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最讲究辈分了。只要是熟人，见面称呼必能分清高低长幼，亲深缘浅。但小时候还是有一事弄不清楚：工人叫老大哥，农民叫老大爷，解放军叫叔叔。不是我瞎编，课本里就这么写的。按理说，老大爷辈分最高，但总是被大哥和叔叔管着，好不邪性。
　　1973年秋天，村子里来了一个“工人阶级XXX思想宣传队”，听大人说是来帮助农民（那时候叫社员）肃清林彪流毒的。虽然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土老帽和“副统帅”十六竿子也打不着，但坐在生产队的炕头上，听工人老大哥磕磕巴巴地念念报纸，讲讲国内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好形势，总比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要舒坦，关键是工分还照给。
　　可是，没过几天，瘸腿老七——我叫七大爷——就开骂了。他是队长，看着社员整天不干活，没事儿净扯闲篇儿（他原话），气得青筋暴跳：他奶奶的，秋菜眼看着就得砍了；苞米马上要掰棒子装车了；稻子也快收割了。还不拾掇拾掇家伙什儿，好好遛饮牲口，都等着喝西北风啊？没事扯他娘的闲蛋。那年头，别人说这话，最轻得进“学习班”，（如果出身不好）重了就得判刑。可是，我七大爷没事，他根红苗正，八辈儿以上都是无产阶级。“土改”时候，他还是“贫协主席”，所以，他敢和工宣队叫板。当然，老大哥有觉悟，不会和这农村倔巴子一般见识，或许，作为劳动人民，他们也是觉得抓生产才是正道儿。反正，没过几天，工宣队就撤走了。
　　但是，这一盘散沙的农民队伍，没有一个思想核心，没有一个组织约束，几天不就走向邪路上去么？当然，这是上级领导考虑的事体，不然，怎么会派出更强大的“先锋队”呢。
　　转过年的春天，农民老大爷们迎来了新的带头人——“解放军XXX思想宣传队”，为方便这些田夫野老记住，就简称“军宣队”了。那阵势，把瘸腿老七都唬得好几天没敢大声说话，更别说骂人了。
　　军宣队一行六个人，正好一个生产队分派一个，可能就是按这个数来的。清一色的男军人，说是军人，就是都穿着草绿色的军装，有的可能为了显示资格老，军装洗得有点发白，但只有一个戴着领章帽徽。队长们对他们的称呼都是“X参谋、X干事”啥的。没过几天，我们就学会了一句顺口溜：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干事干事，不干好事。好在都是小屁孩儿，喊出来也没人追究。
　　这六个人统一住在大队部的三间客房里，专设一个小食堂，妇女主任兼职做饭。每天饭菜飘出来的香味儿把对面青年点里的知识青年馋得直淌哈喇子。我们每天放学，宁可多走路，也绕道那里闻闻难得一闻的香味儿。
　　春天夏天，农活挺忙，社员们白天要下地干活，学习时间就放在了晚上。军宣队可能文化高，念报纸顺溜多了，讲起形势来也生动许多。有时候还指挥教唱一些革命歌曲。有些歌曲我到现在还能哼哼上来：“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社会主义好”什么的，都是那时候钻大人堆里跟着学的。后来，听说有个“小靳庄”，群众文艺搞得生龙活虎，军宣队就组织每个生产队的文艺骨干排练节目，白天不用上工，工分照开。这些文艺骨干，用瘸腿老七我七大爷的话说，就是一帮“二流屁”。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人家还真搞了一次汇演。那阵式，比看露天电影还热闹。
　　东北六月的晚上，气候相当宜人。劳作一天的农人有组织地拿着自家的小板凳或几块砖头，来到小学校的操场，抽起旱烟，扯扯咸淡。领操台上灯光贼亮，“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溜儿站在台前，个个双手低垂，眼睛呈45度角俯视。孩子们跟过年一样，穿梭疯跑，你追我闹。不一会儿，汇演开始，戴领章帽徽的军宣队慷慨激昂的喊了一会儿口号，娇滴滴的大队广播员王红报幕，各小队的节目轮番上阵。独唱合唱三句半，相声评书快板书，好不丰富。当然，内容都是批判这个那个和歌颂大好形势的。因为“演员”都是熟人，互动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演着演着，忘词卡壳也没人怪罪，只能引来哄笑或者打情骂俏。
　　多数的白天，军宣队都做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傍晚时分，他们打排球的场面记忆犹新。那时候，我们学校只有篮球和铅球。这得感谢他们几位，让我们这帮野孩子认识了排球。
　　大队部前面有个小广场，三合土地面溜明铮亮。下午放学，我们路过那里，一边嗅着空气中弥漫的家里没有的饭菜香气，一边还能欣赏他们的排球娱乐。几个人围成一个圆圈，一个比篮球小比铅球大的白色皮球在他们臂上手上掂来传去，嬉笑声也相伴而出。当然，这中间必不可少广播员王红。她是知识青年，声音甜美，皮肤白嫩，精致的脸上一双黑黑的大眼睛顾盼神飞，尤其那粗细长短恰到好处的脖子，跳新疆舞时，扭得那叫一个活……据说，自打军宣队来，王红就不在青年点大食堂吃饭了，把那帮男生羡慕得恨不得做变性手术，当然，那时候医学没那么发达，大家也就是忿忿地牢骚几句而已。
　　要说军宣队最斐然的成就，莫过于阶级斗争抓得紧。
