李继伦的接触就更多了。我先后参加了县报道组在大巴公社、国华公社举办的各公社报道员培训班，多次听到李继伦讲的新闻写作课，使我的新闻写作水平神速提高。1972年，我一年在《辽宁日报》、《阜新日报》发表稿件100余篇，被阜新市委树立为全市新闻战线上的优秀“土记者”。

　　在新民公社当报道员时，我还没有敢想今后当一名作家。当作家的想法是“阳沟会议”后产生的，而且越来越强烈。

　　经李继伦向县革委会宣传组推荐，我于1972年9月调到县民族文工团当创作员。商调函一到，新民公社党委书记史规亭找我谈话。他说：“小丁，公社党委正培养你当革委会副主任，你最好留下来。”我思考再三，还是拿不定主意，就打电话给李继伦。李继伦劝我说：“振阳，我看你还是到县里来好，搞文艺创作你会有出息的。”

　　我听了李继伦的话，把官帽子轻轻地抛弃，到文工团当上了创作员。我到县文工团工作不久，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那木汗也调到文工团当创作员（据说李继伦也帮了忙），我们成了李继伦家的常客，每周最少要在他家喝两顿酒，谈的大都是文学创作。在李继伦的家，我又很快地认识了刚从农村调到县里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孟凌声和张绍先等。我们几个隔三差五就聚在一起，成了特别要好的朋友。

　　1974年“五一”节，我邀请李继伦、那木汗、孟凌声、张绍先和我大姐丁乃堃到我家阳沟去玩。一早晨，我们骑上自行车由县城出发，因那木汗不会骑自行车，换着坐我们几个人的“二等座”，翻山越岭来到阳沟屯。我的另一个好朋友，接我班的新民公社报道员刘景泉，为了认识一下心中敬仰的李继伦，也骑自行车跑了40华里，专程赶到阳沟屯参加了我们这次朋友集会。

　　我的父母和妻子特别好客，为朋友准备了一大桌子好菜。我们从下午一直喝到小半夜。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领他们到门前的小河边去玩。小河静静地流淌，像一条银线；河边小杨树刚刚绽放新绿，小鸟在林间唱得婉转悠扬……我们溜达了一阵，坐在林间的大石头上休息。

　　李继伦坐在一块大青石头上，用那充满希望的目光看着大家说：“我们到振阳家，酒喝了，山村小景也逛了，我总觉得应该合计点儿正经的。”

　　孟凌声把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推了推，说：“继伦，这几个人你是扛旗的，听你的。”

　　李继伦说：“我觉得咱哥几个应该好好琢磨琢磨，怎样才能把作品搞上去，都争取当上作家。”

　　我们这几个人都是爱好文学的狂徒，谁不想当作家呢？只是那时没敢想，怕当不上罢了。他这么一说，大伙的心里都像起了火苗，说话的音调也变得高亢起来。那木汗的大嗓门有蒙古族的粗犷豪放；有知识分子风度的孟凌声激动得双眼放光；连最小的弟兄刘景泉都腼腆地说：“我做梦都想当作家，就是不会写呀。”

　　当时我的心里也燃起了一把火，老丁家几代人都斗大字不识两口袋，到我这儿叫祖坟冒一把青烟，真的能出一个作家吗？当一名作家，这迫切的愿望在心底“呼”地升腾起来。

　　我们热烈地争吵着，忘记了吃饭，等妻子来到小树林喊我们去吃饭时，我们一看表，已经是过午一点钟了。李继伦兴高采烈地说：“今后，我们哥几个把这次讨论称为‘阳沟会议’吧，‘阳沟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我们抱成团，拼命地写作，争取当一名出色的作家。”

　　“阳沟会议”精神鼓舞着我们拼搏了几年、十几年，甚至一直到今天。参加“阳沟会议”的朋友，今天真地都成了作家：那木汗成了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在《蒙古贞日报》任编辑部主任，著有长篇报告文学《蒙古贞之子》、《山之歌》和短篇小说集《热土》；孟凌声成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编辑出版了十几部书，现任《人民政协报》驻辽宁记者站站长；张绍先是阜新市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了4部短篇报告文学集，现在在阜新县电视台当记者；小弟兄刘景泉也出版了两部散文集，是阜新作家协会理事，还当上了《阜新日报》农村部主任。有时我们巧遇在一起闲唠，总是提起“阳沟会议”，没有“阳沟会议”我们未必都能成为作家呀！

