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秉忠出生在民国初建的第十个年头（１９２１年），他的小名叫鲍比。在这前一年，他的父亲母亲——著名建筑设计师过养默与宋庆龄的表妹牛惠珠，在美国完成了学业，带着才１岁的大儿子过惠生回到上海。不久，他父亲创办了华人的第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东南建筑设计公司，母亲则在东吴大学、持志大学等高校教授英国文学。一家人住在父亲亲自设计的胶州路３０８号那栋小楼里，过着亦中亦西的优裕生活。

这是一个典型的海派大家庭，　其家族早在１６０年前就与西方文化有了联系。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连串的意外，过秉忠也出国留学了。

漫天烽火迭遭难　小开突然无踪影

１９３７年，在鲍比（过秉忠）１６岁的时候，他的生活像是天塌了一般。首先是他的母亲牛惠珠，在一次医疗事故中不幸去世了。接下来灾难不断——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上海在“八一三”战火中满目疮痍。鲍比在这一年接连失去了三位长辈，除了母亲，还有两位舅舅牛惠霖和牛惠生，他俩是上海霖生医院和上海骨科医院的创办人，因长期过度劳累而相继辞世。

于是，老外婆倪珪金就成了他们小哥俩的唯一依靠。１９３８年，哥哥过恵生考进圣约翰大学一年级，鲍比升入圣约翰附中高三（也叫大学预科），他们住在学校里，一切费用由外婆来支付。

转眼到了１９４１年秋天，鲍比正在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读二年级，哥哥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了。不料随着战争的升级，美国驻上海的领事馆发布了撤离侨民的公告，在美国出生的过惠生是美国公民，他必须离开上海了。

老外婆倪珪金四处奔走，为大外孙购买船票和准备行装，还给在美国纽约的小女儿牛惠珍夫妇发了电报，让他们设法在旧金山找朋友接待过惠生。在过惠生离开上海的前一天，父亲带着两个儿子到银行公会俱乐部吃了顿饭，拍了张照片，孰料这竟成了他们在上海“最后的晚餐”。父子仨唯一的这张合影，在鲍比后来的历程中起到了非常特殊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过惠生离开上海还不到十天，接着传来了他乘坐的“哈瑞森总统号”在海上出事的消息。这对鲍比和已经７６岁的老外婆来说，又是一次残酷的打击。然而令老外婆更加无法承受的是，一个多月后，鲍比居然也不见了！

老外婆伤心至极，打电话把大女婿过养默叫来，沉着脸对他说：“惠珠去世后，你作为父亲是两个孩子的依靠。现在他们兄弟俩，一个生死不明，一个离家出走，你看怎么办？”

过养默在上海的熟人不少，但能帮忙找儿子的却不多。焦急无奈之下，他去找了“包打听”帮会的头头，把那天父子三人的合影照冲印了好多张分给他们。这帮人果然神通广大，第二天就有了回音：　有人几天前在“沈大成”面馆的二楼看见过鲍比，他跟八仙桥做棉花生意的刘老板的儿子刘生在一起吃面！

过养默立刻来到八仙桥棉花店刘老板家，这才知道儿子和同学刘生已经到浙江金华去了，他们要奔赴大后方重庆参加抗战。两个年轻人花了６００元储备票，通过一家暗地里送人去内地的旅行社办了两张良民证，在“沈大成”面馆吃过面后就出发了。

        男儿有志补天裂　跋山涉水赴金华

两人脱下学生装换上了灰布棉袍，打扮成跑单帮的商贩，跟随旅行社的向导先坐火车到了杭州，再设法渡过钱塘江。因钱塘江大桥已经炸毁，日本兵又封锁了江面，他们只能等到半夜，在离大桥很远的上游，雇渔民的小船摇撸过江。

上了岸，他们紧跟着那个向导在田间小路上急速前进，一直走到天蒙蒙亮，前面又出现一条河，一只带篷的小船停靠在河边等候他们。上了船继续前进，曲曲弯弯，走走停停，绕开了日本兵和伪军的盘查站，当晚投宿在河边的乡村小店里。第二天一大早上路，翻山越岭走了７０多里的山路，终于看到插着青天白日旗的金华县城了！他俩从未走过这么长的路，虽然很累却很激动。向导把他们带到一间小旅馆就走了，他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这时的金华县城是国统区的边缘地带，而离他们要去的大后方重庆仅走了十分之一路程！　

刘生给在重庆的姐姐发了电报，姐姐汇来１０００元法币给他做路费，而同行的鲍比此时已经身无分文，这些钱就成了他们两个人的路费。几天后，他们从金华坐火车到了江西的衢州，这是当时浙赣铁路的终点，聚集了很多难民和像他们一样的流亡学生。接下来要经过上饶、鹰潭、吉安去赣州，这一段路没有火车乘，只好设法搭乘过路的汽车。那是一辆运送江西柑橘的卡车，两个人爬上堆得高高的柑橘筐上面，颠簸了一天，饿了就抓筐里的柑橘吃，总算到了赣州。

