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阿明我是通过叶子认识的。先识其文，后见其人，再系统阅读其文，一个活生生的阿明，就一步步地向我走来；或者说，我们通过网络、文字和现实，彼此不断走近，似乎有一种缘分的力，在推着彼此相向而行，以微笑的姿态，直至神交。朋友就难免有了一些感觉，一种内心的基本判断与认知。因此，当阿明带来信息，谓要出一个评论集，希望为他的文和人说几句话时，我几乎是不假思索，脑子里就冒出了一个字：情，悲情的情。

　　本来，人是有血性的动物，情是人性的重要元素；因情而美，因情而累，为情而伤，几乎是每一个人一生中难逃的宿命；无情未必真豪杰，也是人所共知的道理。这一切都不足为怪，阿明也应不该例外。可是，当我要以悲情二字，为阿明的散文甚至内心世界命名时，还是连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

　　是的，自己怎么就把一位大大咧咧的男人，嫁予悲情了呢？不说与李昱、张爱玲同日而语，至少也可从中品“风潇潇兮易水寒”的婉约味道。这怎么就是我所认识的阿明？记得，开始我对阿明的印象，根本就不是这样啊。先前从榕树下零星读到的文字，倒没有什么特别鲜明的感觉，最多停留在一个玩文字的性情中人层面。书是同真人一同走到我面前的。好像是在前年或者更早，到沈阳考察一个项目，少不了要约约几位文友。完了公干，心里就慌慌的，晚宴和精彩的二人传表演，都是心不在焉，礼节性地做了应酬，便匆匆溜出刘老根大剧院，打的直奔约定的茶楼。到了才知道，热情的米奇、阿明，惠心早已到达，煮茶论文，虚位以待。心有歉然，可还没容表达，初次见面的阿明，便先声夺人，边斟酒边吆喝着，酒酒酒，充当了聚会的主角。也许文化的神交，本身就一种穿透内在的力，无须旷日持久，三杯两盏下来，我们已然推心置腹的老友。

　　这就是阿明，连同他的《检索黑人阿明》的书，还有《听剑集》，一下来到我的面前。其实，虚拟与现实，并没有切然的界限，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一种生活方式，界限只存在于我们的习惯里。我们同桌而坐，把盏共饮，相谈甚欢。如果说这就是现实中的阿明，那是与忧郁、悲情沾不上边的。无论是举杯交箸中的不依不饶，豪气加身，还是那书封面上的他，那副行走江湖，目不斜视，思而不拘，沉稳洒脱的样子，都似乎是侠义的，豪放的，耿直的，阳光的，触摸不到柔软与伤感的影子。这是刚见面时，阿明给我的初始印象。我曾经凭着一种直觉，在这样的印象中作过稍许的停留，并试图把它定格。然而且慢。翻开阿明的书，认真阅读，多读一些，印象顷刻瓦解。阅读那些平实中带着沉重的文字，还有那与文字血脉相通的人，作家本人或他作品中的主人公；然后，随着那文的文思循循而进，沿着一条文脉铺就的路，走进阿明的内心，去看看真实的阿明。

　　的确，阿明的文和人，性情色彩都是很重的。只要我们用心走近阿明，就会发现，透过肤浅的表象，外表阳刚豪爽的阿明，内心其实是那么的柔软，富有铁血柔情；他的情，性情，亲情，爱情，同情，都在文字营造的空间涌动，通过独有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包括他的人，即为人处事（这一点需要较深入的了解）；他的文，我所接触的主要是散文；他的记忆，一种阿明式的叙述方式。而贯穿于情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悲，一种幽幽的，隐隐的，撕裂心房的悲情。时代之悲，爱情之悲，人性之悲，像一道幽蓝的光，透析于文字的背后，让人感到，顺着那光，不仅可以走近他叙事对象的彼岸，而且可以在抵达作家灵魂中，获得一种精神在场的震撼。此时，你就再很难将阿明与表面的豁达豪爽，阳光乐观，大气粗犷之类的词联系在一起了。甚至，有时会让人弄不明白，究竟谁才是真实的阿明：文字的，还是现实的；或者都是，或者都不是。我相信，文字更能接近人的本真。如果我的这种判断成立，那么似乎可以确认：阿明的文字，应是更接近阿明内在真实的；而我们现实中看见的阿明，那种开朗，那种豁达，那种无拘无束，豪爽大气，也许包含着某种黑色幽默式的隐忍。此时，也许你就会禁不住在内心追问：你究竟对阿明了解多少？