　　县文工团是1971年恢复组建的，到1974年下半年已发展到全团有60多人。忽然，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风，县级文艺团体要学习“乌兰牧骑”。“乌兰牧骑”人员少而精，我们团学习“乌兰牧骑”得砍掉一多半人。那我和那木汗非被砍掉不可，因为“乌兰牧骑”根本没有创作员的编制。

　　我正闹心的时候，李继伦主动地找到了我，“振阳，你知道文工团要精简吗？”

　　“知道。”我说：“恐怕我得被精简下去。”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李继伦说：“辽宁人民出版社修玉祥编辑来了，他要以我为主在阜新县组织一个‘三结合’写作小组，写农机战线上的长篇小说。我把你的名报上去，县领导批了，你就可以跟我去写小说。这样，你也不可能被精简下去了。”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每每走到关键时刻，李继伦常常为我排忧解难，这是我一家人都未敢忘记的。几天后，县领导同意了我们的“三结合”写作小组，由李继伦为主，还有焦书章和我。我们的写作小组刚一成立，就接到了在省城的修玉祥编辑的电话通知，辽宁省农机修造会议在昭乌达盟赤峰市召开（当时昭乌达盟归辽宁管辖），叫我们去参加会议。临行的头一天下午，李继伦到我的办公室，问我去赤峰穿什么衣服。

　　李继伦不但人长得帅，穿着打扮也特别讲究。我却不然，天性不修边幅，加上经济困难，穿着就更不像样子了，我指指自己身上的破裤子说：“穿啥？我是老母猪去赶集，家里外头一身皮呀！”

　　“振阳，走吧，到我家喝点酒。”李继伦说：“我新买了一条裤子，给你穿吧。”

　　在他家喝完酒，我大姐丁乃堃便把李继伦新买的灰色裤子给我找了出来，我一试，正合身。我问：“多少钱买的？”　

　　李继伦说：“13块。”

　　我说：“过两天我开支给你。”

　　“振阳，这裤子是给你的。”我大姐丁乃堃不高兴地说：“你要这样见外，这裤子可不给你了。”

　　我怕惹大姐生气，忙改口说：“大姐，你别生气，我就白穿了。”

　　丁乃堃笑了，“这就对了。”

　　13块钱的裤子，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件不值一提的毛毛小事，可要知道，那时李继伦和丁乃堃大姐的月工资每人只有41.5元。他们还有两个正念书的孩子，生活也不宽裕呀。可每次我到他家去吃喝，大姐都热情招待，我穿继伦的衣服、毛衣，花他们的钱，丁大姐从不心疼。

　　我的丁乃堃大姐比亲姐姐还要亲。

　　李继伦、焦书章和我在赤峰开会和参观学习去了10天。等我回到县文工团我和那木汗的　独身宿舍一看，门上贴着这样一个纸条：“仰头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蒿草人。”

　　这个那木汗，这个豪放、倔强的蒙古人，我去赤峰后，他怕被减掉没面子，自己打上行李卷，在门上贴了上述纸条回家了。

　　我们“三结合”写作小组经一年多的拼搏，由李继伦执笔的长篇小说《奔马河畔》于1976年6月出版。完成写作任务后，我再回到县文工团，县文工团早已风平浪静，精简工作结束了。假如李继伦不推荐我到“三结合”写作小组，我有可能被精简下去，那样我现在在做什么，只有天才会知道。无疑，我参加“三结合”写作小组，给我的今后小说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如今，我在报刊上发表中篇小说8部，短篇小说60余篇，还出版了中短小说集《响水湾姐妹》、《情仇》和《古寺烽烟》、《响水湾风流事两部长篇小说》。

　　《奔马河畔》的出版没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却引来一场横祸，尤其是李继伦遭到了灭顶之灾。