　　自打他们一来，“四类分子”被召唤的频率加快了，但那几个老气横秋的家伙一天连大气都不敢喘，很难发现什么振奋人心的新动向新苗头，这让几位总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哀。好在，两个小青年和一群熊孩子让他们刷到了“不素餐兮”的存在感。
　　仲夏时节，庄稼很高了。那时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虽不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但漆黑的夜晚、遍野的庄稼还是可以滋长萌动的春心。我家前院的大刚哥和前前院的小琴姐，打小就合得来。俩人初中毕业一起回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时间久了，大概就私定终身了，两家大人也没怎么反对。那天晚饭后，俩人悄悄绕开乘凉的人群，手拉手来到村子外面的苞米地边上。也许是聊天把嗓子聊干了，也许是大刚哥想讨好小琴姐，他就地踹了两棵苞米杆，俩人当甘蔗啃了起来。其实，如果幸运，有的苞米杆确实甘甜多汁。不过，啃着啃着，他们就把苞米杆扔下，啃上更甜蜜的地方了。恰巧，王参谋带着两个民兵“巡青”，两人被一举拿获。
　　当晚，军宣队群情振奋，以高昂的革命斗志来应对新情况。他们连夜分三个小组，一组审问大刚，一组审问小琴，一组调查两家的成分和历史。结果大失所望，两家都是贫农，都在村里居住四辈以上，什么根子也挖不出来。于是退而求其次，由阶级斗争问题下降到男女作风问题，这在当时也是了不起的大事，如果坐实，那就得脖子上挂着一双胶鞋游街。那两组挑灯夜战，轮番上阵，就想整理出来拿得上台面的材料。可是，这一个未娶，一个未嫁，抓获现场俩人还都穿着衣服，实在不好定罪。最终，给他们定了一个“破坏社会主义青苗”的错误，开了一个批判会了之。
　　好多年后，小琴姐当上“孩儿她娘”了，有的小青年还逗她：嫂子，当年军宣队给你上的什么刑啊？她也毫不避讳了：刑倒是没上，就是轮班问，不让睡觉，问的那个细致，专门爱问我和你哥那点儿破事，嘴都亲哪了，手都放哪了，有的话问得——去去去，不和你们闲扯了。说到这里，已为人母、敢当街奶孩子的小琴姐脸上还能飘上两朵红云。
　　这事过了好久，大概到了老秋季节，一群熊孩子出事了。
　　小时候，男孩子们最爱看打仗的电影了。“英雄儿女”“南征北战”“小兵张嘎”这类影片，在露天广场都能看到十几遍。看完就模仿战斗场面打打杀杀，慢慢组成相对稳定的“队伍”，年龄稍大一点的自然成为“大官”，其余的按年龄分派职务，井井有条。
　　和我们经常“战斗”的另一支“部队”，战斗力最强，为首的两个人，一个叫大愣，一个叫锤子，两人都人高马大，小学毕业就不再读书了，每天东游西逛，手下弟兄也训练有素。他们不但能打仗，还经常偷生产队的马和驴，到村外骑着玩儿。
　　那天下午有点阴沉，大概是星期天，大愣和锤子带着几个手下在野地里玩儿，突然发现一头闲逛的毛驴。这驴不知道什么原因离了群，自己在这逍遥。孩子们乐坏了，感觉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于是，一哄而上，整个一下午，这头可怜的毛驴一刻没得消闲。天擦黑的时候，毛驴口吐白沫，卧在有些泛黄的草地上，那帮孩子毫不在乎，乐淘淘地回家吃饭去了。
　　当天晚上，饲养员发现出去的驴还没回圈，就央人四处寻找，结果在村边的野地里发现那头可怜的生灵已经咽气。队长马上报告了军宣队，队里立刻炸了锅，民兵第一时间抓来“四类分子”审问，结果都有人证帮助解脱。接着展开大规模调查，不到半宿，案件告破。当那几个小屁孩被民兵从被窝里拎到队部的时候，个个吓得屁滚尿流。紧跟着的隔离审查，小孩们都把指头朝向了大愣和锤子。因为他俩年龄大，也确乎是主谋。那些年龄小的被责成家长教育学校批评，两个“首领”开始接受漫长的关押和审问。
　　经过几天的调查，军宣队首先得知，他两家的成分是上中农，差一点就够富农了，于是得出结论：他们有破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动机和可能。继续审问，两个人把偷生产队茄子黄瓜一类的坏事说了一件又一件。但军宣队还是觉得分量不足，没有挖出更深刻的东西来。当被关押半个月的时候，在王干事的耐心启发下，锤子想起来一年前的事。一天上午，哥俩闲着没事干，手下弟兄都在上学，只好拿着竹棍子做的鱼竿去钓鱼，路过村边的一道红墙，看到上面用大刷子写出的大黑字“打到刘少奇”有点耀眼。俩人就争论起来了，探讨刘少奇和X主席到底谁的官大，结果谁也没说服谁，俩人就拿了一块砖头，在黑字“刘少奇”的笔画里，一替一下地写上“X主席”。军宣队几个人当即就像扎了鸡血一样，立刻把这哥俩带到现场，指认罪证。虽然经过一年的风雨侵蚀，但那哥俩可能当时还在比试着力气，那几个字还能清晰可见。
　　指认的当天下午，大愣和锤子就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
　　又过了两个月，判决书下来了，他俩都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还故意“挖社会主义墙角”。那年，他俩刚到十六岁。
　　这件事后，军宣队着实风光了一阵子，上级的表彰一个接一个。可是，没过两个月，他们突然间就消失了。消失的原因版本不一。一种说法是，抽调他们回去搞什么更大的运动去了。另一种版本是，那个叫王红的广播员，肚子一天天地大起来。她爸是恢复工作的高干，在追问女儿肚子的时候，王红也说不清楚是谁的，于是，老头施加了压力，就把那几位参谋干事撤回去调查了。
　　如大家所知，农村的老百姓肯定相信后一种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