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艳阳高照，金风送爽。广阔的华北平原上，一列快速列车向着北京奔驰而去……第五节车厢的前部，依窗坐着一位身穿灰制服的中年人。他，稳重憨厚、温顺随和，连说话都是慢吞吞、笑眯眯的。他的脾气好得简直象位密月中的新娘。然而，了解他的人却亲切地称他：犟渠。可不，为了这个“犟”字，他——保定地区小儿麻痹专科医院院长渠振江，付出了多少汗水和泪珠啊！

　　列车飞奔着……

　　渠振江信手摘下帽子，斜靠在坐位上，双目凝视远方。秋风徐徐拂面，片片果园，座座住宅，从他面前一晃而过。他的心潮随着这滚滚的车轮起伏不定，早已飞向了中南海！“弹指一挥间”，16个年头过去了。当年，那个毛主席书房前的警卫员，现在已经是享誉中外的有名的大夫了。美国《时代报》第3次刊发了他自学成才、热心为华侨关凤美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的消息。旅美华侨伍振权看报后，感慨万分，他为炎黄子孙中能有这样高明的大夫而深感自豪。特意剪下报纸，邮给保定市人民政府，转交渠振江。

      还亲笔题写《好大夫》七绝一首，遥寄致意：

      专程保定展愁眉，

      复遗回春发壮枝；

      内外传扬歌大德，

      关姑有幸得良医。

      今天，渠振江就是应美国患者关凤美的邀请，专程去北京联系出访手续的。

　　列车在轰鸣着。渐渐地，渠振江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他的事业是从中南海开始的。那是1959年春天，他应征入伍来到中南海，在丰泽园书房前为毛主席当警卫员。平时，他一有空就自学针灸技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301医院认识了军医李周唐。当听说李军医专门讲授解剖学时，他说啥也要学这门医术，并且经常利用休息时间，跑来当“见习生”。李军医不解地问：“告诉我，你为什么偏要学解剖？”“我弟弟就是因为无钱治病死去的。从记事起，我就立志要当一名医生，为穷人治病。”话不多，可李军医听起来却铿锵有力、震人心弦。他默默地将渠振江留下了。他收毛主席的警卫员作“徒弟”，是偏爱？还是好奇？不！是因为小渠懂得做医生的价值，内心深处充满着对医疗事业的无限追求和憧憬。从此，渠振江成了他的“编外学员”。谁知，他竟成了渠振江终身事业的引路人。

　　1969年仲夏，渠振江转业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身背药包，走村串乡，用几根银针为乡亲们治病。这年冬天，农民刘洛贵的母亲昏迷不醒己经3天。连当地有名的中医先生都认为无法可治。邻居们已经在锯木板做棺材，准备后事了。渠振江冒着大雪赶去针灸，他大幅度捻转提插。说来也怪，不到半小时，这位60多岁的大娘竟然睁开了眼，牙也咬了，居然救活了！从此，渠振江的名字在四里八乡传开了。

　　对这位在毛主席身边当了10年警卫的排长，组织安排了一个又轻松、又时髦的工作：到医院政工组当干事。渠振江却一心要当大夫。后来，总算安排到了保定市南市区医院。

      一天中午，他探亲来到唐县高昌大队，被一位邻居请到了家中。“好大夫，救救我吧！”随着凄惨的喊声，只见一位20多岁的姑娘，坐在炕上掩面痛哭。她叫王玉芹，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下肢瘫瘓，长年臥床。她哀求着：“大夫，人家都说您是毛主席身边回来的医生，一定要救救我啊！”这是位容貌俊秀的姑娘，如果有双好腿该多好啊！看着渴望求医的姑娘，渠振江非常同情。他一边安慰，一边针灸。从此，他每次回唐县，都要专程来针灸，一连回来了3次，仍不见疗效。当第4次来时，王玉芹由于病魔的折磨，已经死去了！这个意想不到的恶噩，犹如一声闷雷在渠振江的脑海中炸响！他的心象被油煎、火烧……蓦地，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弟弟病死的惨景。他扪心自问：当年弟弟病死，苦于无钱；今天，我当了医生，却不能为病人治病。难道小儿麻痹后遗症，真是不治之症吗？这些可怜的孩子只能瘫一辈子、拐一辈子吗？不！历史悲剧不能再重演了。陆游说过：“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我既当了医生，就应选定小儿麻痹后遗症这个课题，钻研下去。若闯不出一条治疗的路子，怎么有脸姓渠？又怎么有脸称“堂堂的中国人”呢？