就在他俩离开金华的第二天，被过养默派来找鲍比的表哥张龄增和顾明富也追到了金华。他们居然找到了鲍比和刘生下榻的小旅店，却扑了一个空，店主也不知他俩去了哪里，表哥们只好悻悻返回。

          赣州未见蒋经国　桂林却遇好厅长

鲍比他们到达赣州的第二天是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３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过小年了。赣州地处章贡两江汇合的地方，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是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管辖的专区，是个有名的模范县。旅店老板告诉他们：“赣州城里有个专员公署，是蒋经国的办公室，你们流亡学生可以在那里领到三块法币。”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他俩一早去城里找到了那个专员公署，倒不是为了三块钱，而是想请蒋经国专员介绍搭乘去重庆方向的顺路车。鲍比想，不管怎么说，蒋经国也是表姨宋美龄家的人，算个表哥吧，帮这点儿忙应该是可以的。谁知他们到了专员公署后，工作人员却说蒋专员已经不在这里办公了，还带着怀疑盘问了他很多家庭情况，而他们最想知道的搭车一事，对方根本没答复，只说让他明天再来。鲍比碰了个钉子很不高兴，不过第二天他还是去了，这是大年初一。接待的人没说别的，递给他一个信封，里边有８００元法币。鲍比觉得，这是给点钱打发他快走呗！

赣州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有了钱，他们就去买了南下的汽车票，到了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韶关，住在基督教青年会里，可以不用付住宿费，还有简单的早餐。可是一打听去桂林的火车票，他们傻眼了，手里的这点钱根本就不够！然而从桂林到贵阳，是他们去重庆的必经之路，也是当时唯一的通道，怎么办呢？　刘生跟鲍比商量，他有亲戚在湖南衡阳开纺织厂，也许能帮上忙，他先去探路，有消息再叫鲍比过去。１９４２年３月，在刘生姐姐和亲戚的资助下，他俩乘火车南下到了桂林，仍旧住在青年会里。

素有“山水甲天下”之誉的桂林，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没人来游玩，来的大多是从这里转道去贵阳再去重庆的，不仅有内迁的商贩、撤退的军人和流亡学生，还有从香港澳门逃难过来的富商及家眷，因此市面很热闹，饭店酒馆澡堂到处都是，还有从北方南下避难的各派京剧名角，拉起了场子就开唱，形成一种战时罕见的繁荣。鲍比和刘生抵挡不住美食和娱乐的诱惑，很快把手里的钱花完了，他们又陷入了困境！

就在他俩口袋空空、一筹莫展的时候，看到街边一张刚刚贴出来的告示，上面写着：凡是要到重庆大后方参加抗战并且旅途有困难的学生，可以到国民政府桂林民政厅去申请补贴。这消息令他们喜出望外，赶紧拿了身份证件就去民政厅了。

他俩离开上海后的这一路上，无论是跟住店的老板还是卖货的摊贩、挑夫打交道，都是刘生出面——他人长得瘦瘦高高，头发中分，穿上长衫挽起袖口，左手大拇指总是习惯性地翘着，一走一晃很有江湖派头。但这一次去民政厅，刘生坚持要鲍比走在前头。他让鲍比穿上他在衡阳的亲戚送的西装，打上领带，显得气宇轩昂，他在后边就像个跟班秘书。当他们走进民政厅大门时，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填表了。刘生佯装有要事，挤过去对前台的人说，他俩是上海来的，有事要见厅长！工作人员不知什么来头，只好领他们到了楼上厅长办公室。

民政厅长是一位胖胖的有点儿秃顶的中年人，正在堆满了公文袋的桌子后边办公。听到通报停下了手里的事，客气地请两人进了办公室。鲍比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说他俩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要去重庆参加抗战，而现在却搁浅在桂林……

厅长先生明白他们是来申请补助的流亡学生，非但没怪他们擅闯厅长办公室，反而夸奖他们参加抗战勇气可嘉。厅长还问鲍比和刘生：“你们在上海长大，知不知道有个鼎鼎出名的医生牛惠霖？他是我在英国留学时的好朋友！”鲍比一听，激动地说：“厅长先生，牛惠霖医生是我的大娘舅，他是我妈妈的大哥！”话音刚落，厅长忽地站起来了，惊讶地说：“啊，你是牛惠霖的外甥？那你就是我的世侄啦！我跟牛医生是最要好的同学，我们回国以后也有很多交往合作，‘八一三’刚开战时，我们还一起在嘉定、昆山组织伤兵医院，那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了，可还在坚持工作。可惜呀，上海沦陷后没几天他就去世了。他是个了不起的大医生，是个大好人哪！”眼前这位厅长一下子变成了亲切的长辈，这让鲍比感到非常意外和惊喜。