　　早在1974年1月，李继伦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走向山村》。这部报告文学是反映全国大庆式企业、农机战线上的一面红旗——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机厂支援农业题材的报告文学。《走向山村》无论当时和现在看，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大家都知道，报告文学不容虚构，是真实的，因此《走向山村》在歌颂工业支援农业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的同时，无疑也批评了其反面人物，这便引起一个“老头子”的不满，他开始到处告状。说来也叫人气炸肺，刁状竟引起了个别领导的重视，县里开始查处李继伦，说他写了“三本黑书”。这“三本黑书”是长篇报告文学《走向山村》、长篇小说《奔马河畔》、长篇小说《播种春天》（暂定名）的写作提纲。这也真是叫人笑掉大牙，孕妇还没有把孩子生出来，怎能说怀的是妖精呢？一部书还没写，只拉了个提纲就成了大毒草。

　　我和焦书章参加了《奔马河畔》的创作，自然也得挨整。李继伦意识到了这一点，急忙找到我，对我说：“振阳，《奔马河畔》我是执笔，有人找你写检查，你就把责任往我身上推！”一天，我走在街上，文化局的一名股长郑重地对我说：“丁振阳，你赶快写检查，要批判揭发李继伦的‘三本黑书’。”

　　我说：“要写检查得我单位领导通知我，你说不好使。”

　　那位股长气急败坏地说：“好，那你等着吧。”

　　我回到单位办公室，领导通知我说，省戏剧家协会办小戏创作学习班，时间是一个月，叫我第二天到沈阳报到。这个机会太好了，我当夜坐火车去沈阳，逃之夭夭了。

　　我走了，李继伦可没有逃脱挨整的命运。县里组织人批判他的“三本黑书”。在一次批判　上，从泡子镇赶来的那木汗不但不批判李继伦，反而说这会是整人的，大骂了起来，把批判会愣给搅黄了。一位领导气得说：“上面有‘四人帮’，咱县有‘三人帮’，这三个人就是李继伦、丁振阳、那木汗。”这位领导下决心要把李继伦批倒、搞臭、甚至踏上千万只脚。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1980年末，李继伦只好离开养育了他的家乡，携带妻子逃到朝阳去了。

　　李继伦搬家那天，赶来送行的工人和业余作者足有一百多人，有20多人争相爬上大卡车，非要把他送到朝阳不可。别人不管，我是首先爬上大卡车的，把他一直送到朝阳的新居。在从朝阳回家的路上，那种撕心裂肺的情感是难以形容的。是的，我们分开了，一个在朝阳，一个在阜新，可谁又能把我们的友谊，把我们的心分开呢？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冷丁地和李继伦分开，饱尝到了这股难受的滋味儿。他也一样，在朝阳举目无亲，更想念在阜新的老朋友。他搬到朝阳两个月，春节就到了。他打来电话，邀我们全家到朝阳去过年。接到这个电话，我们全家异常兴奋。他在阜新县的时候，我们一家在李继伦家过过3个春节，他们一家在我们家过过一个年。今天，我们两家相隔数百里，又要在一起过年了，能不高兴吗？

　　腊月二十九这天，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坐火车直奔朝阳。一下火车，他的朋友、朝阳文联组联部主任李连生带着市长的轿车早已等在车站了。

　　他刚搬到朝阳，没有住房，就住在凤凰山脚下的朝阳文联主席吕家营家的3间厢房里，轿车把我们全家一直拉到那低矮的3间厢房前。

　　我们两家在朝阳过团圆年，那是欢喜若狂，感慨万千。那几天，我们喝美酒，吃佳肴，海阔天空地谈文学，舒舒服服地骂白痴狗官……真是欢乐之极！

　　记得那年初四的早晨，下了一场小清雪。我出门一望，不觉来了诗兴，当即咏道：“小雪凤凰山／粉饰女儿面／待到日出时后／涂朱更娇艳。”

　　李继伦听后回屋拿起笔记录下来。他说：“振阳，我们就把‘待到日出后，涂朱更娇艳’作为我们的共勉罢。”

　　1983年，我从县文工团调到《蒙古贞日报》社工作，李继伦常来阜新，他劝我说：“振阳，你在报社有得天独厚的方便条件，应该多写报告文学”。我听了他的话，开始运用报告文学这一体裁，现实地、真诚地去描写那些风云人物，并于1989年7月同陈百成合出了第一部报告文学集《塞北的风》。

