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老屋里的楠木方桌上，摆放着一只素净的白瓷花瓶，用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罩子扣着，罩子上覆盖着一块艳红的绸缎，显得郑重其事。小的时候，每每看到被装饰得很“庄严”的白瓷花瓶，总令我想到家家户户供奉的“伟大领袖”的雕像。

　　我是家里的老幺。哥哥姐姐都大一些了，知道体恤母亲的辛苦。唯独我，整天像个猴子似的上蹿下跳，只要是我看在眼里的东西，别打算逃过我那双“摧枯拉朽”的双手。为此，母亲总是召开家庭会议，责令所有人要将我看紧，不准许我碰桌子上的白瓷花瓶，否则后果很严重。

　　那只花瓶呈现少女的婀娜身线，奶白色的“皮肤”晶亮温润，瓶体上描绘着红黄蓝三条凤尾图案，简洁又不失优雅。原本她是有一个“伴”的。不知为什么父亲去世后，另一只花瓶就不见了。为这事，我曾问过姐姐们，可她们都不搭理我。再者说，母亲把幸存的那只花瓶宝贝似地珍藏着，更增添了她的神秘色彩。

　　那时我想，花瓶里面一定藏着什么值钱的宝贝。

　　家中人口多，来来往往的，很难有下手的机会。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夏天的一个傍晚，哥哥姐姐放学回家后，做完作业就找同学去玩了。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

　　机会终于来了。

　　母亲正用一个特别大的铝制洗衣盆在井边洗衣服。母亲有一个习惯，不干完手头的活计，轻易不会去做别的事情。我估计母亲在短时间内不会回到屋里去，就麻利地踩凳子爬上了那张大楠木方桌，心里虔诚地默念着“藏点钱吧，藏点钱吧”。我非常谨慎，非常费力地将那个足有我一半高的大玻璃罩从白瓷花瓶的头上拿下来，欲放在桌面上，想仔细看看花瓶里到底藏着什么稀世珍宝。可能是我太着急了，也可能是玻璃罩太大太滑，我重心没有把握好，“咣铛噹”连人带玻璃罩一起掉到地上去了。可也奇怪了，那么大的动作也没有把那个花瓶震落下来，她像个共产主义战士，刀架脖子上依然抬头挺胸迎风而立。

　　还没等我反映过来要逃跑的时候，母亲已经冲进屋里了。我瞬时就绷紧了肌肉，心里打定主意，如果母亲揍我，我就跑到院子里去哭，把隔壁秋景哥的爸爸妈妈哭出来，他们可以救我。可母亲看都没看那个花瓶一眼，就把我抱在了怀中，嘴里不停地说：乖，伤着哪没有，伤着哪没有……我心想，总算躲过一劫。当母亲确认我只是手掌划破了一点皮后，那一顿猛揍哟，真是呼喇喇大厦倾。母亲边打边说：“叫你淘，叫你淘，不是告诉你别去动她吗？啊，你偏不听。我要是跟你爸走了，你们哥几个喝西北风去吧。尤其是你，要是有一个后妈非打死你不可……”

　　之后不久，母亲请人又做了一个大玻璃罩。为了防止我再次闯祸，让哥哥把白瓷花瓶与新的玻璃罩一同移居到大立柜上面。

　　少年的心，总是会被新鲜事物所牵引，不久就把这件事放在脑后了。

　　然后，时间加速。

　　大学毕业那年，我利用到北京单位报道之前的空闲时间，回家探望母亲。赴京报到的前一天，母亲叫我把大立柜上面的白瓷花瓶取下来，她要好好洗洗。还对我说，她每隔一段时间就取下来，洗洗擦擦，免得氧化易碎了。

　　我想起小时候的那件事，说与母亲听，母亲竟全然不记得了。

　　我对母亲说：“重新买一个吧，现在好看的花瓶多得是。你如果舍不得扔就送人，省得还天天给它洗澡”。

　　母亲听了这话，嗔怪我道：“净瞎说！你还不如把我扔了呢。我和你爸这辈子就一起买过这一样东西，她们原本是一对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母亲的眼里散发着淡淡的微光。

　　这时我才知道这花瓶的由来。

　　我问母亲，“那一只花瓶哪里去了？”

　　母亲的目光变得暗淡，走到窗前，带着一丝我见惯的凄凉看向窗外。母亲说：“那只花瓶是你爸去世那天上午摔碎的。我只是在桌子上给你爸装饭盒，我没有碰那瓶子，我的手离那两只花瓶很远，我确信没有碰它，可不知为什么，那只花瓶就滚了下来，我拼命的想去接住它，可就是动不了……

　　母亲说到这里，肩膀开始抖动，频率越来越快，我听到她压抑克制从喉咙里挤出的抽泣声。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候，想把父亲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却无能为力。 

　　我被母亲这突如其来的痛苦惊呆了，我没有预料到这小小的问题，竟然把己过去数年的大悲痛再次拉到她的眼前。我的心越纠越紧，不仅仅是因为母亲哭声，而是在想，花瓶天天摆在那里，这么多年，它多少次把母亲带到那个万劫不复的时刻！时间并不是治愈伤痕的良药。

　　我语无伦次地想把话题叉开，母亲却像上了发条似的，全然不顾我在讲什么，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自顾自地讲下去，如堰塞湖一般，决堤，定要一泄千里。

　　“后来，一个算命先生对我讲，我和你爸的缘份已尽，无论如何也接不住那只花瓶，好好保护另一只就是保护一个家了！你爸走了以后，我一个星期没从炕上爬起来，爬不起来啊。我整天胡思乱想，一会想和你爸一起走，一会想，我走了，你们五个怎么办？儿子，你知道吗？你爸死的时候，妈才39岁！那个时候，有多少人认为你妈不是死就是疯，再不然就扔下你们五个改嫁。可妈偏不，偏要守着你爸，带你们五个好好活，好好活……”

　　父亲去世时，我实在太小，即便后来知道当时的情形，也是听别人点点滴滴的转述，无法触及心脉。而今，这段历史由母亲告之，那份疼痛，不仅是切肤。

　　在驶往北京的列车上，我无心观望车窗外急速闪过的景致，一遍遍回忆母亲的话，心绪难平。我懂得了，那只素净而美丽的白瓷花瓶里装的是母亲的信仰，只不过这种信仰没有教义没有章程，有的只是一个血淋淋的现实——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独自在草原上拉扯五个孩子艰难度日的现实。这个现实里面有一个执着的信念，那就是活着，为父亲，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