厅长先生随即叫人拿来表格让他俩填好，又让秘书发给他们两个信封，每人８００法币。他说这是战争时期政府能发放的最高补助了，并关照他们：“你们回去收拾行李吧，明天一早６点就过来，民政厅有车可以把你们一直送到贵州边界上，不用花钱。但是到了贵州地界上，我说话就不算数了，要靠你们自己啦！”

第二天一早，桂林民政厅用车把这些流亡学生送到通往贵州的一个名叫金城巷的边界小镇，然后车就回去了。贵州方面派人驻守在公路卡子上，来往车辆都要收费，人员还得下车接受检查，说是为了防止混入敌伪的奸细。

             荒村野店救人命　真情感动落难者

小镇上每天大量涌入流亡者，致使物价贵得离谱，而且人多车少，根本没法买到去贵阳的车票。他们投宿的所谓旅店，其实就是路边临时搭起来的棚子围成一个大院，房间是用苇席隔开安了几张板床而已。即使这样的大院也不便宜，如果不能马上离开，要不了多久，民政厅给的钱就要用光了。

旅店老板明白这些流亡学生的处境，主动给他们出主意说：“这里的公路卡子上，过境乘客是必须下车接受检查的，人过了边界，还要走到两三里地外的贵州境内，才能再上车赶路。很多人带着行李需要找人帮忙搬运，你们何不去卡子上看看呢？”两人觉得是个好主意，立刻买了两条麻绳带在身上。去公路卡子一看，果然有很多老人妇女愁眉苦脸地坐在路边，守着自己的行李叹气，也有许多挑夫在兜揽生意讨价还价。他俩仗着年轻力壮，摇晃着手里的麻绳大声吆喝：“给多少钱随便，不给也没关系，只当是帮忙！”此话一出，招呼他们的人多不胜数，当天他们就来回跑了好几趟。有一位香港来的老太太有好几件大行李，他们二话不说抗上肩膀就走，把她送过界上车之后，老太太感激不尽，还多给了他们一笔很可观的“小费”。晚上回到店里数数赚到的钱，两人的高兴劲就别提了。就这样，两个上海来的大学生为了旅费，每天早出晚归当起了脚夫，同时也四处打听，寻找能带他们去贵阳的车。

有一天下大雨，他俩留在旅店没去卡子上干活，听到大院角落里发出一阵阵的呻吟，跑过去一看，只见一个年轻男子满脸通红、赤身裸体地躺在床板上，下身已经溃烂了。两人见状，赶紧给他拿来了水和吃的东西，但是不敢久留。刘生说：“这人看样子是‘花柳病’，不赶紧治怕是活不了几天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动了恻隐之心。刘生问旅店老板，镇子里有没有医生或是郎中？“那个棚子里的病人快不行了，你总不想让他死在你的店里吧？”

老板听了这话，马上拿了一把伞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带着一个大夫回来，看了病人，也开了药方。送走大夫后，旅店老板拿着药方子对他俩说：“那个病人是司机，已经在我这儿住了好多天了，他房钱还没给哪！但我不怕他欠我的房钱，因为他的车就停在那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果然有一辆老旧的卡车停在道边。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再破的车只要能发动，就值不少钱。老板话锋一转，接着又说：“可是给他看病吃药是要花钱的，他病到这个地步，能不能救过来也很难说。你们两位是真心要救人呢，还是说说风凉话就算了？”

刘生二话没说，从店老板手里拿过了药方，也没跟鲍比商量，一个人冒着大雨就出去了。他找到镇上的药铺买了药，回来当即给病人吃了，还找了个江湖郎中给他打了一针。接连服了几天西药之后，那司机的病情有了好转，但还十分虚弱，全靠刘生和鲍比给他买药，并一早一晚地给他送吃的喝的。有一天，司机感激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串钥匙，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汽车钥匙，你们去把我那辆车卖掉吧。你们救了我的命，我不能再花你们的钱了！”

“卖车？这可不行！我们还等着你病好了把我们带到贵阳去哪！”刘生冲口而出。病人苦笑着：“我现在连床都下不了，还能开车吗？就是病好了，没钱付房租也脱不了身的……要是我还能开车，一定把你们两位贵人送到贵阳！”刘生安慰他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先安心治病最要紧，钱的事我们再想想办法。”