　　列车呼啸着前进。渠振江浮想联翩……

　　闯路，谈何容易啊！论水平，他只是一个“见习生”，新针疗法也是自学得来的；论实践，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王玉芹仅是他的唯一患者。可是他却说：“如果老中医们都能妙手回春，那还要我们这些新手干什么？”不久，组织分配他到市第二医院进修外科手术。他高兴极了。短短一年的进修，他学会了普通外科手术，开始在复杂的下肢组织中，研究肌腱、血管和神经等功能。进修，只是引路；钻研，才能入门。他回到医院，买来猪蹄做试验，巩固手术技巧；用小孩袜子、自行车内胎练习，提高皮肤缝合技术；为了学打结，他家的茶壶嘴、凳子腿上，乱线缠了一层又一层；吃饭时，还常常把碗里的面条当神经；睡觉了，他用手比划儿子的小腿，经常把儿子从梦中摸醒。在军医李周唐的指导下，他自学完了《外科学》、《野战外科学》、《人体解剖学》等书籍，还研读了上海、天津的《手术图谱》。在6年多的时间中，遍访民间良医，写下20多万字的笔记。他弄清了：造成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原因，是由于患者的腿神经细胞水肿变性或坏死，造成了神经麻痹、血液循环障碍、肌肉萎缩、关节畸形、功能受到影响。于是，他从局部畸形寻找麻痹的神经和部位；又从麻痹的部位和神经寻找畸形的表现。经过反复实践，终于创造性地研究出了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循经手术综合疗法。”

　　1976年初秋，渠振江的第一例手术开始了。好象命运有意在跟他开玩笑：手术竟从晚上10点做到第二天早上4点，结果失败了。失败，对医生来说是最大的禁忌。有些医生为了保“名”，回绝了多少明知可以手术，但又怕担风险的病人啊！今天，“手术失败”的丑名也落到了渠振江的身上，他非常烦闷。是惭愧？后悔？还是灰心？不不不！都不是！用他的话来说，在这个时刻，后悔、灰心，都是白搭！唯一要考虑的是：失败的原因。他一言不发，拧开水龙头，冲洗去手上的血污，信步往家中走去。四周一片寂静，铅灰色的天空，笼罩着大地……也不知走了多久，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又慢慢地变成了片片金色的朝霞……啊！黑暗过后，才是黎明！失败，不就是成功的开始吗？渠振江返回身，加快了步伐，迎着霞光，大步向医院走去……

　　人的生命，就象一块燧石，只有当它受到敲击的时候，才有可能迸射出灿烂的火花，点燃起熊熊的成功之火。手术失败了，有人劝他：“别死心眼啦！外国专家都治不好的病，你还治得了？”也有人说：“你就别逞这个能啦！”可他却这样想：“人生的意义在于进取，我偏要出这个名！”快过春节了，人家都喜气洋洋写春联，贴“福”“禄”“寿”。渠振江也在忙：他把家里四面的墙上，贴上了几十张小儿麻痹患儿的畸形照片。还将社员挖出来的两具尸骨拿回家来洗干净，按人体骨骼构造配好。这可气坏了丈母娘，三天两日跟渠振江吵，说这些东西“不吉利”、“冲财神”！渠振江只当没听到，一心研究人体下肢骨头的构造，从骨头上了解神经和骨骼的关系。一天晚上，他听说保健医院有两个死婴，就悄悄跑去要来，拿到手术室冲洗干净，认真解剖，从中弄清人的神经系统、神经走行及神经支配的各个组织，一干就是通霄……实践出真知，人瘦了，可是手术失败的原因却找到了……