　　阿明的时代悲情，是通过一批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爷爷，父母，外婆，二丫，花姑等，以一个个鲜活辛酸的生命体验呈现的，质朴、淳厚而痛彻人心。翻开《检索黑人阿明》，第一篇文章就让我思索良久。按照常规，家庭亲情的天伦之乐，是世间最美好温馨的感情。然而，阿明的开篇却是《天伦之苦》，不能不让人感到有些意外；进而想到，难道阿明家有不和，或境况贫寒。细读文字才发现，那种所谓的苦，并非与一个家庭的贫富和睦相联的小家之苦，而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悲情背景下的命运大苦。

　　以阿明笔下的爷爷，和他的命运呈现出来的时代之悲为例。这位坚守“横平竖直，规规矩矩”做人规则，视“儿孙满堂”为福的乡下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似乎都实现了，直至含笑九泉。然而，当我们随阿明的文字，于不经意间拾起他短暂一生的轨迹，才惊异地发现，这种所谓的幸福与含笑中，有多少常人生命中难以承受的时代大悲！悲剧从一种庸常的辛劳与发奋开始。年轻力壮时的爷爷，和许多乡下人一样，怀揣挣钱养家的梦想，离家别口，与人合伙做生意。刚有所获，曙光初露，沿着这条艰辛之路走下去，眼看便可梦想成真。可是，日本鬼子的枪炮，把他艰辛的幸福之梦炸得粉碎。后来送披红戴花的儿子打老蒋，种下又一个更宏大的梦。殊不知，“独自回家的路上雪雨交加”，不只是一种北方寒冬的天相，其实已是一种命运的预示。

　　有位思想家说过，人间最大的悲剧，不是敌人的打击，自然力量的挫伤，而是自己的亲人或朋友，出于某种善良、善意的目的而制造的伤害。阿明的爷爷正是这样。作为一个受千年封建文化影响的人，一个负责任的顶天立地男人，艰辛创家持家的本性没有改变。为了这个家，为了打败老蒋归来的儿子，甚至儿子的儿子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他不舍昼夜，拚命挣钱，使家庭逐渐殷实富裕，眼看追梦的目标就要实现。可是，命运似乎总是在跟他开玩笑。他做了许多美丽的梦，儿孙满堂的梦，发家的梦，幸福的梦，可就是没有预见时代的悲剧。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千辛万苦，给儿孙攒下的，竟是一个“富农”的包袱——整整一个时代，差点压死几代人的沉重政治包袱。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唯成分论的年代，这个包袱不仅压得他的儿子，孙子抬不起头。无论读书、参军、招工、提干，“成分”都成了儿孙们跨不过的坎，更成了他自己灵魂深处一个无法卸下的沉重十字架。为了不再给儿孙们增添麻烦，爷爷选择了逃避与孤单。他满足于邮递员送来在城里工作的儿子寄来的微薄“官饷”，却讳莫如深地生怕儿孙们在填写政审表时，在家庭“成分”栏填写自己创下的耻辱；逢年过节，他渴望儿孙团圆，可是为了让儿孙们与自己“划清界限”，在四邻喜庆的除岁鞭炮声中，他宁愿选择一人独处，在寒夜的黑暗中吧嗒闷烟；即便在过“粮食”关时，怕城里的儿孙们饿死，他省吃俭用，攒上乡下的葫芦条、干豆角、干菜和小鸡，要么用邮件寄去，要么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站上几个小时的车，送进城里，见一眼儿子孙子，寒暄两句，又趁夜深人静偷偷离去；就是在最后的时刻，在闭上双眼，撒手人寰时，他握住儿子的手却没有撒开……

　　我相信，这样的爷爷，即便再过一百年，儿孙们再重温起他多舛的人生和恩德，跪在他的坟前，也难能不泪流满面。当然，作为读者，我们从阿明爷爷的命运中，读到的决不仅仅是普通的大恩大德，山海深情，而是一种难以释怀的悲剧性命运。这种命运既是属于阿明爷爷和他们一家人的，也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一个民族的，具有人性的普遍意义。