　　《塞北的风》一出版，李继伦积推荐我加入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建议李宏林会长给我们召开作品研讨会。1990年7月10日，《塞北的风》作品研讨会在阜新县蒙古贞宾馆召开。会议由李继伦主持，我省的专家、学者李宏林、范程、单复、修玉祥、祝乃杰、杨集才、孟凌声、王澜等同志参加了研究会。会议期间，李继伦问我：“振阳，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我说：“正在收集蒙古族老大夫邢布利德的事迹，准备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蒙古神医》。”

　　他特别熟悉邢布利德老大夫，支持我写《蒙古神医》，并把我的想法告诉给了沈阳出版社的文艺编辑室主任祝乃杰。祝乃杰主任当即表态说：“本社愿意优先出版这部书！”县委副书记王国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山朝光研究决定：把我从报社抽出来，尽快地完成《蒙古神医》的写作。借《塞北的风》研讨会的东风，我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蒙古神医》的写作。

　　我在阜蒙县农电局招待所，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蒙古神医》的初稿，稿子刚完成，恰逢阜蒙县文联成立。李继伦应邀回到了家乡。我把《蒙古神医》的初稿交给他，诚恳地希望他给予指正。他回到朝阳连夜看完了《蒙古神医》的初稿，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稿子写得不错，我愿意为《蒙古神医》作序，并希望我能去朝阳改稿。

　　我的《蒙古神医》能得到李继伦这样大作家的肯定，使我受宠若惊。1990年11月15日，我带

　　着我的好朋友刘廷顺立刻登车赴朝阳。我们还没下车，李继伦通过他的好朋友时任朝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金振华，早在朝阳燕都宾馆给我们安排好了下榻之处。我们一下火车，李继伦陪我们一直到燕都宾馆。在宾馆的客房里，李继伦拿出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蒙古神医》的序——《真正的纪念碑》。我读后万分激动，决心改好这部书。

　　李继伦对《蒙古神医》的初稿提了很多好的意见。在宾馆，我按他的意见修改作品。1990年11月17日，沈阳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祝乃杰打来电话，嘱咐我《蒙古神医》最迟要在　11月23日交稿。我屈指一算，还剩不到6天的时间了。就是我能改完稿子，刘廷顺也抄不完哪！这时，李继伦又把他的好朋友、朝阳市东风机械厂团委的岳抒青女士找来，夜以继日地同刘廷顺一道帮我誊清稿件。

　　11月22日下午，祝乃杰主任带着《蒙古神医》的责编藤建民专程赶到朝阳燕都宾馆督战催稿。我和刘廷顺奋战一夜未合眼，于23日准时把《蒙古神医》书稿交给了祝乃杰。

　　1991年3月，《蒙古神医》由沈阳出版社出版。《蒙古神医》出版后，社会反映强烈，阜蒙县卫生局下发了文件，号召全县卫生系统职工干部向邢布利德老大夫学习。这部书获阜新市文学创作一等奖，获辽宁省作家协会和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创作一等奖，获全国优秀图书三等奖。《蒙古神医》是我的成名之作，然而没有李继伦的支持和帮助，这部书也未必就能打炮的。

　　《蒙古神医》的良好反响，激发了我写报告文学的极大热情。十几年来，我先后与人合作出版了短篇报告文学集《塞北的风》、《塞北的路》、《塞北的魂》、《塞北风流》、《塞北新潮》、《绿色蒙古贞》、《天道酬勤》、《沸腾的山村》、《小镇霞光》和长篇报告文学《走进大山》，自己单独出版了短篇报告文学集《走出无声的世界》、《玉柱金梁》和长篇报告文学《播火者之歌》《任长霞式公安局长——梁伟》《民族教育家白遇阳》等。我成了报告文学的“爆发户”，成了全省小有名气的报告文学作家。

　　回顾我的文学之路，步步没有离开李继伦的指点，他是我的文学引路人。

　　如今他已故去十年，可我依然觉得，他能听见我的说话声，能看到我的文字，应该是知音惊天大泣鬼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