　　科学的设想和敢闯新路的倔犟性格，为他的事业开拓了道路。第二例手术开始了。患者，蒙古人民共和国华侨焦品，刚满13岁，迟缓性瘫痪，拄拐11年。渠振江按照循经手术疗法，给他精心做完了手术。

       手术康复后，焦品的母亲归国前挥泪写下了《祖国啊，我的母亲》一文，其中这样写道：“我的儿子焦品，两岁得了麻痹症，已经有11年了。我到处求医，跑遍了乌兰巴托及祖国的大医院，都没治疗效果……来保定手术后的第三天，孩子忽然狂喜起来，喊：‘妈妈，我的脚趾会动了。’我以为孩子是在说梦话，没理他。孩子腾地坐了起来，拉我看他的脚趾。我看到他的脚趾果真在动，刹时间泪水模糊了我的眼。我便伸手去摸，呀！热乎乎的！我一把搂住孩子，泪如泉涌。焦品这条腿是十多年来不能自身发热，没有御寒能力的呀！6月28日，焦品终于扔掉了拐杖，迈出了自已的步子。13岁的孩子，第一次获得了走路的自由，兴奋得在房间里来回走个不停……归国求医，拄着拐杖来，扔掉拐杖回！这个神话般的奇迹，终于在伟大的祖国实现了！7月6日，我同孩子踏上了归程，告别了祖国——我的母亲……”

      几天后，清苑县望亭乡社员董同义又来做手术。谁又会想到：这位扶拐走路20多年的青年，手术后不仅扔掉了拐杖、找到了对象，而且还能开拖拉机、搞短途运输呢……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几年来，几内亚驻华临时代办杜尔的朋友西拉、多哥驻华大使的孩子、蒙古、美国、香港和全国各地的患者，相继慕名前来治病。到目前为止，渠振江已经做了手术三万二千多人次，有效率达90％以上。渠振江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他以回春的妙手，解放了千万个残疾患者的劳动力；他以高超的医术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以大胆改革创新的犟劲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一位患者在感谢信中这样描写渠振江：

      手上千般技，心中一点诚；

      患者得新生，片片人道情。

      其实，渠振江的人道之情又岂止只体现在一把手术刀上？在患者的生活中，同样渗透着他的拳拳爱民心：那是1981年的春天，金色的迎春花刚刚开放，又一批患者来到了医院。广州来的工人王铁华和佳木斯的女青年阚丽娟，一年前曾一起住院，又一起请渠振江做了手术，效果非常明显。这次，他俩相约再次来做手术。手术顺利完成了，效果更加明显。他们一起笑啊！唱啊！高兴极了！看着这两个被病魔缠身十多年的年轻人，渠振江突然想到：他们也是人，同样有着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如果他俩结成伴侣，不仅有利于他们的生活，而且更有利于他们的学习和进步。真是“无巧不成书”，渠振江刚跟阚丽娟说了意思，谁知这位21岁的姑娘竟一口应承，并一定要请他当“媒人”。后来，这对年轻人结了婚。去年他们又来了，并且抱来了不满周岁的胖儿子，夫妻俩争着让还不大会讲话的婴儿喊渠振江“爷爷”。

      几年来，渠振江不仅治病，还先后接济少数经济比較困难的患儿……用患者的话来说，“渠振江，是拯救我们走向光明、获得新生的伟大父亲。”他解救出来的儿女四海皆有，他应该感到高兴和自豪。可是，每当谈到这些，他总是报之一笑。谁又会知道，在他憨厚的笑声中，饱含了多少辛酸啊？

　　车轮滚滚，渠振江的思绪象开闸的潮水，翻腾着……

　　在事业的道路上，他饱尝了多少人生的风刀霜剑、辛酸苦辣啊！据国际残疾人年统计：当今世界二亿零三百五十万残疾人中，有一百五十万人是属于小儿麻痹症致残的。现在世界各国还没有解决这个病症的妙方。可是，偏偏不然，中国的渠振江却以自己的心血，解救了千万个瘫拐儿女。《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继作了报道。