       为筹旅资巧设计　预售车票去贵阳

结果两人商量了一晚上，终于想出了一个不用卖车就能筹资的好办法。但前提是，那个司机必须在两三个星期内恢复体力，开车上路，要不然麻烦就大了！他俩把这主意跟司机说了，司机听了连连点头，还把车钥匙和他的皮夹克及开车的手套都借给了他们。

说干就干。第一步是跟旅店老板摊牌。刘生对店老板说：“司机的病慢慢好起来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开车上路。他欠了你很多房钱对吧？现在我们想了一个办法，你若是想把他欠下的房钱马上要回来，就请提供点方便，先准备一张桌子放在前堂，给我们用几天，可以吧？”老板也是个明白人，桌子很快搬来了，还配了两把椅子。

接着刘生去镇上买了两张大纸，又向店老板借来笔墨。这边，鲍比已经把他俩睡觉的床板搬出来了，就在旅店的门口支起了一个Ａ型的广告架子，那告示写得确是诱人：“预售车票！贵阳车票！现有去贵阳的货车带客，客票有限，欲购从速……”票价比市面上的黄牛票要便宜，售票地点的旁边画了一个箭头，直指店内。这个广告牌子刚刚挂出，就有人来问：“真的有车要去贵阳吗？”

“当然有，车就在那边停着！两个星期以后出发，想买票的先付定金，开车前一天换票，交足余额换了票就上路！”刘生坐在桌子后边，沉着地应付着询问者。鲍比坐在离桌子不远的另一边，抽着香烟翘着二郎腿，手里握着那串沉甸甸的汽车钥匙，椅子背上搭着那件油花花的皮夹克，俨然就是个“司机”了！

旅店老板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做起事来有板有眼，于是也帮着他们拉客售票。当天晚上，预售的３０张车票已经卖出去了将近一半，收到的定金足以应付病人的医疗和生活费用了。当他俩把钱交给那个司机的时候，久病不起的司机高兴得要爬起来了！

第二天，听到消息来买票的人挤满了店堂，预售车票供不应求，很快就卖光了。有了钱，吃药看病加营养，司机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体力也恢复了。半个月后他们开车上路，离开了广西与贵州边界上的小镇金城巷，那个帮了不少忙的旅店老板也摆酒送行。

满载旅客的卡车在丛山峻岭中走了三天，终于到达贵阳。感恩的司机不但免费带着鲍比他俩到了贵阳，还把他俩一直送到城里的基督教青年会。拿刘生的话来说，这真是意外地“烧了个冷灶头”，帮了别人也帮了自己。这时已是１９４２年的４月上旬了。

贵阳位于通往四川重庆的交通枢纽上，车辆和人员的流动量非常大。在贵阳青年会里，他们见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有大学中学的同学，大家见了面很开心。但刘生却说：“能碰到这么多滞留在此的同学朋友，可知去重庆有多困难了，咱们还得赶紧想办法。”鲍比注意到，青年会对面街上有一家上海银行分行，他知道二舅牛惠生的好朋友陈光甫是上海银行的董事长，几年前就到内地来了。这位他从小就很熟悉的陈伯伯会不会在贵阳呢？

鲍比一个人走进那银行，他要找的陈光甫虽然不在，但陈伯伯的儿子小陈经理在！小陈经理看到他后非常惊讶：“鲍比，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你为什么不跟你外婆说一声就跑出来了？”看着小陈经理的严肃表情，鲍比只好喃喃地说：“要是告诉外婆，她就不让我出来了。”当明白他目前的困境后，小陈经理立刻打电话，安排鲍比去见一位俞老太太，她就住在银行隔壁的旅馆里，是财政部副部长俞鸿钧的母亲，刚刚从香港撤离过来，明天要去重庆了。

小陈经理的家长式风格让鲍比很不习惯，但那位俞老太太倒很客气，也愿意带鲍比到重庆去。她有两部车，旅行车是她和几个女眷乘坐的，已经坐满了，另一辆是装满了行李的卡车，是临时雇来的。俞老太太问那个司机：“师傅，能不能带两个人去重庆？都是亲戚家的孩子，不会给你添麻烦的。”那个司机却口气生硬地说，只能带一个，多一个都不行！那时的司机没人敢惹，老太太也拿他没办法。

鲍比心里憋着气，回来跟刘生说了这件事：“咱俩千山万水都闯过来了，反而到了最后这一段却要分开了？我们还是另想办法一起走吧。”但刘生不同意：“不，你先跟他们走，不要耽误时间。不用担心我，我总会有办法的。”第二天，鲍比心情复杂地乘上了俞家那辆行李车，告别了一路上风雨同舟的好朋友刘生。１９４２年４月底，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重庆。算算离家出走至今，整整三个月过去了。

这是鲍比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他用自己的脚步选择了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