　　爱情之悲，与爱情之美，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可以说，凡是有爱情甜美的地方，就会有爱情的坟墓。也许是出于一种关心、同情与警醒；也许是要去除杂质，更好地还原爱情的纯净；或者，出于一种内心深处的伤感和怜悯，难以疗治。总之，心怀悲悯情怀的阿明，似乎更善于用爱情之悲，来揭示爱情的本真。最令人难忘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外婆》；一位是《花姑》。

　　外婆的故事，说起来似乎离我还已有了一些距离，我们常常在一些红色经典中，以敬仰之心聆听或接触过。但它透视出来的爱情之悲及其根源、意义和审美价值，在这个时代并没有过时。这位名叫李敏，生于书香门户，浸润于浙江温州乐清山水的柔弱女子，念过私塾，读过女中，可谓知书达理。受上个世纪初席卷神州的新文化运动影响，她毅然决然冲破封建家庭的种种樊篱，满怀憧憬投身火热的革命大潮。在与一位同样热血沸腾的激进青年相识后，他们顺理成章地合乎逻辑地，把对新思想憧憬和革命的激情，延伸到了爱情。可是，就像对封建残余的顽固性，革命的曲折性、严峻性严重准备不足一样，他们的婚姻与爱情同样严重先天不足。因此，在仓皇逃避大革命失败的恐惧中，他们似乎别无选择，就逃入了早已预设好了的另一种更可怕的恐惧——封建意识和礼教的恐惧中。本来内向的她忧郁成疾。于是，厄运接踵而至，她成了家人躲避的瘟神般，搬离了家，那个名义上仍属于自己的深宅大院。

　　如果说，公婆的恶语，姑嫂的冷眼她都还可以忍受的话，自己曾经那么热爱，甚至托付终身的丈夫的疏远和凶神恶煞，则终于让她对理想、爱情、家庭和这个世界彻底绝望了。她死了，死于30多岁的青春年华。

　　阿明在简洁叙述了外婆理想悲剧一生之后，用了更大篇幅，紧紧抓住两个细节，追问外婆迷一样的悲剧人生。一是三张照片。这些照片，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外婆的美丽，幸福，期望和善良。这位倔强的女子，即便在遭遇命运不可承受之苦时，也总是以那种天生的美丽文静示人，而把痛苦深埋心里。她“至死也没有给家人诉过一句苦，在她写给妹妹的信中，总是说湖南的生活如何好，丈夫待她如何亲。”再是日记。没有人可以交心，她便以日记的方式自语。不断地记，记下自己的伤痛，记下自己的凄楚，记下那些不可告人的悲凉隐秘。对这些日记，阿明采取了隐忍式的叙述手法，没有具体呈现内容。但是，我们从那些隐隐约约透析出来的混沌，诸如“日记的主人过于消沉，好像永远摆脱不了黄梅天的阴霾”，以及记录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如今憔悴，风鬟霜鬓”中，不难触摸到，这位柔弱而坚强的女子，内心世界深深的悲痛、绝望与无奈。而外婆临死前，把女儿叫到跟前的那段“临终嘱咐”，更是对于所有女人，似乎都具有永远震聋发聩的警醒意义：“做什么事情心也不要软……没了妈你就要有做孤儿的准备，必须要强，必须自立，绝不能靠别人养活。”

　　同样，花姑也是为爱而疯，为爱而死的。每当我们读到作品，花姑那种祥林嫂式的疯语“嘿嘿，要我吧，嘿嘿，给你了”，几可成为那个年代，那个环境，那些具有与花姑一样爱情命运的女工们的悲情符号。令人心痛和震惊的是，这种现实的悲剧，不是什么封建礼教，政治迫害，或者宗族势力造成的，而仅仅是环境，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一个纺织厂的特殊环境。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应还记得，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男女关系都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相处须格外小心谨慎；加之女多男少，机器轰鸣，任务繁重，精神压抑。正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这个女人成堆的地方，“开始是神经衰弱，接着是神情呆滞，最后是精神错乱或精神分裂”，几乎成了这里的一大“风景”。在尼采宣判上帝死刑后，德里达赋予了上帝新的积极的意义。他说，上帝是什么？“无法预料之物，将至之物，无名之物”；或者说，上帝以他人之名走过我们身边，比如“正义，慷慨，证词，礼物以及民主。上帝就是他人的名字，任何一人。但是，在阿明笔下的纺织厂，我们见证的上帝，却几乎就是压抑，忧郁，绝望的象征。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环境的可怕，命运的可怕和上帝的无能为力。