      按事实说，渠振江为祖国的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谁知，这位“无名之辈”得到的却是怀疑、讽刺和中伤。有的人甚至不顾事实，以“没有科学价值”全盘否定了渠振江的治疗方法。他真不明白：难道我解救了1万多个瘫子、拐子，没有科学价值？难道“无名之辈”，就不能去闯“医学禁区”？心中的苦闷，对谁去说？对谁去讲？多少个夜晚，他久久不能成眠啊！亲友劝他弃医，爱人要他改行。然而，古人说：“破帚自珍”。渠振江毕竟是条犟汉子，认准了的真理，非坚持到底不可。他心里很清楚：干，才有出路；不干，就等于默认了那些不公正的结论。只有以高超的医疗水平，才能澄清是非，自我正名！他依然义无返顾地忙碌着自己的事业。

　　渠振江，这根刚从石板缝里钻出来的嫩竹，并非只遇到了严霜和冰冻，他也感受到了春风的温暖和爱抚。党和人民最了解渠振江，就在最困难的时刻，患者给了他极大的支持，社会各界给了他无穷的力量：41名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联名上书党和政府，诉说衷肠。他们用自已治疗的明显效果，驳斥了那些流言蜚语，要求政府支持渠振江的事业；《人民日报》社专门派出记者调查，证明渠振江治疗总有效率达84％，加编者按在报纸上刋豋了《疗效就是根据》、《求全责备未免过分》等稿件。

　　最使渠振江难忘的是：原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到保定地区担任地委书记的邢崇智，热情接待了数十名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对渠振江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那是1980年初冬，邢书记和秘书丁文斌，驱车来到南市区儿麻医院，逐个询问患者病情和治疗效果。患者们围着自己的书记，激动地唱起了《小儿麻痹之歌》：“离别爹和娘，求医寻四方，有脚不能行，有手无特长。生活多艰辛，何日能解放？保定渠振江，治病有神方，手术成效快，患儿扔拐杖，感谢渠大夫，深恩永不忘……”

      一些即将出院的患者，以万分喜悦的心情在走廊里来回行走不停，感谢党培养出了这样的好大夫。还有的患者，拿出他们入院前拄着拐杖走路的照片，给自己的书记看。邢书记的眼晴湿润了。当晚，他把渠振江请到了办公室，勉励他说：“各地这么多儿麻患者来保定投医，这不是保定的负担，而是保定的光荣。你是人民的医生，医生的天职就是要解脱病人的痛苦。我们要向人民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为了解决床位少、患者吃住困难的问题，邢书记亲自主持地委开会，成立了“保定地区医学科学研究所附设小儿麻痹专科医院”。派去了干部，增添了器械，并任命渠振江为副院长。

　　1981年深秋，邢书记和丁文斌在涞来源县搞调查，了解到：城郊有位高兰凤姑娘，瘫痪19年，双腿不能行走，建议渠振江为她手术。并派丁文斌带着渠振江驱车200多里，闯过易县最难行车的十八盘山路，来到高家会诊。当他们第二天返回保定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丁文斌又与涞源县委联系，用专车将高兰凤送到保定地区儿麻医院。经渠振江手术后，高兰凤终于扔掉了拐杖，站起来了……

　　慕名求医的人越来越多，医院开始扩建。1982年12月9日黄昏，一辆灰白色的上海轿车停到了儿麻医院门前。邢崇智书记一下车就笑着对渠振江说：“明天，我要到省委去工作，地委的工作都移交完了。来看看你的专科医院，盖得怎么样了？”他们一起登上了已经盖了一半的治疗楼。邢书记了解修建情况后说：“应在楼后边加盖一个食堂和一个水房，这样病人的吃饭饮水问题就解决了。你的报告，我已委托给地委领导了。”话未说完，渠振江的泪水，已夺眶而出……邢崇智担任省委书记后，一直关怀着儿麻医院的建设，经常了解渠振江的治疗情况和患者的疾苦，指示有关部门及时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列车奔驰着。渠振江有多少往事要回顾啊……