　　阿明的《那丫》，让我想到人性悲情，进而联想到一个众口难调的问题：战争中的人性。交战双方是敌对的，你死我活的。但即便是在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战场，除了敌视与厮杀，除了硝烟，死尸，弹片，还有没有人性的光芒？回答是肯定的。从荷马史诗记载的特洛伊战争中的斯巴达王美奈拉乌斯及其妻子海伦，前苏联二战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兵们，到《拉贝日记》中的拉贝、《南京南京》中的陆川，以及日本导演山田洋次的《母亲》中的母亲等，都有数不尽的例证。在《那丫》中，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都通过一个案，几个人，一些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们的交缠纠葛，展示得淋漓尽致。

　　那丫因为爱情，为了满足她心爱的小伟到市场倒腾服装，利用单位管钱的条件，先后借给小伟24万元。在一次偶然的审计中问题暴露，那丫被抓，又正好赶上“严打”风潮，被判处死刑。其实，那丫是可以不死的，即便是在那时背景下，只要她积极退脏。但是，那丫放弃了配合与自救。原因很简单，她得知自己爱得死去活来，直至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小伟，在大难临头，却早已带着同居的“铁子”携款潜逃，断了她还款赎罪的路，她终于“人未死，心先死了”。这是人性的彻底颠覆或曰可悲。可是，那丫死心，却把伤痛与惋惜，甚至内疚与自责，留给了不该留的人阿明。又让我们感到，死亡开始的地方，拯救已经产生。那就是文章中带入的作者本人的人性纠缠。

　　阿明刚调入省监察厅，就被安排办这个案子，正因为在办案中表现积极，成绩显著，被提拔为厅里最年轻的处长。可是，在任命下达的那天，正是高院驳回那丫上述，维持死刑原判的那天。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正义与邪恶，理性与感性，职责与人性，在阿明内心里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令他接到任命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很着急，立刻打电话给被告律师”，甚至用粗话骂“谁他妈的有病”，骂的是告诉那丫小伟背叛真相，摧毁那丫意志的办案人员。在这里，阿明用鲜明的对比，将人性之悲，人性之危，人性之美，生动具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以一种巨大的在场力量，震撼着我们的灵魂。我相信，这样的震撼是超越时代、具体事件和时空的，具有人性的普遍意义。

　　阿明的许多文字，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写实性。对他所经历的生活，有一种强烈的介入意识。这无疑增加了阿明作品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空间，阅读时给人一种在场的真切感。阿明的叙述是朴实的，没有虚华与浮躁。就如讲故事，拉家常，阿明就站在你的面前，与你絮絮而谈。阿明喜欢回忆，写着写着，就走入了他悲情的记忆里。他人生中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对时代和生命的悲情观照，都被他一一请来，让我们检阅，使我们在阅读时，有一种“听阿明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感觉，使人怀疑阿明是否生活在记忆里。这使阿明的文字没有人为的疏离感，让人感到亲切自然。游弋于阿明的文字中，会常常被他的情绪所牵扯，于自觉不自觉中，进入他精心设计的情景框内，为某一种与己无关的情绪所左右。

　　也许是较多地落足于朴实，写实，记忆中，有时难免疏于对写作中所谓谋篇布局、立意结构的在乎，甚至没有太多地顾及文字的精心打磨。这使得阿明的一些文章，还不是尽善尽美。就像一份大餐，重在它的内容和内涵，结构和元素，而不是其中某道菜的绝香味。我阅读阿明的文字，就应怀着品尝这样的大餐之心。从总体上去把握他的丰富与实在，然后去细细品味他的悲情之美，被他的悲情意识唤醒；而不必拘泥于某一道具体的菜的色香味，那色香味隐匿在整体的大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