　　自从患者联名上访、记者内查外调、邢书记悄悄私访后，渠振江心里多了一个念头：党和人民给了无穷的力量，我该如何报答？邢书记走后，他自筹资金盖起了一座拥有100张床位的专科医院。他任院长，聘请了一位副院长、5位医生、5位护士和15位勤杂人员，实行了院长承包责任制。从此，床位周转率大大提高，患者的开支明显下降，医护人员的收入有所增加。

　　1984年初冬，内蒙古巴盟地区，寒风呼啸，滴水成冰。五原县迎宾旅馆里，却是一番紧张、热烈的景象：渠振江大夫正和助手们一起，在为小儿麻痹患者施行手术，电视台的摄影师，正在抓拍这分分秒秒的精彩镜头……

      几年前，渠振江就了解到内蒙有一些小儿麻痹患者，迫于路途遥远、经费困难，长期得不到治疗。他想：专科医院是专门为患者服务的，难道就不能送医上门？这次巴盟之行，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为230多名患者做了手术。他们石膏自已运，路费自己拿，吃住自己报，手术费收得还比内地少，纯收入损失近万元。但却使患者每人节省了400多元钱……一位美国患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曾赠送了500美元。渠振江全部记到了医院的账上，他用这笔款特地购买了一台高级无影灯，安装到了手术室……他以自己的医疗技术，为党增光，为民谋利，为国争名。

　　一天，美籍华侨、著名电影导演关文清的女儿关凤美，来保定求医。她，3岁得了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扶膝，肌肉萎缩。三十多年来，曾在香港和美国历访名医，毫无疗效。一次，专程到香港某医院治疗，不但没有治好左腿，反将无病的右腿手术致残。当时，有人劝渠振江：“算了，别为给华侨治病，再担风险吧！”朋友的劝告不是没有根据的：1979年，陕西一位患者出于感激之情，给渠振江邮来3斤核桃仁，渠振江立即邮回2元钱。结果就为了这点“礼物”，闹得满城风雨。更何况，现在是一位美籍华侨的小姐来就医呢？刚刚好起来的名声又得付之东流。但是，渠振江认为：名声，值多少钱？我是党和人民承认的医生，解除病人痛苦就是最好的名声！

　　其实，他比别人心里更清楚，关凤美是个特殊的患者：她的父亲关文清，是四十年代上海电影界著名的导演，又是一位永远不会被炎黄子孙们忘记的爱国华侨。抗战时期，这位老人，曾以自编自拍的电影《长城血》激励人们为民族、为中华，奋起抗战；抗战胜利后，他又拍摄了《复员泪》电影，劝导人们不要打内战。后来，就在他漂流海外，历尽沧桑之际，他最小的爱女关凤美落病致残。老人为祖国，献出了孩子的双腿，难道我就不能拯救他的女儿，使老人有个幸福的晚年？37岁的关凤美，是渠振江手术以来年龄最大的一个。年龄太大，在手术中确有一定困难。但每次禁区的闯过，不都是从这些具体的“第一”开始的吗？他和几位医生详细检查了关风美的双腿，认真分析了病情，反复修改了手术方案。为了方便华侨，还决定：手术3天后，派车送她到宾馆养息。他和另一位医生每天3次到宾馆为她检查、换药……

　　手术开始了。渠振江熟练地做完了全部手术，仅仅用了40分钟。奇怪的是：关凤美一点也不感觉痛。手术3天后，关凤美冰凉30多年的左腿，开始发热了；原来弯曲不直的脚拇指伸直了；渐渐地走路不用扶膝；小腿也开始长肉了。关凤美欣喜若狂，立即给父亲拍发电报，泣报喜讯……渠振江收到了关凤美夫妇邀请出访美国的信……

　　“呜——”列车飞驰着，快到北京站了……

　　渠振江走过的道路，不正和这奔驰的列车一样吗？迎风斗寒，栉风沐雨；有严霜，也有春风；有欢乐，也有辛酸。但是，列车却总是不达目的地不停息。所不同的是：列车有铁制的巨大的发动机，而渠振江有的是一位共产党员忠于党的医疗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